第 21 楼
（十四）难忘的旅途
武陵打油匠
这几年，出差坐过火车的人都清楚，沿途大、小车站都挤满乘车的旅客，上车的人多，下车的人少，外出务工的人流，不分季节，向南方涌动，只见潮涨，不见潮落。趟趟列车人满为患，列车上送盒饭，送开水和卖小食品的服务车通过都非常艰难。旅客像一根根筷子插进了竹筷筒中，动弹不得。行旅架上堆满了编织袋和塑料薄膜包裹着的被褥和衣物，又占驻了车厢内的有限空间，车内的空气无法流通，被压缩得更加浑浊，呛人的气味，乌烟瘴气，熏得旅客睁不开眼睛，令人窒息。单薄的京广线承担着铁路沿线几亿人口的运输任务，早已不堪重负了。
我回家拿了换季衣物，又要回牯背岭。实在不愿去为买张车票，耽误半天的时间。托熟人买火车票，不好过分要求买自己适合的那趟车，只要不用自己排队，有张车票就行了。
火车下午五点开的过路车，我四点钟就得吃晚饭，腹中残存的食物未消化掉，还吃不下东西，考虑到坐火车，不确定因素太多，还要吃塞东西放进肚子里垫底。
我匆忙赶到车站。车站到处都是外出谋生的人，他们背着大包小袋，集中到火车站川流不息。我随着人流挤进了车站。今天，车上没下来几位旅客，仍是满满的。上车的人太多，争先恐后塞在车厢门口，谁也挤不进去了。眼看到了发车时间，站在车门边穿铁路制服的女人着急了，敞开喉咙叫喊着：“还有人没上车，快往车厢中间走，别堵在走道上。喂！门口那位别楞着，往里挤呀！”她指着位堵在门边，还未挤进去的女士，又大声喊：“喂！”挤在门外的几个人同时回头望着穿铁路制服的女人：“说你们几位。还犹豫什么，又不是上花轿，克服点困难，别堵在门口，使点劲往里挤！”人们好不容易才挤上了车，误了不少时间，车注定要晚点了。我夹在人群中，心里只犯嘀咕，还不知道下几站还有多少人要挤上这趟列车。
我将挎包挂在胸前，颠着脚后跟，自己根本不用使劲，随着拥挤的人群慢慢地挪动。这招，还是在革命大串联时学来的。用这种办法，免费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人没挤伤，鞋没被踩掉，挎包也没挤破。我没想不到这办法，又派上了用场，还蛮得意的。
我随人流挪到车厢的洗漱间。这儿早有八、九个农民工模样的人，正蜷缩在洗漱间里面。看样子他们实在太疲惫了，东倒西歪，相互依偎，或靠，或趴在编织袋上酣睡，像上辈子就欠睡，正好抓住这难得机会找补回来。他们身边挤满了旅客，懒得抬一下眼皮，甚至可以不吃不喝，省去了尿尿，拉屎，不到达目的地前，他们是不会动弹的。待车到终点站后，他们立刻精神抖擞，想尽办法，找活干，盼赚点辛苦钱，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子女上学交学费，为了救治亲人支付医疗费，对车上发生的事，用不着去操心。
我根本无法插进他们的领地，只能保持金鸡独立的姿势。没办法，只好又拼命朝前挪。好不容易挤到乘务员休息室门口，这里能勉强插进双脚，还有股嗖嗖的凉风，才觉得喘气舒畅了点。心里一乐，车上再去哪儿找这样的好地方！我在这儿休息会，先把这身臭汗吹干，一会儿，汗吹干了，身上却留下一层薄薄的盐霜，粘在身上很难受。我好喝水，车上没水喝，要强忍着。我奢望：有盆温热水抹澡，有杯热茶喝就美了。
休息室内坐着位年轻的乘务员，他的职责是为旅客服务，却无法迈出这个门去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一没书看，二不读报，两眼望着窗外，傻样地坐着，显得很无聊。我见里面还可以容纳下两个人。我寻思着：能混进去坐坐，喘口气。但是，如何才能达到目的呢？唯一的办法是能够与他交谈，才能寻找到机会。
我没话找话，主动与之搭讪。那年轻的乘务员对我根本不理不采。我脸皮厚，见他的表情并不讨厌我，估计会有点希望。我不会放弃这难得的机会，用热脸去贴他的冷脸，厚着脸皮再去试试。我从口袋里拿出盒自己都舍不得抽的香烟，打开抽出支恭恭敬敬地递给他：“请抽支烟。”开始年轻人根本没打算接。我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学着样板戏《沙家滨》阿庆嫂那诙谐的口吻对他讲：“来！烟不好！请抽一支！”这办法还真灵。他抬起头正眼望了望我，这办法仿佛对他有点促动。他又用极快的目光顾眄烟盒，看清楚了，这烟是本地的一种高挡烟，又瞅了我一眼，不是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外出谋生的打工仔。至少算是个“破落白领阶层吧”。他这才用正常人应有的目光再朝我望了一望，接过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从鼻孔慢慢地冒出烟来。我的想法，他心知肚明，看他这驾式，并不想让我进去坐，很让我失望。我心里也清楚，他接过我的烟和让我进去坐，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他没有必要对我兑现没有任何承诺，仍旧可以悠然自得地望着窗外，让凉风吹拂着自己。
我挤在窄小的空间不能动弹，等待着，希望他发善心，让我进去坐，觉得时钟间走得越来越慢。手表的秒针在嘀嘀哒哒地走，每秒的时光并没拉长，可每分钟却有八十秒，难说清楚，可能还会更长些，我渐渐失去了信心。暗暗在责怪自己怎么会这样，都老大不小的了，还用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太不值。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车厢的灯全都打开了，广播里在一个劲地唱《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我平时最爱听这首歌，今天越听越烦，什么生活比蜜甜，老子比黄连还苦。
也许他是一个人坐在那儿觉得太枯燥乏味，或是有其它什么原因。他用施舍者的口吻，说：“喂！你进来坐。”我不相信刚才听到的话，愣住了。年轻人用手指了指椅子：“哎！你进来，坐。”尽管他脸部并没有什么表情，但这回相信是真事了。我喜出望外，连忙拖着麻木的双脚，挪了进去。我顿时感觉到全身被挤压的筋骨舒展开来，嗡嗡作响的脑袋也慢慢的清醒了，有座位的滋味真好。再听广播里唱《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又回到了以前的感觉，真还有点比蜜还甜的味道。
为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或是为了感谢这位年龄至少小一轮的年轻的人，或为了讨好他，也可能是三者兼备。待我有了精神后，就马上发挥自己能侃的特长，天南地北奇文轶事涛涛不绝胡诌起来。年轻的乘务员被我的讲话深深吸引，听得津津有味。门外的人也在静静的听着，窗外习习凉风扑面而来，我很惬意，门外的人羡慕不已。
列车的钢轮在铁轨上不知疲倦地滚动着，发出均匀的哐当、哐当的声响。我好像跨越了时空隧道，来到了理想的世界，一切都觉得美好，再仔细看看这位年轻人，觉得他长得挺帅，想夸他象那个影视明星。但是，近几年影视届的宣传铺天盖地，阴盛阳衰，宣传女明星远远超过了对男明星宣传的力度。我一时想不起来那位男明星与谁相像，不好用这种方式去恭维他，搜索枯肠，准备改用其它的话题。
