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匠谢谢各位网友抬爱，拙文算不上什么作品，只不过是在工作中的想法，我手写我心，别无他意。

   代表省委去农村挂职，我还是了解一些，因为2006年女婿刚结婚一个月，即被派到广东贫困地区梅县挂职，去还要乎合两条件：1、本科毕业两年以上，2、必须是党委委员以上干部。女婿去了一年，很有感触。从城市到农村，从企业管理到乡村行政管理，面对反差和不适，也是锻炼自我，更是挑战。首先立足现实，调整心态，准确定位，才能真正胜任农村工作，才能迅速打开局面。只有扎根基层，才能了解当地的“民情”。一年中解决农村部分问题，主要是能够针对贫困地区找省建委批到钱，根据因地置宜，为挂职的所在县建了一个小型水电站，用以灌溉农田。为了这个经费，挂职人员论证，调研，只看到每个月女婿往省建委跑。

   看得出来，油匠兄作为一个“外来的和尚”，但当过知青，具备了熟悉农村情况第一手资料，工作便于开展，怎样“念好经”，那需要有大局意识、务实意识和服务意识了，并要用心、尽心。找准定位，融入角色。

   油匠乡长后面的故事将更加精彩，呵呵！继续，期待中，

（七）

支书的烦脑事

武陵打油匠

    郴楠乡召开计划生育工作活动月总结会，夏家村工作开展得不顺，不但没有完成任务，连计生对象都没弄清楚，村里的工作从没有这样窝囊过。问题的在何处？刘小佳没反映情况前，从夏家村的计划生育统计表中反映出些问题，令人疑惑不解。我们上门做工作，很多人已做过手术，难道是村干部工作马虎？起码是他们对工作不负责任。在这段时间里，从伍奎良不安的表情；村干部对计划生育工作有意回避；又从村民的眼神中，释放出一种不易被人觉察的表情，已初现端倪。我凭直觉，这些都关系到村里的计划生育工作。我将问题从头至尾想过一遍。
   湘南通常是同姓氏或几个姓氏，十几户，几十户，甚至上百余户集中居住形成村落，每个或数个村落为一个或数个村民小组，每个行政村又以数个村民小组构成。人们又把村落叫做“寮”。
    女人早起，去井或溪沟边浆洗衣衫，傍晚汇集在空坪或大树下，纳鞋底、织毛线、补衣裳，如城里人看新闻联播节目，是村民生活不可缺乏的内容。她们在浆洗衣衫或休闲纳凉时，从村口的大嫂聊到村尾的么儿媳妇，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如左邻右舍谁家又来了客，买了多少肉，炒了几个菜；赵家的鸡下了个双黄蛋；钱家母猪下了小猪崽；孙家婆媳拌了嘴；李家小孙子不小心摔了跤，流了血等，会成为人们的话题。谁是计生对象，谁家是超生户，根本瞒不住村里的任何人。在计划生育工作活动月里，这些话题会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尽管在议论中，有些夸大其辞，但不会没有依据，空穴来风。在她们的心目中，村里的这些事如同她们的家事。我找她们了解村里的情况，认为我是外人，外人是不能打听她们的家事，她们会避而不谈保持沉默。所以，我必须依靠村干部。
   这次计划生育月里村支两委的表现，有悖于夏家村干部的工作作风。又与伍奎良有直接相关。夏家村的干部基本上是伍奎良培养出来的，我在村里找人了解情况，有的人弄不清楚我的态度，不会轻易说多余的话，怕对自己产生不良影响，有时反映出来的问题模棱两可。
   早些日子，伍奎良家的小院挂起婴儿尿布，他儿子伍跃进的房门紧闭，有婴儿的啼哭声。我查看过夏家村的统计表，按日期推算，伍奎良家的孙子不应是在襁褓中，应当满地跑。问题明显出在他家，却没人来反映情况。
   按有关规定伍奎良的儿子跃进头胎生了儿子，得上节育环，他却违规生了二胎。违规生二胎者，不但要做结扎手术，还要重罚。在教育儿子的问题上，伍奎良的态度暧昧，不痛不痒地说几句，下了点毛毛雨，没拿出他能说会道的本领。
   究其原因，还是伍奎良头脑中旧的思想作怪，跃进头胎生了个孙子，当然高兴。在偏僻的山村，距离中心城市太远，缺医少药，交通不便，医疗条件太差，人吃五谷杂粮，难免不生百病，总感觉有点危机感。村里的赤脚医生，是个初中毕业生，还是自己送他去乡卫生院学习了几个月，就挎着个保健箱，给人看病了。虽说他在这些年的行医实践中，大有些长进，可是治病救人，并非手指头被镰刀割了个口子，消毒、止血、包扎那样简单。以前他听伍奎禄讲过：医生看病非同儿戏，要受过专门培训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他又怕自家孙儿万一有个闪失，不能延续香火传宗接代。多有个孙子才让人放心是双保险。跃进的媳妇确实争气，第二胎，又给他家生下了个大胖孙子，为这个家立了大功，他不忍心还要让她再去挨上一刀。
   伍奎良虽然有了两个孙子，如愿以偿了，可世界上的事，有得必有失，好事不能让一家子占全了。村里棘手的问题接踵而至，伍奎良自己屁股没擦干净，无颜站出来做工作，害怕别人揭己之短，只得夹着尾巴做人，哪有胆子去做群众的工作。想要不受处罚，群众反映强烈，村里的计划生育工作很难开展下去，像多米诺骨牌产生连锁反映，接二连三又出了七、八个计划外生育。他内心是矛盾的，又和其它超生户一样心存侥幸，不可能甘心情愿受罚。
    但是，对村干部计划生育工作可是根高压线，碰不得，不管是谁，要受到处罚。真要受罚，罚款数目不少，将整个家要掏空，自己拿不出这些钱，想到这些又不寒而栗了。思前想后干脆装聋作哑。
   乡里召开计划生育工作活动月动员大会，通知村支部书记、村长、村妇女主任参加会议。伍奎良知道这次活动不比往常，计外超生难辞其究，耍滑头，说身体欠佳，请了假。村长与村妇女主任也都是人中精怪，嘴里虽不说，心里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散会后他们不向伍奎良汇报；乡里要求各村把计生对象报上去，也不去摸底，却将过了时的摸底表稍作改动，便交了差。我刚到夏家村对这些并不知情，听了村干部的汇报，又没去核实，被他们糊弄过去了。
   结果在乡里上门做计生工作时，报表上的这批计划生育对象几乎都做过了手术。我开始不知道其中有诈。刘小佳在上次活动月中躲掉了，歪打正着，他成了夏家村在这次计划生育活动月中唯一的对象，他本人并不知情。刘小佳的出现，我了解到一些情况，认为是可信的。但是，工作最终要依靠他们去落实，还要靠村干部。我浑身是铁也打不出几颗钉。
   我用什么办法打开这个缺口。我相信伍奎良受党教育多年，会有起码的思想觉悟和是非观念，不会将自己混同一个普通的村民，准备找个适当的时间，和他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
   刘小佳反映了一些情况，值得注意：有位结扎对象手术后患有多种妇科病，要求去医院作检查。但是，没有引起我们乡干部的重视，不但没有认真答复她们，还表现得极不耐烦，有时还用些难听的话去伤害她们。其实，对这些女人进行些必要的术后检查，有利于开展计划生育工作。
   还有个别乡干部在做群众工作时，说话缺乏艺术性，话讲过于直白。如有一次，我们上门去做计生对象的工作，那女人苦苦哀求：“我有妇科病，做不得手术，请您跟领导反映，待治好病后再去。”这位同事却说：“今天，你必须跟我走，经医生检查，能够结扎，一定要扎。”我听了都有点别扭，想了想，改变了对她说话的口气：“你不用怕，跟我们去医院检查，好吗？如果真有病，经医生检查不能做手术，我们不会给你做手术。”那女人听我这么一说，态度变了，同意同我们一起去医院检查。其实，“经医生检查，能够结扎，一定要扎。”和“跟我们去医院检查，如果真有病，经医生检查不能做手术，我们不会给你做手术的。”虽然后面的这句显得罗嗦，这两句话是没有本质区别的。我们的工作方法需要改进。村民们又最讲现实，不愿意听空洞的大道理。受过伤害的女人，她们所谓现身现身说法，作反面宣传。乡干部花费更大精力去做的说服工作，转眼就她们被否定了。
   磨刀不费砍柴工，就是这个理。我决定现在就上门去做工作，为下个计划生育月夯实基础。

（八）憨哥与憨嫂

武陵打油匠

   第二天，我带两包方便面去夏家村。
   在我的记忆中，乡干部下乡，不管到了村里的那个角落，到了吃饭时间，不愁没地方吃饭，饭后，自觉交四两粮票几毛钱，就两清了，根本不必要自带干粮。如果那家的女主人能干，炒出的几个味道可口的“乡里土菜”，连大宾馆的厨师也自愧不如。现在，不少能干的大嫂，进城开的“乡里土菜”饭庄，生意兴隆，可见“乡里土菜”的魅力。
   村民除对农技员依然热情款待外，对其他的乡干部却冷言冷语。乡干部下乡不一定能吃到热饭热菜。我在心中不断地在问自己，这是为什么？我不得不准备了一箱方便面，每天下乡顺便带上两包，没地方吃饭，向村民讨点热开水泡面或找到有泉水的地方，边喝山里泉水边嚼着干枯的方便面，看着干巴巴的方便面，心中有种难言的苦涩和无奈，再香的东西，啃起来也索然无味。
   红薯收获的季节。村长知道我会来村里，见我老吃方便面，该换换口味，吩咐妻子煮早饭时蒸几个红薯。我到村里后取出跨包里的饭盒将蒸红薯装好，放在包里。饿了，拿甜甜的红薯吃。渴了，喝山里清凉的泉水。不久，牛副乡长喜爱吃红薯的传闻，不胫而走。
   我与村长一同走，他向我介绍，那几户人家盖了新屋，那些村民修建的楼房气派；那几户人家正在烧砖，做盖新楼房的准备；那些人家手中积了点钱，想买建材。他们的子女在外地打工，汇回来的汇票在邮局找不到关系，手中拿着＂绿条子＂，取不到现金正犯愁。有的人家在外打工拿不到工钱。有的人赚到了钱又拿不出手。
   这几年，确实不少村民手中有钱，他们生活确实在改善。不再象早些年搞大锅饭似的“共同富裕”，其实，那种做法谁也别想真正过上富裕生活。有的人家富裕了，会作为暴发户被铲平。能见到的富裕户，仅有钱在过年时，为全家老小能添置套新衣服，有口饱饭吃，仅此而已。贫困象不可逾越的鸿沟，难跨越。现在只要勤奋劳动，动脑筋，就能改善生活条件。村民再不用怕当暴发户了，他们盖新楼房，添置家电，过城里人那样的生活。
   我们到了那个女人的家，同在一个村民小组，和刘小佳是邻居。她的家仍栋低矮、简陋的土砖房。我低头进门，立刻感到屋内潮湿，冷冰冰的。正在专心啄食的家禽，见突然有人闯入，受到了惊吓，四处逃窜藏身。我止住了脚步，站在门口，家禽见我并不会伤害它们，又缓过神来，个个昂起来，仿佛在怒视着我，用这种方法抗议陌生人的闯入。屋内有个方桌，丢满了未收拾的饭碗和筷子，菜碗余下的残汤剩菜，满地的鸡屎和草屑，引来苍蝇四处飞爬。我进屋后没法找个干净点的地方坐。
   鸡受惊吓四处飞窜的声响，惊动了屋内的人，从房里钻出个衣裳褴褛，满面愁容的女人。她是我们今天要找的那个女主人。常听老辈人说的谚语，“天黄有雨，人黄有病。”这女人面色焦黄，确实是病恹恹的，倒刮瘦的瓜子脸，八字眉，天生一幅苦大仇深的模样，贫寒的家境展现在脸上，值得同情。她作的宣传，又使我对她非常鄙夷。可反过来站在她的立场，如果情况落在自己的头上，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问题的关键还是我们这些做公仆的人，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时，人们满意吗？是我们在工作中的缺失才造成的。我又满腹愧疚，务虚的客套话不需要再说。刘小佳与她相邻，去他那儿，从侧面再了解她家的情况。
   刘小佳未修新的屋，可他家收拾得好，比较起来要敞亮整洁得多。刘小佳见到我们突然到了他家，非常高兴，放下手中的活，与我们攀谈起来。当向他问起隔壁邻居家的情况，他打开了话匣子讲起来了：隔壁邻居主人叫“憨哥。”他的女人是粤北人，因病恹恹的，条件好的人家谁都不愿娶她，她无奈只好嫁到这穷山窝，给老实、贫穷的憨哥为妻，大家都叫她：“憨嫂”。憨嫂嫁给憨哥时，她公婆健在见她身体很差，俩老将他们把多年抠掐着积蓄下来的几个钱，全都填了进去为儿媳治病，因钱不够，未治断根。憨嫂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做了节育手术，在娘家落下的病，像春草淋透了雨水，一根又一根蹿了出来。两老相继过世，办完丧事，憨哥失去了主心骨，没人拿主意，家更清贫了。
   憨哥着急，想根治憨嫂的病，人穷，借贷无门。他只好有点钱去医院打几针，吃点药，无钱就停药，病是要连续治疗的，不能随意停药。否则，病才能断根，可能会加重，憨哥没法子。穷人有句口头禅：“什么都要有，千万别有病。得了病有钱用钱挡，无钱用命填。”憨嫂经这一折腾，病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其实，憨嫂非常羡慕隔壁邻居刘小佳的女人，也像她那样能干，把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喂几头大肥猪，一群鸡鸭，每天能拾几十个蛋；自家的菜园没有一根杂草，种出的新鲜蔬菜一茬接一茬，吃不完，还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养什么有什么，种什么得什么，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可她不会盘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些什么事，怎样才能收获大，看着别水干，也照葫芦画瓢。因病感到力不从心。