过不了多久，有个广东口音的小伙子，对着乘务员说：“先生，请出来一下啦，有戏（事）找你啦。”乘务员比猴还精，知道在他的话语中在暗示着什么，立即使劲挤了出去。
我凭第六或第七感觉到了危机感，好景不长，这儿要换人了。我用警觉地用眼角余光扫了他俩一眼。见那个广东口音的小伙子，尖面猴腮的，穿着套阿迪达斯运动服，其气质与这套高挡运动衣毫不相关，无法掩盖他那猥琐的模样。我越看越像个吸白粉者。他拿出两包“三·五”牌香烟，做贼似的塞给了乘务员。乘务员挺专业的接过香烟，用极麻利的动作揣进了口袋。年轻的乘务员讨好神色地对那小伙子耳语了几句。尖面猴腮的小伙子笑而点头作答。他转背进来，脸上好不容易才有的笑容，顿时荡然无存，带着几分愠色，对着我说：“出去！”声音不大，态度很坚决。我再看看年轻的乘务员，筒直不敢相信，他怎么长得与那个小伙子一个模样，真象孪生兄弟。我心里在暗暗地骂着，丑八怪，真难看，还想象那位明星，你也配做明星，做梦去吧！我心里仿佛好受多了，知趣，不得不灰溜溜地从刚刚坐热的凳子上站了起来，又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了看刚刚坐热的地方，平静地挤出到门外。
这时，我像阿Q受到赵老太爷呵斥，不再承认我是“革命党”了的感觉。讲粤语的小伙子横了起来，像位凯旋归来的将军，轻蔑地看了我一眼，坐在滚烫的凳子上，又与年轻的乘务员和谐地谈笑起来。仿佛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这些年来，我目睹了各种人因所站的角度不同，按“经济规律”办事，采取的不同的手段，他的做法也不一定出于本意，只不过在利益的权衡下，他宁肯舍弃我，不能去责怪年轻人。况且，我与之萍水相逢，已让坐了会儿，优惠过。有些人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至上的关系，连女人的肉体都可以用来交换金钱，有买家就有卖家，什么事都可以用金钱去获取，这样的遭遇就见怪不怪了，人要知足，算是有滴水之恩吧？
我又挤在原来站的地方，时刻有人想尝尝凉风扑面而来滋味，朝这儿挤。我从小就干过苦力活，人也长得敦实，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捍卫所站立的这块“领地”， 不是别人想来夺就能轻而易举夺走的。自我感觉好了，人不能事事与人去较劲，要有点阿Q精神，过得去就该知足。
我又清晰地听到，列车在不知疲倦地滚动，依旧发出均匀的哐当、哐当的声响……
我的脚被挤得没法挪动，随着时光缓缓地流逝，脚渐渐麻木到肿胀，又慢慢地失去了知觉。火车像位七老八十的小脚老太太，还那样按部就班，不急不慢地走，根本顾不上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似的旅客。他们希望早早结束这次难熬的旅行。列车每经过一站，就要晚点，累积起来，到达白石渡车站，整整晚点两个小时。对铁路部门来讲，是属于正常的范围了，旅客都理解。我拖着不听使唤的双脚下火车，一个趔趄踏空了，差点摔倒，我赶紧抓住车厢扶手，站稳，缓缓地活动筋骨，才能慢慢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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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奇 遇
五陵打油匠
白石渡车站正在扩建，夜晚停止了施工，只有守材料的值班棚里有微弱的光亮，听到了脚步声，他们从值班室里走出来，用雪亮的手电筒对着刚下车的旅客照，尔后，又关闭了。下车的旅客眼睛被这炫目亮光照射后，他们又突然将雪亮的手电筒关闭，被晃得看不清方向，分不清东南西北，眼前变得一团漆黑。我不得不闭上双眼，站在原地不敢动，眼睛闭了好久，才模模糊糊看清楚方向。
工地上，四处是载重货车碾压的车辙，车辙久碾，成为了深坑，积满了泥浆水，不小心踏下泥坑去，溅一身泥浆水，虽无生命之虞，却怕伤人葳脚，是件令人烦心的事。我怕有不测，聚精会神在坑坑洼洼的瓦砾中行走，七歪八扭才走出车站。
停车坪冷冷清清，仅见一辆北京吉普车孤零零地停在那儿。我上次回来，土豆开双排座车来接站。火车十点多钟到站，不晚，这儿停靠了一排中巴车在等客。中巴的老板们见到下车的人，像蚂蟥听到水响蜂拥而至，为了争夺乘客，他们敞开嘶哑的喉咙，像寒露后的昆虫，发出悲哀的鸣叫。僧多粥少，旅客用不了两辆中巴就全装下了，大多数车要放空回去，中巴车的老板们白烧了油，亏了。
从白石渡到达县城，需三十来分钟，根本不必担心坐不上车。所以，这次回来没打电话请乡里派车来接站，可惨了。我没见到一辆中巴，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今天要步行回牯背岭了。我随身仅带点零用钱，还有几件换季的衣物，不重。从古至今还没听说女流氓半夜出来滋事强暴大老爷们。她敢来，咱什么都不害怕，为了确保自身的人生安全，不受到伤害，她叫干啥就干啥，不讲半个不字，毫不吝惜地奉献一切。因此，我根本不必担心自己有什么安全问题。
我从未走过这条路要步行回去，山道弯弯，黑灯瞎火，估计要花费三个多小时。我想：夜晚从山里出来伤人的野兽早已难觅踪迹，但是，各种蛇却没少见，它们常盘驻在路边的草丛中，虽不主动向人发起攻击，但是万一不小心踩到它，它会自卫反击，狠毒地咬你一口，天黑，分不清这蛇是有毒还是无毒，听说莽山有种蛇，名叫“铁烙头”的蛇，有巨毒，万一它有兴趣到此一游，买彩票中不着奖，可偏偏能遇上它，麻烦可大了，想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别看我平时胆大天不怕，地不怕，却怕长虫，没车，怎样回到牯背岭呢？
这时，从吉普车里下来个年轻人，迎面走了过来。对我说：“去县城吗？今天就这部车。刚才来过中巴车，见火车晚点，不知要等多久，都走了。”“票价多少？五块，不还价。”他口气强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我想：中巴车白天票价是一圆，现在都半夜了，人家也不容易，五块贵了点，也不算离谱，看了看吉普车的牌照号码，是县政府直属机关的车。这年头，公车似官轿，是身份的标志。办私事能用上公车，是件挺让人羡慕的事，几乎成了全民的共识。他一个普通的驾驶员晚上把车开出来，顺便带客捞点外快，赚几包烟抽，他违规，并不违法，空车回去同样耗油，还方便了他人一举两得。
我随年轻人上了他的车，接着从两边门挤上来七、八个人，还有个女士抱着个孩子，加上开车的年轻人，共有十人，人多，挤得小孩嗷嗷叫，那女士大声喊着：“挤着小孩啦！”没人理她。还有几个没上车的旅客，后悔嫌车主要价太贵，犹豫了一下，再想挤上车，来不及了。车在崎岖的山路上七转八拐，晃来晃去地行走。超载这么多人，轮胎会不会爆，下坡时，刹车会不会失灵？我的心一直在悬着。