   刚才见到憨嫂，她确实也憨，见有人进屋也没半句客套话，只是呆头呆脑地望着我们。他的丈夫也好不了多少，人们称他 “老实、憨”，都是“愚、笨”的代名词。憨哥只会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干点力气活。他买回来的农药、化肥，看不懂使用说明书，药水配制的浓度高了造成了浪费，增加了生产成本，对农作物造成了危害。药水配制的浓度低了又杀不死虫，白干了。他俩都憨得脑筋不会转弯，只认死理，事倍功半。刘小佳讲：“在农村生活吃不穷用不穷，盘算不好才一世穷。像他们这样的农户，只能老老实实地守望着几亩责任田，勤爬苦种，能混口饭吃，肚子饿不着就相当不错了，生活好不到那儿去，你们得好好帮他们。”刘小佳讲的是对的，她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得过且过，关键是我们还要帮她们树立起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我了解到憨哥家人的情况，怎样去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我回到牯背岭，将思路认真地梳理了一下，觉得应当争取县计生委的支持，首先将憨嫂的病治好，有助于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将自己的想法向古书记作了汇报，他非常支持。
   我马上行动，第二天，我去找县计生委负责人牛主任，她是位女同志，富有同情心，非常和蔼可亲，在医院工作了多年，是位德高望重的医生。我向她陈述在乡镇做计划生育工作的艰难，憨嫂做节育手术后的状况，希望得到她的帮助。牛主任她也非常理解我们的工作，同情憨嫂，表示支持乡里的工作。答应将憨嫂送来县人民医院检查治病。我开始认为难办的事，办得很顺利。马上通知了村委会，请他们告诉憨嫂，到县人民医院检查治病。
   经检查，憨嫂需要住院治疗。憨嫂住进了医院。我很高兴，买了点营养品去探视。见憨嫂正有气无力地靠在床上，端着碗干巴巴的饭，只有一点点干盐菜放在饭上，盛菜的碗没盖，摆在病房的床头柜上，像是吃过好几餐的剩莱。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转过来对憨哥说：“病人在治疗期间要增加营养，每天要吃些鸡蛋和瘦肉，还要吃新鲜的蔬菜瓜果，每餐应炖点汤给她喝。”憨哥听后，显现出一脸的无耐，嘟囔着：“哎，病房里的人都这样说。我带她来住院，仅带了点米，医院食堂的菜太贵，又不习惯吃。自己做着吃，拿不出钱来去市场上买菜。俩老已故，带我老婆出来治病，菜园无人照看，鸡趁机钻进菜园，菜被鸡啄光了。”憨哥没办法，想起自家还有点干菜，顺手抓了点带到医院将就着给老婆下饭。人穷，鸡都懒得帮你下蛋，那来的鸡蛋作营养品。鸡下的几个蛋，是“鸡屁股银行”的专款。专款要专用，只能用它拿去代销店换盐，连老婆每月要用的那种纸，也是从这儿开销，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憨哥确实拿不出东西为憨嫂补充营养。可憨嫂在住院期间又必须增加营养，乡政府没有经费开支。我又去找了牛主任，向她反映这新的情况。
   牛主任给我出了个主意，她询问过憨嫂，以前也看过病。要她回去能否找出过去看病的发票，由她签字报销部分，作为憨嫂的营养费。憨哥回家，翻箱倒柜，在抽屉旮旯里，找出了几张皱巴巴的看病发票。县计生委又给他们报销了八十多块钱，作为营养费。不久，憨嫂的病痊愈出院，人像换了个人似的，白胖了许多。憨嫂像聪明了很多，现身说法，成了乡政府计划生育工作的义务宣传员。

一篇典型的80年代末农村工作小说，谢谢油匠兄！

（九）“新科状元”

武陵打油匠

   立秋过后，天空无云，久旱无雨，阳光仍如盛夏向大地喷吐着火舌，夜晚也没有习习凉风，人感受不到秋高气爽的气息。
   我收到了一张用红纸裁成的请柬，上面几行歪歪扭扭用毛笔写着几行字：
牛（副）乡长（没有“副”字）：
   我的儿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没具体写考上那所大学），请八月二十日来吃中饭。欢迎光临。

                           村民伍奎安   八月十五日
                                                                      
   考大学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僧太多粥又少，竟争激烈。除了考生靠自身的努力和天赋，无依无靠的农家孩子，还要加上几分机遇，不是去庙里叩头如捣蒜能够得来。特别是能考上北京的大学，成为有城市户口吃皇粮的人，真是鲤鱼跃过了龙门。
   古书记也收到了请柬。早些日子，他听说乡里有的教师准备下海经商，是否同意教师下海经商？由此引发了在全乡教师中的一场争论，众说纷云，有的乡领导说：自古以来国人历来鄙视商人，认为商人低人一等，教师下海经商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表示支持，也有人持否定态度。
   古书记在乡干部会上，就教师下海经商一事谈了自己的观点，说：“我不主张这样做，这会使人才流失，淘空教育事业的根基，产生连锁反应，扰乱教育队伍。金钱不是唯一体现教师价值的尺度。”今天古书记接到了这张请帖，又说：“这位考生能考上全国第一流的大学，是件非常不容易，同时也是全乡的一件大喜事。不但要学生刻苦学习，而且包含着教师的劳动，教师为国家培养了人才，教师是功臣。全体乡干部应当去登门祝贺，也是对教师辛勤工作的肯定。教师的劳动是一项艰苦复杂的创造性劳动，就社会声誉和地位，应当是一种崇高的职业，经济上本应得到比一般劳动者更丰厚一点的报酬，但是现实生活中却不尽人意。相信教师的社会声誉和地位会逐步提高。”
   好日子也来得快，转眼到了赴宴的日子。这是夏家村几十年才遇上的一件大喜事，比过年还热闹，显得特别隆重。二十位乡干部都如期而至。
   小院里摆满了从各家各户借来的方桌，个个在忙碌，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伍奎安见乡干部们都来了，像祖坟开了坼，脸上乐开了花。他笑眯眯地忙着小跑步过来，边跑边用围裙抹他的手，把专门请来接待贵宾的村支书伍奎良和村长伍安平抛在后面，急忙伸出那双沾满油污的手，挨个与乡干部握手，一个也没落下，头点得像公鸡啄米似的直不起来，口中念念有词：“欢迎！欢迎！”
   我在忙碌的人中，发现了刘小佳的身影，一会儿抬桌子，一会儿摆放条凳，又对帮忙的村民指指点点，安排他们干些什么样的活，像个大总管。
   伍奎安领我们进屋，里面已收拾得很干净，摆好二个大圆桌，看这地方就明白，被饭店称为“雅座”，是用来招待所谓贵宾用的。村支书和村长到“雅座”作陪，是这个山村的最高规格的礼待。大家团团围着圆桌刚刚坐下，马上进来两位模样俊俏的小媳妇，笑眯眯地走进屋给大伙儿倒茶，点烟。
   我坐在厅堂的侧门边，见房门虚掩着，从门缝往里瞧，室内有一张床和一张旧书桌，桌上堆放着两摞书，可能是这位“新科状元郎”的书房，厚厚的两摞书，可能就是他的复习资料，引起了我的好奇，想进去看看这位勤奋的学子，看些什么样的复习资料。我悄悄的推开房门进去，室内光线暗淡，只有窗户照进来微弱光亮，书桌正上方悬挂着盏40W垢迹斑斑的白织灯。农村安装的电线五花八门，铜线、铝线，铜铝结头，线径不一，损耗极大，想象得出来这白织灯，发出的光是昏暗的仅比煤油灯的光亮强，在这种光亮下久看书本，眼睛会非常吃力，他在这种环境中学习是相当艰苦的。我顺手拿起桌上的几本复习资料，字迹工整，是这孩子用公函纸抄录下来的。公函纸印有县各机关单位的函头，可能是班上的同学送给他的。我真是佩服这位有志向的学生。自古以来有多少寒门学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十年寒窗为科考高中。从此，修身，齐家，入仕途，去治理国家，光宗耀祖。流传着许许多多的刻苦攻读的佳话：凿壁偷光，悬梁刺股，映雪读书，……
   我仔细翻阅着这些不同平常的复习资料，眼前的这位学子，不正是这样的人才。自古以来开科取士，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由此，西方借鉴创立了现代文官考试制度……
   我不知不觉陷入了沉思，村长不知何时走到了我的身旁。他告诉我：“伍奎安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开始高兴得跳了起来，听人念完《通知书》全部内容，学校除学杂费外，住宿采用公寓式管理，卧具由学校统一购买，开学需交千多元学杂费，又犹豫了。”
   边远山村的农户，交几百元学费像是很大的数字，要交千多元学杂费，谈何容易，上哪儿去筹集这么多的钱供儿子上学？伍奎安俩口子开始焦虑不安，交完了这个学年的学费，加上伙食费，旧账未还清，又得再去借新债，几年下来总共要那来的那么多钱啊。夏家村还没有几个万元户。万元户也不一定能拿出这么多钱去供孩子去上学。
   伍奎安为筹集这些学费，连续几夜没合上眼。伍奎安虽目不识丁，心里可亮堂了，他家里唯一值钱的只有两头大肥猪了，卖掉才几百块钱，仅够所交学费的零头，与交纳的数目相差甚远。伍奎良知道后提醒他：“你栏里不是有两头猪？为什么不在这两头大肥猪身上去打主意呢。”经这一点拨，伍奎安顿悟。将自己想法都告诉了伍奎良。他点头微笑，非常赞成这种做法。
   伍奎安马上在小卖部买张大红纸，裁成巴掌大小，赶快回到自己的家，叫回来正在玩耍的小女儿。自己口述，由她握笔写请柬。写完请柬，天色已晚，他连夜将写好请柬安排好人，次日清早全部送出去。
    又去请刘小佳负责帮忙张罗。刘小佳初略估计，总共需要三十桌。他先定菜谱，每桌有：一大盆团子肉（湘南民间的一种上酒席的菜肴，类似“东坡肉”：将带皮猪肉，切成两寸见方，加佐料，红烧酥烂，用大脸盆盛上桌，美味可口，肥而不腻。），一钵骨头炖东瓜，一钵煮南瓜，一碟炒蕹菜，一碟青椒炒猪杂（猪大肠，心肺，舌、心。）。三大塑料桶的米酒，这样花不了几个钱，又使大家都能尽兴喝好、吃好。“雅座”与外面略有区别，猪肚和猪肝另作两个加菜，送到“雅座”，还在两桌添了一小碟花生米，凑齐八个菜。