年轻人把车开到半山腰，停了。他打开车厢顶灯，对大家说：“喂！各位，对不起了，每人再加五块钱，不愿交钱的可以下车，自己走回去。”车上的人面面相觑，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坡上停车，这人也够损的，没办法都左右为难，只有那抱小孩的女人先补交了五块钱，其余的人想抗议，却也没有办法，极不情愿地补交了钱。
我在打开车厢顶灯的一刹那，看清楚了这人的面孔，我曾与他有一面之缘。有一次，这人与县政府的驾驶员小敏一同散步，遇见过。我和小敏寒喧了几句后，这人就站在旁边没吱声。小敏还向我介绍过他，只是现在忘了他姓甚名谁了。这不是乘人之危吗，我生气了，壮起胆子说：“我是省里派到这儿来工作的，你今天这样做不太合适吧！”可能是他不健忘，或者是突然想起点什么，自知理亏，没收我的钱。
车到县城十字路口，离县政府还有一段路，车停了。那人叫大家都下车。我清楚他的车是要开进县政府去的，只好装傻，背着行囊，跟着大家下了车，朝牯背岭走去。
我沿着公路出西门朝牯背岭走去。出城后就没路灯了，前面漆黑一片，又是个回型弯道。汽车从这飞驰而过后，旋风将积存在这旮旯里煤灰尘土卷起来，又降落了下来，罩在路人的身上，我曾多次“享受”过这种待遇。这儿是车祸的频发地，现在夜深人静，人迹罕至，路上的车会疯狂奔跑，时刻要提防呼啸而过的运煤车。要先听，再看，快跑过，千万不能大意。突然，迎面从梅田方向开过来的运煤车，呼啸而过，黑色的粉尘也伴随着旋风扑面而来。小心无过错，真来事了。紧接着旋风裹挟的黑色的粉尘，弄得我嘴巴、鼻孔里进了黑色的砂粒，眼睛又好久才能睁开。车开过，我不敢停留，赶快离开这个地方，根本没想要掸去身上黑色的粉尘，加快步伐离开这里。
拐弯，可以借助星光，隐隐约约看到牯背岭了。
在周先生的画展上见到久违了的油匠，得知他新近写了一篇回忆当年在乡下挂职扶贫工作的文章。
回家后，在电脑前呆了几个小时，一口气读完了《牯背岭》（一）至（十五），感觉描写细腻，且越往后读，越觉得语言精练，人生百态，跃然纸上。
佩服油匠！为《牯背岭》赞一个！
（十六）夜游“儿童乐园”
我回到牯背岭，已是凌晨。平时我走路脚步重咚咚的发出声响，不用通报姓名，老远就知道是我回来了。半夜大家都进入了梦乡，重重的脚步声肯定会影响他人的休息，我轻轻地上楼，开门，开灯。
屋内满处全是灰尘，这才回去几天，门窗户都关了，可灰尘还是觅缝钻进来。我一路颠簸，成了无人看管寺庙的灰头垢面的泥菩萨。口渴，看看热水瓶，空的，连瓶塞都挤不出水来，两只水桶倒放在屋角，屋内一滴水也找不到。白天可以到隔壁讨口水解渴，或去厨房打开水。现在都半夜了，同事睡了，炊事员忙碌了一天，早已进入梦乡，过不了多久，他又要起床做早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够辛苦的，真不忍心现在去叫醒他，还是克服困难。我提着桶，拿着毛巾、肥皂和换洗衣服，悄悄的去玉溪水河四孔拱桥下去洗涤。
下了牯背岭，沿着公路朝南走，不到一华里是玉溪河，河上有座四孔拱桥，桥下水流缓慢，没不过膝。清晨，附近村妇不慌不忙地穿过各条弯弯曲曲的小径，来到玉溪河桥边，洗菜的在上游，蹲下来，无声无息地洗菜。洗衣浆衫到下游，将要洗的衣物摁在桥边的石板上，举起棒槌有力地落在衣物上，发出梆！梆！梆！的声音，不远的山岗传来一阵有节奏的回响，划破了清晨的寂静，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夏天，一群光屁股小孩聚集在这儿，游泳、嘻戏，或分成二个假想中的“敌我阵营”，打水仗，流水变成了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军火”。他们将这些“弹药”毫不吝惜地倾泻到“敌方阵地”，这儿是他们理想中的乐园，也是他们快乐的时光。孩子们地尽情地玩耍，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留下了欢乐的笑声。
今天的夜静悄悄，月亮躲进云层中去了。我只听到桥下哗啦啦流趟的河水声，还有黑夜看不见又不会发出声响的小鱼和小虾，远离都市的喧嚣，可以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给予的静谧，也学着孩子们那样天真地玩耍。我把桥礅当成一群儿时的伙伴，也将它作为假想中的“敌人阵地”。 我也拼命地将“弹药”毫不吝惜地倾泻到“敌方阵地” ，尽全身的力拍打水面，河水溅到桥礅上，又反弹回来，溅落在河水中，发出轻快的哗啦啦的声响。我使劲越大“哗啦啦的”声音越响，慢慢累了，溅落在河水中的哗啦啦的声响渐渐变小，像在演奏音乐，声响有高，有低，有亢奋，有激情，在这“哗啦啦的”的落水声响，如美妙的音乐声在桥洞中回荡。仿佛还夹杂着孩子们快乐顽皮的欢笑，我又回到了儿童时代，也发出了天真灿烂的欢笑。我洗净身上的尘灰，油泥和盐霜，让旅途不愉快的事和疲劳统统地抛弃到脑后，不愿意再去想它。
我变成了混沌初开时的亚当，仁慈的上帝怕我孤独，准备趁我沉睡时取下一根肋骨，去造出一个女人与我为伴。我却毫不领情，偏要泡了杯浓酽的茶水趁热喝下去，睡意全无。上帝生气了，说我是个不知好歹的东西佛袖而去。黑夜茫茫只剩下我一个人，过着与世隔绝茹毛饮血的生活，孤零零地与百兽打交道，它们没有礼义廉耻，不懂忠孝。它们都还耻笑人类繁文缛节太多，为夺食，知丑不知足，其实，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它们原来是知足不知丑，现在却变得不知足也不知丑了。为了争夺食物，相互厮杀、张开血盆大口，企图吞下眼前的一切……
太不可思意了，那位年轻的列车乘务员，那个尖面猴腮的人，那个用公交车捞外快的人，本不想他们，却偏偏又浮现在我的眼帘。社会就是这个模样，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世上不如意的事，要比称心如意的事多。如果遇到称心如意的事多，那么一定是人们有求于你，又另当别论了。我告诫自己不要去自寻烦恼，只有自己去寻求快乐，快乐才会永恒地伴随着你。
天快蒙蒙亮，我有了睡意，闭上眼迷迷糊糊地睡了，醒来时已是上午九点多。听到窗外有人在讲话：“牛副乡长昨晚回来了，你看这是他洗的衣服，是半夜晾的，才滴干了水。我们快十二点钟才睡，这儿还没晾衣服。”“他没叫车去接。”“没有。”“古书记还问过我，他来没来电话。”是土豆和大木子的对话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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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小店轶事