   伍奎安请来屠户宰了两头大肥猪，足有四百斤猪肉，炖了一大锅团子肉。按人头计算，人均有一斤猪肉足够了。在自家菜园摘几个大东瓜，几个大南瓜。青椒，蕹菜不够，去各家各户凑，现成的。所有菜肴都争取在本村筹办，尽量不掏钱，能省则省。
   我与大发部长、小木子等人在一桌，挺热闹的。圆桌中央放着一大盆滚烫酥烂的团子肉（大盆是从各家各户收来的洗脸盆）。我估摸着这盆肉每人至少能吃三块，足有一斤。每人面前放着碗米酒，散发出来的香气可以判断得出，这是正宗的农家米酒，度数不低，像白兰地，甘醇，易入口，后发作，醉后难受极了。
    来郴楠乡前，听有位同事的父亲介绍过郴楠乡这一带民俗，遇婚丧嫁娶等喜庆事，大碗饮酒，大块吃肉。劝酒量不大的人，千万别在他们面前端杯。否则，盛情的主人会用各种名目，不断地劝酒，非得客人酒醉才罢手，酒量大的客人十有九醉，剩下那个是未醉装醉。
    我无酒量，对饮酒毫无兴趣，又不信邪，在很多场合，经不住劝酒。这些人是很会说话的，能够劝得我挺尴尬无所适从，必须顾及他人的颜面为了友谊，抿上一口后满脸通红，头就发晕，再喝，心加速，蹦跳得像只兔子，喘不过气来，天回地转，吐了一地（俗称：“下猪崽。”），称之为：宁伤身体，不伤感情是好样的。我这样醉过几次，也没人再劝酒了。这是国人的一种陋习。
   我从小不吃肥肉，夹杂在菜里的肥肉片，要挑选出来。今天，别说是喝酒，见到这盆团子肉，全是大块肥肉，不敢伸筷子。摆放在我面前最近处有一盘青椒炒肚片。我顺手夹了片猪肚放到嘴里，嚼不烂（严格地说是没掌握好火候。），放进嘴里如同嚼牛皮。只好专门挑选盘里面的青椒吃，挺能下饭。
   小木子见我不喝酒，也不夹肉吃，以为我讲客气，选了五花三层块大的团子肉放在我碗中。我出于礼貌，说了声：“谢谢！”又犯愁了，摆在碗里这庞然大物用什么办法去消灭它呢？坐在另一侧的大发部长似乎看到了我的心思，马上将这块肉夹了过去。团子肉炖到火候了，非常酥烂，他轻轻一夹，肥瘦分离开来，迅速将瘦的部分放到我的碗里。夹着剩下的肥肉，如嗦面条，“呼”的一声全吞下去了，对我笑了笑说：“吃肉就要吃肥的，吃瘦肉塞牙，不过瘾。”大发在部队当过八、九年兵，现在乡里当武装部长。他在部队当班长、排长带兵，能善解人意，真太感谢他了。小木子见状，有点尴尬，想不到自己帮了倒忙。
   我很快地吃完了饭，见大家正在喝酒的兴头上，悄然离开圆桌，到院子里去透透气。院子的人正在，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男人们喝酒猜拳声，盖不过人语嘈杂的声浪，比平时婚丧嫁娶办红白喜事的场面要热闹。
   我看着刘小佳端着个饭碗，心不在焉的模样，仿佛这香喷喷的米酒和诱人的团子肉对他并没有吸引力，也没有被这种热闹的场面感染，将一粒粒米饭扒进嘴里，又细细地嚼了起来，慢慢地吞咽下去。像是在思考着什么问题。他在想什么？我想起不久前我俩的一次交谈。刘小佳对我说：“今天不把你当乡长，我比你长几岁，把你当成自家兄弟，叫你‘牛老弟’。”“我喜欢这个称呼，你今后就这样叫我。”
“我们学校有十几个人考上了大学，从此改变了命运。而我仅相差几分名落孙山被淘汰。我不服气，到广东打工，想攒学费准备回来复读。看到那里的农民文化并不高也会赚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那你有什么想法呢？”
   他接着说：“我去了一个养鸡场打工，老板还位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的人，他在一位亲戚那儿借了几千块钱，办起养鸡场。他养出来的鸡不愁销路，几年就富了。我们这儿办起养鸡场，鸡也不愁销路。我们的条件并不比他们差，只是缺少资金。”刘小佳所说的是实情，他在外打工，见到过外面的精彩世界，不甘心沦为父辈那样，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守望着几亩责任田，干着重复的劳动，仅仅为了温饱，可无情的现实摆在他的面前。
   刘小佳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将这种幸福寄托在考上大学，跳出农门，有城市户口，稳定的工作，固定的收入和崭新的生活圈子。仅仅凭一次高考，差十几分甚至只有几分，就定格一个人今后一辈子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命运呢，太不可思意了。后来，他又在广东打了几年工，发现自己也有能力，凭个人的努力去创造幸福生活。苦于没有本钱，陷入了迷茫之中。怎样才能让所有的农村青年人，觉得还有奔头，有重新获得改变自己的命运机会。这确实是在扶贫工作中值得考虑的新问题……
    古书记和所有的乡干部都拿出了二十块钱，作为贺礼。雅座共收到四百多块钱礼金。外面的几十桌宾客也你五块，他十块，亲朋好友多出点，总共收入了一千多元。伍奎安孩子上大学的学费基本解决了，又能睡安稳觉了。
   在回来的路上，古书记平时爱讲笑话，他今天往判若两人，一直在沉思，没有讲话。他又在想些什么问题呢？车刚开到办公楼前，他与几个党委成员嘀咕了几句，通知召开三家联席会议（党委、政府、人大）。会议上，古书记谈了自己的想法，供大家参考：“现在大专院校正在发放录取通知书，全乡有多少考生，事先没有做这个方面的统计，无法估计全乡能录取多少学生。”但他自信地说：“相信全乡的教师工作认真负责，培养了一批优秀学生考入了县重点中学，还会有不少考生陆续接到录取通知书。”但是应当看到，不少村民刚刚从贫困在线挣扎出来，解决了温饱问题，万元户只是少数，知识能改变人的命运，不能因为无钱交纳学费，使学生而失去学习的机会。他初步设想：“由乡政府出台《高考、中考录取学生发放奖励暂行办法》，这个《办法》要有可操作性。凡拿本乡户口，村委会的证明和录取通知书，可以到乡里领奖。”他接着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自古以来，有些工作是由当时的家族、乡绅做的，例如，遇到灾荒年，会有人牵头招集族中大户、乡绅和商贾捐粮捐款赈灾开粥棚。有贫寒学子考上学校无钱读书，由家族捐资助学。现在家族势力已经不存在了，村民只能依靠政府，我们要将这个任务担当起来。”
    为了筹措这笔经费，集思广议，会开到很晚才散。