食堂的早饭开过了，只好去牯背岭对面的小店吃碗米粉。我来到小店，又换了个新老板，他们卖了一早上的米粉，正坐在矮板凳上摘菜，准备中餐。他们不认识我，见有人进来，爱理不理。我看到灶边的案板上，放着个笠箕，里面还有些碎米粉，勉强凑起一碗的米粉。米粉搁在这经风一吹全干巴了，像随手扔在基建工地一堆生锈的扎丝。可自己还是昨天上车前在家里吃过饭，都十几个小时没吃东西，饿极了。离开午饭还有几个小时，米粉碎点没关系，能填饱肚子就行了。我要了碗肉末粉（这儿离广东近，生活习俗与他们类似，肉末粉是用生肉末在米粉汤中烫熟。）。老板打算将这点碎米粉倒入潲水缸去喂猪。见还能卖几个钱，求之不得。老板马上叫出在内屋清理营业款的老板娘赶紧出来下粉。
老板娘将热气腾腾的米粉端上了桌，上面没有一丁点肉末，仅有点些干瘪皱巴巴的花生米。我问了句：“怎么没肉末？”老板娘一翻白眼：“肉末没有，放花生米比肉末要香，好吃。”
我是所谓省里来的人，在郴楠乡在人们眼中好歹是个公众人物，自己得装出文雅大度的模样，不能讲半句使人生厌的话语，这样虽然活得特累人，却没有办法。我看到这些干瘪的花生米，只能在脑海中翻腾，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想象，是任何人都看不到的：在昨天夜里，几个喝酒的朋友凑在一块来小店宵夜，几盅白酒下肚，血管臌胀，满面红光，阔论高谈，声浪一个盖过一个。拼盘和几个炒菜吃完，剩下这盘油炸花生米，他们用筷子轮番把这盘花生米扒过来拔过去地选，“矮子”中间挑“高个”，觉得能看上眼的全都嚼碎吞吃下了肚。剩下的这些难看的残次品，没被他们选中，经过唾沫沐浴，全被丢弃在桌上。夜深了，客人走了，老板劳累了一整天，困了，眼皮重千斤怎么也睁不开了，也就懒得去收拾，只想早早上床睡觉，他伸了个懒腰上床便呼呼睡着了。
老板开店以来，天天都盼生意好。可是，在这地方开店，人们消费者观念不同，抠到的几个钱，看得太重，舍不得花。老板想尽了各种着数，招揽顾客，人累得像旱天的禾苗，头也抬不起来，还是赚不了几个钱。俩口子好久未亲热了，夜里女人总是推自己的男人，想干点什么。可是她老公要死不活的样子，沾床就呼呼大睡，连话也懒得说，把这事早忘到霄云外去了。他也不知道又有多少日子没碰过自己的女人了。现在，外面的诱惑太多，防不胜防，要不是两口子行影不离，她真怀疑老公有什么艳遇，为此他的女人很沮丧，也只好忍着。
天热，夜深人静老鼠和偷油婆在黑暗的洞穴和夹缝中憋了整整一天，好不容易才熬到天 黑，可是，又来了几个喝酒的人，他们在这折腾到半夜才走。老鼠和偷油婆才从黑暗的洞穴和夹缝中爬出来，这儿成了它们的天下。
老鼠本来并不想祸害人类，感谢人类将它们排在地支首位，心存感激，想与人类能和平共处，不想与之为敌。但是，一些可恶的文人骚客在闲暇无事时，将长相猥琐、尖面猴腮伙伴比作老鼠，相互寻开心。从此，这些言谈以讹传讹，一传十，十传百，传播开来，有不少人把这当成真事，把这些不实之辞，统统都强加在老鼠头上，又用它组成了更多的贬义辞，太可怕了。如：贼眉鼠眼，贼头鼠脑，鼠目寸光，抱头鼠窜，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老鼠生儿打地洞等。从此，搞得老鼠灰溜溜的，只能偷偷摸摸晚上出来活动，再也不敢在白天招摇过市了，它们成了冤大头。
偷油婆也很气愤，明明自己有名有姓 “姓‘蟑’名‘螂’，全名叫‘蟑螂’”，人们却硬要叫它做“偷油婆”， 多难听，它从没偷过油，它也叫冤屈。蟑螂不全是母的，还有公的，怎么都以婆相称呢，不成了女儿国吗，叫蟑螂今后怎样繁衍后代？自古以来有那么多贪官污吏不去管，却拿这些无名鼠辈、小虫作为攻击的目标，越想越来生气。所以，夜里不知有多少老鼠和偷油婆（蟑螂）出来，将人们忘在外的食物上爬来爬去，懒得去吃，在上面排泄点“佐料”，让人想起来就觉得恶心。
我越想越恶心，肚子再饿，也没了胃口，真想把这碗粉全倒掉。可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大概认为我这是极愚蠢的想法，分明是在向我抗议。我只好将这些令人倒胃口的花生米一颗颗夹出来，堆放在桌子上。夹起米粉，在汤中涮了涮，见“汤”（水）为净，勉强吃了几口粉，尽管口渴，没敢喝一口汤，付了钱，准备离开了小店。
这时，土豆来到小店拿着个大茶杯来小店来倒开水，见我回来了，想过来打招呼。看到丢弃在桌上的花生米，明白了什么，过去小声地跟老板讲：“你怎把我们几个人吃剩的花生米放在乡长的碗里，你晓得啵他是省里来的。”老板愕然，对土豆说：“我又不知道他是谁，没肉末了，用花生米代替。”尽管土豆和小店老板讲话的声音很小，我听到了。我颇有绅士风度，莞尔一笑，头也没回走了……
晴空万里，天上没有一丝云彩，看样子又没雨下了。别说是庄稼都盼着下雨，我也望天老爷下场大雨，把马路洗刷干净。这两天在外办点事，在马路上走一趟，连钻进鼻孔的灰都是热的。
听说县里的民兵在附近架起了几门炮，发射碘化银弹，击中了雨云，经风一刮，要雨的地方没下雨，早稻谷的晒谷场不要雨却一个劲地下，使人猝不及防，帮了倒忙。我惦念着夏家村在山田里种的一季稻，正是需要水的时候，现在不知怎么样了，要抗旱吗。
这时，刘小佳手里拿着塑料壶，带着一群村民，到了牯背岭。刘小佳见我后，像老朋友一样向我打招呼，接着说：“牛乡长，不对！应当叫‘牛老弟’，我们这些村民都是落实了你的指示，不抛荒。可种了稻谷，缺水。你也知道，平价柴油只要几百块钱一吨，议价柴油要一千多块钱一吨，贵了几倍。卖的粮食是平价的，我们买不起议价柴油。你是省里来的，麻烦给批个条，买点平价柴油，不多，只要百把斤柴油。”我听他一口气说了一大套，倒抽了口凉气，从哪儿去弄这百把斤柴油。附近有几处加油站，都是所谓市场调节价，那来的平价油。但是，我又很快镇静下来。对他们说：“别着急，你们休息一下，我先去问问情况，再答复各位。”
我找到办公室的文秘书，问他，这种事以前是怎样处理的。他告诉我：“乡农机站还存放有柴油，准备抗旱用的，具体数目不太清楚。你写个条，让他们去农机站买。”“我批的能算数吗？”“农机站会卖给他们柴油？”文秘书笑着说：“放心，他会的。农机站的站长是乡人大代表，你来担任副乡长，要经过乡人大代表举手表决通过后，县里才能下文。你不认识他，他认识你。”我如释重负，赶快写张便条，还是有点不放心，请文秘书在便条上加盖乡政府的大印。看了看，认为不会有问题，回住房的道上，脚步轻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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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化肥事件
武陵打油匠
古书记刚到办公室，电话铃响了。赵家村的村干部在电话中说：“村民在乡供销社买的氮酸氢铵，不够份量，盘洪亮准备带他们到理论。”近来社会治安存在些问题，为保障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中央三令五申，一定要搞好安定团结，千万不能激化矛盾。
传闻，农民种田买不到平价化肥，为了不误农时，在公路上拦截运输化肥的车辆，卸下化肥，清点数目后，按国家牌价将货款交给驾驶员。公安局拿着这个案子非常棘手。怎样处理？农民种田要肥料，买不到。买议价，太贵，买不起。农民问平价肥到那儿去了？我们该去找谁？法不治众……
另有种说法，有农民弟兄在公路上拦截一辆二道贩子用批条买的平价化肥，准备从甲地运送到乙地去卖高价牟利。农民买不到平价化肥，不得已而为之。公安局因法不治众，不了了之。
古书记考虑不管是那种版本，都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容忽视，要尽力去做好说服教育工作，千万不能让事态扩大。要覃副书记和我先放下手头的工作和供销社负责人去赵家村。
在路上，覃副书记向我介绍了这位领头闹事的盘洪亮。盘洪亮是瑶族同胞，土改老根子，文化大革命中，作为苦大仇深的群众代表，三结合进入了公社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任革命委员会常委。公社革委会召开会议，他来公社参加会议，闲时仍旧在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八十年代中页，体制改革，撤销公社，成立乡镇。由于领导工作太忙，忽略了他的存在，没有对他作好具体的安排，又没人找他谈话，他回生产队。在群众眼里他是公社领导干部，又没犯过错误，仅仅在他当常委时，讲过一些过头话，这也不能怨他，那时候还《红旗》志、《人民日报》也是这样讲的，他不过是领会了上面的精神讲的话，当时公社不少干部都夸他有水平，政治觉悟高。现在怎么不明不白地回来不，群众想不通，他自己更加想不通了。
我听覃副书记讲了这些情况，今天要处理的事，还夹杂着历史遗留问题，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真遇到了对头。可又反过来想，他是我党的基本群众，应当拥护党，拥护政府，不应当凭白无顾去带头闹事，真是要闹事。可能是我们在工作中存有不当之处所致，矛盾再大也不至于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程度吧？想到这些又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车很快到了赵家村，当我们找到了盘洪亮同志时，他与一伙人正准备去乡供销社。盘洪亮五十多岁，个子不高，很壮实，一张黝黑的脸庞，带着几分善良，给人的第一印象，不是个胡搅蛮缠之辈。
盘洪亮见到我们后，心浮气燥，像是天生与我们有隔膜，用一种极不友善的语气对着覃副书记说：“这不是覃副书记吗，没有用轿子抬，夹道欢迎，失敬！失敬！我只想和些村民去问问人民政府，是不是还为人民服务。卖化肥也短斤少两，兴不兴老百姓在交粮时也短斤少两！”周围的其它人见有人挑头，也个个义愤填膺，七嘴八舌吵开了，情绪急昂地，发泄不满，容不得他人插嘴，也听不愿意听到不同的声音。他们所讲的话，大多都围绕在化肥短斤少两的话题上，没有夸大事实。
他们只是错误地将我们放在自己的对立面，讲出来的话火药味浓，不少又冲我们而来，听起来有些刺耳，但是还有几分道理，又能理解他们。覃副书记笑了笑说：“老盘，您是不是理解错了，乡政府是来为村民办事，今天我们就是为解决这件事来，立场和出发点是一致的。”盘洪亮才显得有些尴尬，不好意思地朝我们点点头。接着他又颇为得意地拿着杆称，带我们看几户人家从供销社买回的氮酸氢铵，将杂七杂八不同包装的化肥一袋袋过称，所缺斤两不一，像广西装白糖的包装袋，每袋少了十斤。
通过供销社负责人的仔细甄别，这些化肥确实是县化肥厂生产的氮酸氢铵。发现凡是用氮肥厂标准包装袋包装的氮酸氢铵分毫不差。其它包装的化肥，都存在短斤少两的情况。广西食糖的回收包装袋显得特小，缺十斤之多。覃副书记安慰各位村民，请大家放心。我们立即去县化肥厂反映情况，一定争取将损失全部补回来。
我们仨立即驱车赶到县化肥厂，厂负责人接待了我们。他态度很好，承认这是事实。化肥生产单位也有难言之隐，因化肥是特殊商品，供应有季节性，有淡季、旺季之分。冬季农业生产是淡季，化肥需求量小，各供销社进了货都卖不动积压在仓库，挤占了流动资金都不愿进货压库。县化肥厂冬季也因资金周转不灵，不能大量生产，只好停产机修。春季来临，化肥销售旺季，工人三班倒，机器连轴转，产品还是供不应求，有时连包装袋都供应不上。工厂为了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为解决包装袋供应不足，满足需求。他们从物资回收再生利用公司购买旧包装袋。在这批包装袋里面也混进来些食糖包装袋，袋小，确实只能装下四十斤化肥。
可是，各乡供销社的采购员，天天守在车间门口，只要产品出来，检验员还没来得及验收，不分青红皂白，抢着搬上汽车，运走。厂里没办法，只好等人找上门来，认错，补足肥料。
化肥问题了解清楚了也解决了，我们几个人被弄得哭笑不得。各方面的态度都不错，我们就闹不明白了，那错在那儿，谁都有理由，谁都解释不清，谁都可以原谅，只有乡干部为此两头忙。
从县化肥厂回来的路上，供销社的负责人给我们讲了个笑话：
有一天，农药厂大门前，鞭炮声大作，有一群村民敲锣打鼓送来喜报。说他们村里有俩口吵架，妇人想不开，喝农药自杀。她喝下了半瓶，该厂生产的剧毒农药。她的家人赶紧将她送到县医院去抢救。县医院她作了认真的检查，医生非常诧异，经检查这女人根本没有农药中毒的症状。后来医院将蚂蚁放入剩余的半瓶剧毒农药中作试验，结果蚂蚁在剧毒农药洗了个痛快澡，安然无恙。妇人得救了，他们特来感谢农药厂生产出了能救人命的剧毒农药。
经过在郴楠乡工作一段时间，自己认真地梳理了一下，带着问题，去阳钊副县长那作一次工作汇报。阳副县长是这个县下派干部的负责人，大学教师，副系主任，瘦中等个，朴实，面带微笑很有亲和力。他听完我的汇报后，肯定了我前段的工作，特别是能深入到村寨，了解情况，能较快地适应环境，能与乡干部一道做好村里的工作。
在适当的时候与村支书交换意见。基层又要换届选举了，选好带头人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这么些年来，农民为国家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国家对农民亏欠了很多。自己就从小生长在农村，知道农民生活的艰辛。而过去对待农民，不是说服，而是压服，剥夺了农民的自由权；生产上的瞎指挥，侵犯了农民的自主权；巧立名目乱收费、乱滩派，剥夺了农民的所有权。”
我比他们迟到近两个月，同组有位叫王群亮的同志，还未与他见过面，县组织部的领导说起他翘起大拇指，一个劲地夸，他是教化学专业的大学教师，为了发挥他的专长，把他派去沙平乡有个化工厂。化工厂遇到了许多技术难题，派他去的目的是去解决这些难题。他不负众，到任后不久就解决了生产上的难题，产品质量大幅度提高，目前产销两旺。有一天，乡财税所的女同志说，县城机关有些女同胞们议论，沙平乡来了个年轻的副乡长，不胖不瘦，是标准的男子汉，一双迷人的眼睛会说话。他讲话也有分寸，很有魅力的，女人们乐意听到他说话，成了一种享受了。我听了这番话很想早点见到他。