（十）女儿到了牯背岭

武陵打油匠/文

   女儿来信：常听我说在农村插队落户的事，很感兴趣。自己又从没有到过农村，想在暑假期间来牯背岭看望爸爸。我接到信非常高兴，知青的后代本不能忘记农村，盼她早点来。由于这几天忙，没及时回信，又接到妻子的来信，说她们大约定好了出发的时间，却没有告诉我准确抵达的日期。我不知道回信她们是否还能收到，也不知去接那趟车。

   过不了几天，妻子领着女儿到了牯背岭。大热天带着女儿，坐了火车换乘汽车，辗转才来到牯背岭，站在我的面前。我异常惊喜，又感到没去车站接，亏欠了她俩，忙上忙下做点补偿。大木子的哥哥在她们前一刻到了牯背岭。兄弟俩正准备煮面条，听到我妻子领着女儿也到了牯背岭，过来打过招呼，他估计娘儿俩也没吃饭，叫了声：“嫂子，都饿了吧，先喝口水，等会儿吃面条。”大木子又在地上放了两个蒸饭钵，放了点盐、猪油、酱油和开水。不久面条煮熟了，他用筷子一绺一绺地从锅里捞出面条，朝地上钵子里夹，不小心，有几根面条搭在饭钵的沿口上，又滑落到地上，大木子眼捷手快迅速将那几根面条拨回到饭钵中，面条多少粘了点灰。他这简单动作，我回忆起十几年前招工，初到工作单位时的情景。

   有一天清早，馒头蒸熟了，胖子师傅正端起馒头朝大竹筛里倒，不慎掉了两个到地上。我迅速将那两个馒头拾起来，见馒头上面粘了点黑灰，迅速剥去粘有黑灰的馒头皮，又放进大竹筛里。胖子师傅瞪了我一眼，拿起这两个馒头，扔进了潲水缸。这一幕被管理员看到了，他深有感慨地说：“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对粮食的态度就是不一样。”

   大木子从小在农村长大，爱惜粮食，这是他的美德。”我端起两碗面条，忙说了声：“谢谢！”我过来了，她俩看着两碗素面，没吭声，尝了一口，都觉得咸了点，想去拿开水瓶，倒点开水放到面条里冲淡一点，才发现热水瓶是空的。昨天回来得晚，洗澡把水全用了，剩下两只空水桶。我平时用水在伙房提，水是直接从玉溪河抽上来的，混浊。要放在桶里沉淀一个晚上，才用它来烧开水，有时忘了沉淀，顾不上这些，提回来后马上烧开，泡茶喝。今天可不能马虎，必须到马路对面村民家的井里去提水。

   我提着桶下了牯背岭，横过马路，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到了位村民的院门口。这户人家是郴楠乡的村民，打了口机井。玉溪河干涸的时候，住在牯背岭的乡干部都到这来提水。我很少来，刚到院门口，狗见有陌生人进来，狂叫起来。主人听到狗叫声，出来。见是我来提水。呵斥了它，狗不叫了，摆摆尾巴又趴在树阴下，吐出红红的大舌头，凉快去了。主人热情地打招呼请我进屋坐会儿。我谢过了他，打满两桶水，三步并作两步赶紧回屋。

   在家下班后，想看看书报，女儿总有那么多为什么要问，真不让你静会儿。为了能做点儿事，让其少没完没了地提问；更怕自己的知识浅薄，回答有误，反害了她。干脆去买了《辞海》和《成语词典》等工具书，让她自己去查，省得她没完没了的提问。人也怪，到了牯背岭，晚上一个人在房里静静地坐着，还真想她。原来以为烦，这烦也有烦的乐趣，见不着她，又想念她了。两个多月没见到女儿了，她个也长高了，文静多了，像个大姑娘模样。

   我提水进屋，满头大汗没顾得上擦，防灰尘落入水中，顺手去拿桶盖，盖在用来烧开水的水，再舀水到脸盆呈给她俩洗脸，洗手。这时女儿的那双小手全部伸进了桶里洗手。我们从小就教育女儿讲卫生，勤洗手，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可这不是在家里，手一拧，自来水哗哗流出来了，令女儿想人到城、乡的差异会有这么大。

   我默默地看着她洗完手后，牵着她来到走廊里。指着我刚才提水的路，告诉她：“爸爸刚才是下了这个大坡，过了马路，沿着这条弯曲的小路，到对面的那户人家，往返有三里地，才打来这两桶水。平时爸爸洗手，是用瓢舀水在脸盆里洗，有时洗过脸的水还要用来擦桌子。”女儿是个乖孩子，听说后，知道自己错了。明白“冷水难挑，热水难烧。”的道理。

   妻子看到走廊尽头，角上有个水池，像是准备安装自来水的配套设施，问我：“县城应当都有自来水，牯背岭距县城并不远，接过来花费不多。”我告诉她：“水管已经接到学校门前了，自来水接过来花费不到一万元。但是，今年是没指望了，奖励全乡考上大学、中专学生付出的金额达五万元。”

   女儿她对周围什么事都好奇，又开始不断地有问题，问这问那了。她以为到了郴楠就立即能看到夏家村的美丽景色，骑田岭的秀丽风光。我告诉她：“明天有车上骑田岭……”

（十一）多子福不多

武陵打油匠

      稻谷又黄了，村民们都在忙着做收割前的准备工作。我在乡政府值班，从外面来了位个子矮小的老人，面色黑中透黄，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像久被疾病折磨。他带着顶发黑的草帽，帽沿犬牙交错，只须轻轻碰一下帽沿，会掉下不少断草碎屑，戴这顶草帽必须小心翼翼，轻轻放在头上。它和他的主人一样饱经风霜，经不起折腾了。老人穿着件褪了色的空筒旧棉袄，纽扣全掉了，敞开着，裸露出枯瘦如柴的前胸，如两块干燥的搓衣板。手中拿着根擀面杖大小的杉木棍，一瘸一拐地朝办公室走来。

      天气燥热，人穿短袖衫都嫌热，他怎么不穿件单衣？难道家中连件旧单褂子也没有？我赶忙上前去，扶老人坐下，又给他倒了杯凉开水，递给老人。老人接过杯子，情绪有些激动，对我说：“你是乡里的领导吗？我是夏家村的，要告状。”又有言欲止。我想老人像是受了委屈，可话到嘴边怎么又咽回去了，像是牵涉到了什么人，还有顾虑？怕受到打击报复？我一连问了自己几个问号。对老人说：“您老人家莫着急，有话慢慢地讲，我是牛副乡长，今天值班，您不要有顾虑，政府是替村民办事的。”老人大概听我不是本地口音，问我：“你是夏家村的驻村干部牛（副）乡长？”

         “是。”      