我回乡已经很晚，食堂已开过早饭，关门了。说实话每天只收一块钱，物价又不断上调，食堂伙食不敢恭维，餐餐白菜、东瓜、南瓜和水煮，天天就吃这个，明明吃了一大碗饭，过一会又饿了，没有油水，肚子老填不饱。当年上山下乡当知青，口袋里没有银子，肚子饿油水不足，难免动点歪脑筋。现在，不需去干偷鸡摸狗的勾当了，可趁此机会去对面小饭店，点几个自己喜爱吃的菜改善伙食。
自从那次在小店吃了残次花生米作碎肉粉后，老板他俩都很愧疚，想向我道歉，又怕来见我。村民出来混口饭吃确实不容易，都想多赚点钱，就这样我抽空去小店吃饭。
老板见我再次光顾他的小店高兴得很。开饭时间过了，店里的客人稀少，俩口刚清闲下来，对我格外热情，忙过来嘘寒问暖。我坐下后，仔细看了小店的价目表，菜并不贵。对小店老板说：“来份青椒炒肉片、炒青菜和麻辣豆腐要小份的。”“是！”老板忙点头，接着说：“有数，有数，您就一个人。”他们不敢怠慢，精细加工，动作也快，不一会饭、菜端上了桌，老板问我：“喝点什么酒。”“我不饮酒，填饱肚子来钵饭。”我夹起片瘦肉尝了尝，特硬。又尝了尝麻辣豆腐，只有辣味，没半点麻。大概是为了表示小店的歉意吧，炒菜油放得别多，青菜炒得青悠悠的，爽滑，真还不错，比食堂炒的大锅菜强多了。
我示意请老板过来，有话给对他说。他屁颠颠地过来了，老板娘累跟在他后面羞答答的，与上次端米粉的那个模样简直判若二人。我对老板说：“麻辣豆腐，什么是“麻”，什么是“辣”。 ” 老板说：“麻是有芝麻油“麻”，辣是辣椒的“辣”。 ”我告诉他：“你只说对了一半，其中“麻”是花椒的“麻”，麻油不麻，只有芝麻香。花椒要先下锅，煸出香味来。不过，现在不必要了，商店里有现成的花椒油卖，勾欠时将花椒油同时放入锅内，即可有花椒的香和麻。碰到四川人他们对麻的口味要求重一些，用这种方法就不行了。还有炒瘦肉片时，要先用适量盐、料酒腌制，用水淀粉上浆，油温三、四成左右下锅遛熟，再起锅，将青椒煸炒，和下遛熟的肉片，加上佐料，勾欠，起锅。这样炒出来的肉片才嫩滑。”老板听后一个劲地点头，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忙问：“花椒油在那儿有卖。”我告诉他，县城大点的食杂点应当有卖的。第二天，他跑遍了整个县城，没买到花椒油。不久，我回家顺便给他带了几瓶花椒油。这一来二往都熟识了。后来小店的老板逢人就说：“省里来的牛副乡长，会做菜，能讲出一套套的做菜方法。”
覃副书记也有耳闻，有次他买了不少菜，说是请我上他家吃饭，我到了覃副书记的家。见古书记和另外几位同事，聚在一块去热闹一回。覃副书记的夫人围着围裙正在厨房里忙碌，菜都洗干净了。我知道他今天请客的目的，我二话没说卷起衣袖进了厨房。见他夫人正准备切猪肝，瞧着猪肝软绵绵的，正犯难了不知如何动手。我知道她上班在食堂吃，休息日回娘家，有父母做饭，自己也很少进厨房做饭。我便说了声，等我来吧。她如释重负，忙说了声：“谢谢！”她很想离开厨房，出于礼貌，站在旁边当下手。
他家的菜刀太钝，只能切水淋淋的嫩白菜，。用这种刀切猪肝，特滑，弄不好会切到手指头。我要找磨刀石，把刀磨快。问女主人：“你家有磨刀石吗？”她头摇得像拔浪鼓似的说：“我们家里从没听说过要用磨刀石。”没办法，我只好在水缸沿上锒铛几下，刀好像快了点。我费了很大的气力才将要切的菜全部切妥，装在盘碗中待用。她们家烧煤，火上得慢，我又好不容易才将菜全部炒熟。大家尝味道都说好吃。古书记说：“难得两天闲，明天都请到我家去吧。”我知道可能又是想叫我去充当伙头军。
第二天，被邀请的几个人怕我不识路，接二连三的来叫我，一块去古书记家。早听人说古书记家住在城关一小，是县里有名的小学，县城就这么大，他爱人是位有名的数学教师，问谁都知道。我都以衣服未洗完，家信未写妥来搪塞，他们都先去了。我磨蹭到快十一点钟，才从牯背岭出发去古书记家。我慢慢地走到了城关镇的十字街口，问刚放学的小朋友；“城关一小在哪儿？”小朋友特别热心，都不约而同指着一个方向，我很快找到了古书记家。
女主人不在家，厨房里冷灶熄火。先来的各位有的在打扑克有的在聊天，仿佛午餐会从天上掉下来。我走进厨房一看，心中在暗暗叫苦，厨房中间放了个大木盆，一条大草鱼在吐着气泡，地上有只黄母鸡正在啄食，一腿带皮的狗肉，皮上毛未褪净，摆放在案板上，一块猪肉系在上面草绳还没解开，小菜，葱、蒜、调料全放在竹篮中。
可能是古书记一大早上街，买回了这些菜，搁在这后，再没进厨房。不过他们家有个液化气灶，省了不少事。我不推辞，问：“古书记，你家里有几个高压锅。”他摇摇头说：“刘老师快下课了，这事得去问她，我不清楚。”他同我来到厨房，发现有两个高压锅。我心里有底了，应用运筹学的知识，干起来了。我在厨房找了会不见有桂皮、八角等大料。问古书记他说：“可能有，不知道放在何处。”我只好打发人去买大料，叫人将煤炉点着，在液化气灶上烧开水，摘菜。我卷起衬衣袖先宰鸡，再剖鱼，又到煤炉上将狗肉皮上的毛烧掉，刮洗干净。水烧开了，鸡褪毛。小古买回来大料说：“牛副乡长，这东西好贵，花了五块钱，才买了块大拇指那样大的，药店的人说：‘这是从印度进口，叫肉桂’。”我也没多问，将狗肉垛成几大块与肉桂一同放入高压锅，放在煤炉子上炖。鸡剁成小块在液化气灶上烧，鱼腌盐。另一个高压锅煮饭，前后用了三十分钟，一切都有了头序。狗肉在高压锅炖了一会，立刻闻到了特浓的香味。狗肉炖得差不多了，我端下高压锅将它放在水龙头淋水，冷却，揭盖，切片，再调好料放在大钵子里，在煤火上改用小火炖。想不到歪打正着，买回来肉桂，这狗肉炖得特香。大家闻到了厨房散发出来的香味，都叫：“饿瘪了。”
鱼和其它共计八样菜，在一个小时内全部完成，特别是那盘溜腰花色、香、味具全，各位同仁赞不绝口。女主人还任班主任，上完课，处理完不少事才进屋，看到满桌饭菜非常诧异。古书记谎称：“你快看，这桌饭菜是我做的。”女主人她看了看说：“我先不尝味道，看到切的样子，就知道不会是你做的。”她笑着说：“你切的菜，片、丁、块样子都没有实质上的差异，只算是切了菜。”在场的人全哈哈大笑，古书记在家是位不过问柴米油盐的人。
后来，古书记反反复复问过我制作这道菜的过程，我只是半桶水，不过带这位徒弟还是够格的。我将所知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他的悟性很好。后来，听说古书记调到湘南的一个县里去当县长，把他学会的溜腰花，当成了拿手菜，又推而广之，用这种方法炒了其它几样菜，吃过他炒菜的朋友都没齿不忘。
（十九）三位好伙伴
武陵打油匠
小荣忐忑不安地站在牯背岭上眺望，希望能见到他女朋友的身影。她有几周没来牯背岭了。天色慢慢浓酽了，他显得越来越焦躁不安。忽然，一位瘦高挑短发的靓女出现在牯背岭下面，是他熟习的身影，仿佛又看到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正含情脉脉看着他。他飞快地跑过去，接过提袋，她嫣然一笑，小荣立即沉浸在甜美的梦中。一对青春靓丽的恋人，肩并着肩缓缓从坡下走上来……
几周前，天全黑下来，没有月光，牯背岭伸手不见五指。我早早散步归来，开灯，坐在灯下看书。小荣轻轻地推门进来。我抬头见他满面愁容心事重重，像有话要讲，又不知从何说起。突然，我想起今天是星期六，现在他不应当来我这儿，要来也得晚上十点后，待我睡了，才像幽灵一样挤到我的床上睡觉。奇怪，他几个星期没来挤我了。他的女朋友为什么几周没来牯背岭呢？我正想问他是不是动了歪脑筋，把姑娘吓跑了，对他说：“你是不是起了贼心，去非礼那女孩，她不让你突破最后的防线，害怕了，惹不起，可她躲得起，所以不敢再来了？”小荣苦笑着说：“那里敢，她都几个礼拜没来了，同谁去起贼心。她来了，有这贼心，没贼胆。她没来，贼心、贼胆都具备，又没了对象。”我幸灾乐祸地说：“这下好，这回再没人来挤我了。”小荣着急地说：“有你这样当老兄的吗？让我打一辈子光棍。”
我问起事情的原委：还得从女孩父母最近回来说起。不久前，女孩在外地工作的父母归来，发现女儿正在谈恋爱，了解了小荣的情况，反对这门婚事。首先，女儿年纪还小，正在读书，主要任务是读书学习，不宜过早谈恋爱；另外，小荣还是个合同招聘干部，说白了他还是个临时工。虽说他们这批人是通过地区考试，择优录用，签订合同，只是享受所谓干部待遇，并没端上铁饭碗，怕万一将来工作靠不住误了女儿。
她父母的顾虑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早在两个月前财税所的小邓，因超生被解除合同。我们几个人送他回家。在路上，小邓意味深长地说：“牛哥，犯了错，认错，认罚。可惜我不是正式工，又不是党员。犯这种错的人不止我一个，有的人犯了同样的错，有的受到“开除留用” 处分；有的开除了党籍，都保住了饭碗。我是合同工，没受处分，仅解除合同，看起来轻松，却丢了饭碗，这辈子完了。”他是位很求上进的年轻人，只是旧的生育观作祟，生了个女儿，还不甘心，认为他这一支断了血脉，想偷偷生个儿子，传宗接代。计划生育是根高压线是碰不得的。小邓生第二胎，被解除合同，也毁了自己。小荣与他一样，也是招聘干部，在她父母眼里，这“招聘干部” 几个字，给他们今后生活会带来几分不安定的因素，她父母的顾虑可以理解。
我告诉小荣：“她还在读书，年轻人有时什么也顾不上，千万别出了事，害了姑娘一辈子。”古书记是个老古板，容不得这事。常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向小年青发出警告：“乡干部要注意个人形象，不能坏了规矩。谈恋爱，好好谈，我支持，千万别惹出事来。”小荣自从交了女朋友，她父母都在外地工作，逢周六就来牯背岭，住在小荣房间里。小荣这鬼灵机，不去挤大木子、小木子，将我作挡箭牌回回都来挤我。
说起小荣搭铺睡觉也有不少的故事：我的床才二尺八寸宽，两人平躺着就没空挡了。年轻人火气旺，每天穿胶鞋下乡爬山越岭，脚丫子用香皂使劲搓洗，也除不尽臭气，我只得侧身卧睡避开这令人作呕的臭脚丫味。不过我那双脚也够熏人的，彼此彼此。冬天，他像块冰似的塞进我的热被窝。有时将我当成热水袋，紧紧地贴着我。夏天也不知是谁把蚊帐掀开，两人贪睡，什么都顾不上，使隔在蚊帐外窥视已久的蚊子有了可乘之机，纷纷飞来会餐。待到天明，我俩醒来，手上、腿上到处痒得钻心。还有十几个蚊子，因贪吃，吸多了血，胀得鼓鼓的飞不动了，滞留在帐子顶上，在那儿歇息。我俩气愤极了，起来发疯地拍打，手掌染红了，都想指责对方，可是谁也没有证据，是你的手掀开了蚊帐，还是他的脚踢开了帐子。只好都拿花露水涂抹在手臂，大腿上，自我感到没有刚才那样痒，才作罢。小荣还开玩笑说：“指甲处不用涂花露水，目前还没有这个品种的蚊子。但是，蚊子为了生存有可能改良品种，那尖嘴会增加硬度咬穿指甲，长出长长的尖嘴隔着蚊帐咬人，今后可要格外小心。”
有一次，我威胁小荣，晚上不给他起来开门，要他坦白俩人发展到什么程度，小荣怕我动真格的。讲了和她在一起只是吃饭、散步、聊天。我在再三追问，他才吞吞吐吐告诉我：“牛哥，老实跟你说，还是近两个星期才敢吻吻她，其它的动作就再不敢继续下去了，怕有人敲门进来……。”
他每个星期六半夜敲门，我真烦，吵醒瞌睡不说，大冬天冷风嗖嗖的，不想起来开门，没办法，给他配了钥匙，小荣拿了钥匙，就自由多了。
眼看女孩快毕业了，俩人如胶似漆出双入对，却突然变调了。小荣眼巴巴地望着我，想我给拿主意，看到小荣祈望的双眼，仅仅听他这一面之辞，不敢信口开河。但是，小荣确实有工作能力，经过几年的历练会有作为的，我答应他去女孩的学校试试看。
我选择个周五，去了女孩所在的学校。走到校门口，觉得有点唐突，一男人突然去找一个漂亮的女孩，会不会给她带来不好的影响，思前想后，不能白跑，到水果滩买了点水果，谎称是小荣托带的，他们几个星期没见面了，不知女孩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过来问问。
我到学校，她正好上自习课，叫她出来没耽误课。我讲明来意并不是说客，长话短说，将我的观点认真负责谈了。她听后不好意思低下了头，细细的声音对我说：“这几个星期内心世很矛盾，知道父母也是为了我好，自己又深爱着小荣，有顾虑，度日如年。”我看她们都相互深爱着，她俩的感情基础牢固，是令人羡慕的一对。我负责任地对女孩说：“姑娘，你的眼力不错，小荣是个有出息的青年，你俩会幸福的。”女孩没再吭声，点了点头。
姑娘有顾虑是非常正常的，我自信女孩会回到牯背岭，不必再讲多余的话了。我的话只能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这种顾虑会被她心中的爱去慢慢地驱散，不能逼她，逼她适得其反，告辞了。
今天，我终于看到了开头的那一幕。
大木子与小木子的性格差异较大，用一文一武来形容，又不非常贴切，他们俩人应当是性格互补的关系，又是好朋友。大木子从小好学习，做梦都想在大学读书。上学时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过文章和诗歌，小有名气。被县文化局相中，招来郴楠乡文化站当干事，端上了铁饭碗。
小木子是武警部队转业军人，擒拿角斗，军事技术过硬。有时闲着没事，他做几个立正、稍息等动作，一招一式像电视转播在天安门阅兵式上的军人，招聘到郴楠乡武装部当干事。
大木子善于言语表达，幽默，遭人喜欢，特别是女孩子们都愿意听他侃大山。按照女孩子们的择偶标准，不足一米七十的男孩，算二等残废，瑕不掩瑜，还是有不少女孩子喜欢大木子。
小木子身高一米七五，一表人才，平时大大咧咧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在女孩面前却太腼腆，他和女孩邂逅相遇，不敢抬头正眼瞧她们，讲话木讷，像结巴读报纸时突然还遇到了生字，脸胀成猪肝色，额头上直冒汗，夏天可以谎称天气炎热，冬天还是冒热气就不好去解释了，他的表达能力筒直糟透了。
所有的乡干部，不管是文化干事、武装干事、民政干事还是财税所的工作人员，都要为乡里的中心工作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干本职工作的时间微乎其微，到了年底县里主管这条线的领导，通知召开年终总结大会时，各位干事们才记起，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干什么的，今年的总结，该怎样去应付呢。