“好！我讲，我叫伍大有，今年八十五岁。”当时我听到这个名字，有点耳熟，早些天，夏家村上报红军失散人员的名单中，仿佛有这位老人的名字，而且年龄也吻合，莫非就是他？

      随着落实西路军的政策，乡政府正在开展寻找红军失散人员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初，朱德、陈毅等领导湘南人民举行“年关暴动” ，县里有很多劳苦民众参加了红军，上了井冈山。后来在打郴州的战斗中失散，有的伤病员又回到了故乡。

     我认真听老人讲述，没去核实老人家的身份。老人是用羞涩的目光望着我讲起了自己的遭遇：“我……，真的不好意思开口，养了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们都当爷爷了。现在，我这个大家庭四代同堂，儿孙满堂，可以享清福了。可我那来的福啊！几个儿子为了养俩老，相互推诿，争吵不休，互不相让，到头来谁都不管我俩，一拖十几年。我以前还能干农活，女儿嫁在本村，离得不远。农忙时，女婿过来帮忙把田耕好，耙平，责任田里的其它活自己能干，不需别人操心。自己养活自己还没有问题。随着我年岁一年年增大，手脚越来越不灵便，干起农活力不从心。去年又患了场大病，死了，倒也图个清静。可是我生得贱，在老太婆的精心照料下又活过来了，病慢慢地好了。欠下一笔医药费，女儿孝顺，尽力帮着还债。她造孽，拉扯着一群儿女，生活困难，我实在不忍心再给她添麻烦。”

     老人喝了口水，接着说：“今年稻谷又黄了，我再没有能力将稻谷收割回来，不得不去找儿子们，他们还是你推我，我推你，谁都不负责任。我不得不来找乡政府，要告那几个不孝儿子，他们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是父母生养的，要养父母。”

     我听了老人一席话，非常同情老人的遭遇，一股无名火直奔脑门。不加思索，满口答应，明天去处理老人的事。拿起电话，请接线员接通夏家村的电话，请夏家村支书伍奎良、村长伍平安、妇女主任，明天上午十点钟到老人的家里开协调会，并请村委会通知老人的儿子们都要按时参加会议。

    送走了老人，在场听到老人讲述的几位乡干部都很恼怒，就马上在办公室里议论开了。中国革命已推翻了“尊卑、男女、长幼”的桎梏，并非主张在日常生活中，敬老慈幼也要排斥，社会家庭的和谐也算逆动。我们反封建，是要反对束缚人们思想的旧文化，封建糟粕，娇枉过正，不能把过去的一切全部都否定。

     “文革”，革了文化的命，将中华民族的许多传统美德都作“四旧”给破了，有的人不忠不孝，却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封建余毒进行批判，成为了他们的遮羞布，这些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成功地开好这次协调会，妥善处理好这件事，能教育更多的村民，弘扬中华民族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树立社会新风尚非常有意义。现在正遇上商品大潮风起云涌的年代，穷怕了的村民，一门心思想发家致富。我应当鼓起勇气，去掀开这块遮羞布，让他们丑陋面貌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村民分清是非，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次日，我吃过早餐，赶到了夏家村。回想起昨天乡干部们的议论，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村干部十点钟都到齐了，只有老人家的儿子们没按时来。我问刘平安：“你通知过他们吗？”刘平安马上说：“我接到电话，专程去通知过了。不知道他们怎么还不来。”我看老人的几个儿子太没有时间观念，对村支书伍奎良说：“走！我俩登门去请他们过来开会。”村支书伍奎良没想到会叫他去叫老人家的儿子们来开会。有点猝不及防，看看我，站起来，我们一同走出了老人的家。

      伍奎良被我叫了出来，不知道我要有些什么话要对他讲，一直默不做声。我想讲点什么，欲言又止。俩人同行都觉得挺尴尬的。我到了老人的住房，房子非常破旧，室内陈设很简陋，老人确实只有穿件空筒棉袄过夏天的本钱。当他看见老人的儿子们的住房，一栋比一栋漂亮真令人羡慕时，伍奎良轻声地说：“这些不孝的东西，自己的房屋修得富丽堂皇，可父母却住在破旧的房子中，那可是养育过他们的地方。”他的儿子们完全有能力去修缮，可是他们没去做。我看了也不是滋味，虽没讲话，脸色却变了，也在心中咒骂：这些不孝的东西，良心让狗叼走了，父亲没换洗衣裳，连件衣服都不给买，那怕是随便给件自己穿过的旧衣，给老人作为换洗衣服，也算他的良心尚未泯灭。

    协调会开始了，老人家的儿子们个个自知理亏，无地自容，有的低着头一个劲地抽烟；有的下意思地玩手指头；他们就是不敢抬起头面对众人，不敢有半句绞辩之辞。老人家理直气壮讲了自己的几点要求，他的儿孙们不敢再相互推诿，问题圆满地解决了。

     伍奎良支书讲了几句话，请我发言。我看问题解决得顺利，本不想讲话。但是，看到眼前发生的事情，全乡在计划生育工作的被动局面，夏家村反映出来的问题，生男孩的愿望非常强烈。普遍认为：生了男孩家族里增加了势力，家庭增加了劳力，母亲在家增加了权力，所以敢于冒着风险超生；有人用对付日本侵略者的办法来对付乡干部。但是，像伍大有这位老人生养了五个儿子，老人连换洗衣服都没有，晚年他生活无着落，儿子们都不管，生病时儿子们不理，都只顾过自己的小日子。我憋了一肚子的火，想找机会要说几句，今天机会来了，把想要讲的话通通说出来，我放开了嗓子大声地说：“大家都讲要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可眼前的事都看到了，老人家有五个儿子，在这十几年里，他们尽了什么孝！老人家名叫‘大有’，希望老来不但‘有’，而且要‘大有’，可是养了这么多儿子，老人家到了八十多岁的年纪，还要为吃饭在风雨中劳作，连多余的换洗衣都没有。俗话讲：‘养不教父之过。’”

     我对着老人说：“您老人家养育出一群不孝的儿子。”

     老人家听到我的话，脸色变了，立即吃力地站起来，向我鞠了个躬“是！我的错，我的错，养了些不孝的儿子，父之过，父之过。”我看到老人家尴尬的模样，心里在想，中国人是很要面子的，不能妄言，不能太偏激了，人家的孙子的个头都有我这样高了。

      农村召开协调会，调解家庭纠纷，负责调解的人，一般都以“和事佬” 的面目出现的，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不痛不痒批评几句，其目的是顾全各方人的面子。我在讲话时是否也要平衡一下各方面的关系，也当回“和事佬”，照顾他们的面子呢？否则，自己会激起村民们的义愤，陷于孤立的境地。又想自己不是本地干部，在这儿工作两年，不必有那么多顾虑，胆子又大了些，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应当去鞭笞，应当让几千年的文明精髓传承下去，不管有多大的副面影响，豁出去了。