有一次，阳钊与主管文教卫的副县长散步来到牯背岭脚下，顺道上来。我正拿着大木子近几年在报上发表的文章看。这位副县长进屋后，顺手从我手中接过去看了大木子的文章，觉得写得很不错。他正在筹备湘南暴动纪念馆，需要工作人员，在这发现了人才。不久将大木子调到刚成立的湘南暴动纪念馆工作。
转眼大木子到纪念馆工作有半年时间了。这天，他坐在办公室喝了半热水瓶水，把当天的报纸翻来覆去地看完，连缝中的广告也没落下。眼看快下班了，觉得这一天天过得挺无聊，在乡镇工作虽然一天忙到晚，有干不完的事，过得很充实、痛快。他把报纸整理好，夹在报夹里，放到报架上，去上厕所。
这时，办公室的秘书正奉命找大木子，听说他去方便了，就远远地站在厕所的侧等候。大木子隐约听到有人找他，正犯嘀咕，快下班了，还有什么事，明天不行吗。他随她到了馆长的办公室。
馆长和颜悦色望着他，急忙拿出办公室开出的介绍信，告诉他一个特好消息，“同意你去脱产学习。”馆长递给大木子介绍信和通知后，接着又说：“自从我见到你第一天起，知道你是个勤奋好学的年轻人，很想上学读书，今后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很好吗！我一直把这事放在心上，有机会就去争取。关心年青一代，是我的责任，找有关部门要脱产学习的名额，哎，难啦！我三番五次去找，他们也烦了。这不，现在终于有了结果，接到通知，马上告诉你。”又接着说：“年轻人学成归来，有了出息，可别忘了我嘞。”
大木子心里明白，这些年馆长连续报考了几次，都因自己文化底子太差，见到复习课本头就发晕，考了多次，成绩没过关，失去了报考的勇气。当大木子拿到通知和介绍信一看，傻了眼，报名时间截止到今天，下班时间到了。倒抽了口凉气，不动声色，千恩万谢了馆长，直奔牯背岭来。
大木子边走边想，自从调到纪念馆，尊敬领导，听从安排，和谁都没红过脸。是平时没拍馆长的马屁，还是因自己太年轻了，哪些地方没注意在毫不知情的得罪过他，他在这件事上给穿双玻璃小鞋，叫你难受，还没法讲出来；或者是他患有健忘症？那又为什么将这通知搁置了近两个月，恰好在截止报名的当天下午才想起来，才通知自己呢？他越想越不好作解释了。
我见到大木子的通知也拿不定主意，更想不出有什么好的补救办法。带着他赶到县里，在食堂找到了正在吃饭的阳钊副县长。他说：“这个成教班就是他们系里开办的。现在过了报名时间，要补办报名手续，必须说明情况，争得省教委成教处的同意，才能到地区教委成教科补办报名手续。手续要在近三天内办妥，等报名表进了微机，事难办了。”他说完，看了看我。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要我马上去长沙跑一趟。
我急性子，答应了的事搁在心里，没把事办妥以前，睡觉不踏实。晚上，迷糊会儿又突然惊醒，有时提醒自己要沉着冷静，不用这样着急，否则办不了大事。没办法，我生来就这德性，睡了会儿又突然惊醒，看了看表，才凌晨四点多钟，睡不着，顺手在床头摸出本书，想用看书来打发这段时光。看书却老是走神，看不进去。干脆起床，洗脸刷牙去汽车站步行去汽车站，赶六点的头班车。
清早，车在一O七国道上行驶，公路笔直宽敞行车速度快，三十几公里的路程，不用一个小时到终点站。下了车，有条小路可直接插到火车站，不必绕个大圈比坐公交车还快。到火车站才七点多，时间有富余。南下的人多，北上的人少，有趟广州开来的过路车，八点多钟进站，到长沙的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多，我买了这趟车的车票，下午有时间去办事。我买好车票，想找个地方休息，这时感到肚子饿了，时间还早，可以去对面的饮食店吃面条。我刚端起碗，有位神秘的男子提着布袋走到身旁，悄悄的说，这块全毛呢料有三米五，商店要四十多块钱一米，搞（其意是偷）来的，贱卖，一百块钱。他打开布袋让我看。听阳钊说过，他也遇上过这种事。捡这种便宜是销赃。说不定还碰了个骗子，我摆摆手没理他，他失望地走开了。那人又找另外的人去了。
天热，坐车是件苦差事，车上难找到饮水，吃了面条后口更渴。我上车前买了个西瓜，靠在车厢的座椅边，以它为依托，抱着西瓜，在挎包里掏出小勺，用小勺在西瓜顶上开个口子，慢慢地一小勺，一小勺的舀着吃，不用喝水口不渴，不用吃饭也不会饿，省去了不少麻烦，也引来不少乘客羡慕的目光。
火车正点抵达了长沙。我怕回家误事，又到馆子里吃了碗面条，喝了口水，直奔省教委。时间还早，机关没上班，坐在机关门口麻石踏步上小憩。人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也不知道瞌睡了多久，又糊里胡涂被人叫醒。有位带红袖章的老大爷站在我身旁，他大概见我坐在机关门口，不像个乞丐，没酒味，不是醉汉，在机关的大门口休息有碍观瞻，过来盘问：“喂！醒醒，别在这儿打瞌睡，快上班了。”我揉揉眼睛，打了个哈欠，伸伸懒腰，看了看这位和蔼的老人。拿出介绍信给他看，说自己是来办事的。他指着办公楼的大门告诉我：“刚才进去不久的女同志，就是成教处的处长。”我谢过老大爷，咚、咚、咚地上楼去了。
成教处办公室的门开着，女处长见我进了办公室，微笑地问我：“请问有什么事？”我将介绍信递给她，又把事情的经过从头至尾给讲给她听。她知道我是下派干部，看过介绍信，马上在介绍信上作了批示，又顺手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长途电话，通知了地区教委，事情就这样办妥了，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但远在千里之外的大木子正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我看与他约定通话的时间还早。给他发了个电报：“事已办妥，速去市教委办手续。”其实在那天大木子，除了吃饭，一刻也没离开过办公室守着电话机。
大木子报了名，没有时间复习功课，因他平时注意学习，不负众望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圆了上大学的梦。馆长兴冲冲来向大木子祝贺！
小木子是他父亲为之骄傲的唯一本钱。他父亲经常来牯背岭，回去后见人就打招呼，接着说：“我刚从县里郴楠回来！”每次小木子回家，父亲要带着他，买几包烟在蔸里揣上，围着村里走上一圈，逢抽烟的人都递根烟，便说：“我儿子，在郴楠。”仿佛郴楠是县里深不可测的大衙门，自己的儿子能在那里工作，算是光宗耀祖祖了。小木子挺烦这事，自己才是个合同干部，八字还没有一撇。但是，他是个孝顺的孩子，对父亲的做法纵有一千个不满，却依着他，每次在村里转时，不厌其烦地朝人点头赔。他父亲不为吃，不为穿，只为了得到这点点心理上的满足，不愿去伤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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