    又接着说：“乡的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得非常艰难，都想养儿防老，就是多子多福的思想在作祟。大家都看到了，眼前这两位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家，就生养了五个儿子，五个啊。”情不自禁地举起手，松开五个手指，扬了扬，用这种手示来加重语气：“在十几年里，儿子们为赡养父母相互踢皮球。儿子不赡养老人，养了又有什么用。”又将手用力地收回来：“谁说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从这件事说明了，生男生女都一样，是没有区别的。他真有一位孝顺的好女儿，这些年来就是他的女儿，尽到了赡养老人的责任，也为她的子女作了榜样，她会享到子女们的福，她是位了不起的母亲。女儿好！女儿好！她是父母的贴身棉袄，暖了老俩口的心。”我又用严肃的目光扫了老人家的几个儿子，又盯着年过花甲的老大：“你也会老的，带了这个坏榜样。你也老了，不能动了，子女们也学着像你那样，让这种故事重演，你们会有什么想法？我看你是自作自受！欲哭无泪！中国有句古话，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就是讲给你们这些人听的。”会场上鸦雀无声，我讲完话后，心中有种从未有的畅快……

      协调会上的发言，伍奎良听了，脸红一阵，白一阵，又会怎样想呢？散会后，我与伍奎良等人同行，看样子我的发言对他有点促动，在回去的路上，他还是一直默默无语。他会不会认为我在敲山震虎，戳他的脊梁骨呢？的话火药味特浓。根本不顾及他人的面子。他也有个性，里面还会暗藏其它的用意吗？很可能是有所指的，这次计划生育工作，村里确实做得太差了，自己是有责任的，他不可能察觉不到。可他是在给了自己的机会，在基层工作几十年里，为挽救一个同志采用的常用手法。这小子也不是那样简单的角色。先召开个支委会，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不久，伍奎良邀请我参加支部民主生活会。

（十二）民主生活会

武陵打油匠

    今天，我心情好，起得也早，没等伙房开饭，泡了袋方便面又揣上两包塞进挎包。我站在牯背岭下，拦辆到夏家村方向的中巴车，赶到村口，时间还早，见一群孩子正背着书包去上学。

    分田到户后，村里开会都要付误工费，为了节省开支，有的事由村支两委的同志分头去征求大家的意见。招开党员民主生活会的次数少了，大家难得聚集在一起。今天时间还早，有几个村民组的党员跟着上学的孩子朝大队部走。

    会议快开始了，参加会议的三十多位党员，陆续到了会场。以前总认为农村人时间观念差，特别是开村民大会，等了张三，缺李四。张三去叫王五，李四又被叫出去有事。有时开党员大会也不例外，反正是锣齐，鼓不齐，再好看的戏也没法唱。现在，看来不全是这样，党员能早早地来参加会议，这说明基层的党员仍然依恋组织。过去会议多他们见面的机会多；现在会议开得少，见面的机会少了。一帮老哥兄弟们到齐后，打开了话匣子，有的还是喜爱高谈阔论，相互传递各类讯息；有的仍然爱扯闲话、说笑话逗乐子。

    在集体化时代，这帮哥儿们，算得上是这块土地上的面子人，好歹都管理着几十、百把号人。每天安排社员去干什么农活，统统由他们说了算。每年春耕时节，公社都要召开最大规模的三级干部大会。会上，公社领导从思想发动，积肥备耕，浸种育秧，插秧灌溉，中耕除草，基肥追肥，治虫打药都要讲遍，年年如此。仿佛祖祖辈辈作田下力的农民成了一群白痴，不在大会上反复强调，作好安排，今年的粮食会减产。更可笑的是，不谙农事者也可以坐在台上发号施令。

    农忙时，大队也要召开会议，他们聚在一起坐谈，说白了干部们找个借口休整，仍给他们记工分，年终分配少不了那份。开完会，去全大队各生产队转转，检查生产进度、生产质量。有时开会议餐，集体出钱买点荤菜解解馋。会议完了，每人拿回张盖有大队印章的收款收据，到队里去报账，开支又分摊到生产队里，由社员负担。

    以前，他们在各种会议上，男人老是批评妇女同志，开会时像群麻雀，叽叽喳喳，没完没了，难得安静。今天，男人也像开妇女那样，个个话也多了起来。伍奎良理解他们，没及时开会，有意让大家说说话，叙叙友情。我坐在边上，看着这热闹的场面，像是重温昨天的故事，倍感到亲切。

   改革开放后，实行了包产到户，村民不再被牢牢地束缚在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干农活成了村民一家一户自己的事情。自家农活自家干，村民才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根据自家田地的特点选择要栽种的作物，让其发挥最大的效益，庄稼种得好多了。收多收少，不用干部去操心。完成了上交任务、剩下的全归村民自己。过去，伍奎良常在大会小会上批评过社员，在自家自留地里干活，舍生忘死；在集体地里干活打不起精神，说这是私字在作怪。说“私”字是万恶之源。看来现行政策就是利用了这个“私”字，“私”字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要看如何去用。

     责任承包到户，正是村民在自家田里“私字在作怪”的那股积极性，粮食产量提高了；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出工不出力，干好干坏都一样的问题，迎刃而解；当干部的也省心，又有什么不好呢？可是，他们还是持有不同的看法：说这儿不行，那儿也不妥，颇有今不如昔的失落感。

    伍奎良仿佛从其心灵深处能窥视出他们的心思，不少人对分田责任到户，心中仍有不同的意见，经常喋喋不休的说长道短，讲白了这是怀念过去搞大集体，实质上是依恋过去掌的“权”。现在村民手头钱多了，有九成以上的村民支持分田到户，大势所趋，又毫无办法。现在兴言论自由，就让他们发发牢骚，消消肚子里的怨气，还是让其发出来，别憋坏了他们。

    过了半个时辰，伍奎良清了请嗓子，会场上安静了，他开始讲话了。会场上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伍奎良先承认了在计划生育工作的错误。村里的这项工作原来还是比较好的，自从他的儿子伍跃进超生后，在村里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接连七、八户人家在计划外生育。村干部也不敢理直气壮去做工作，使村里的这项工作中很难开展下去。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表示愿意受罚。罚款的筹措方法也讲了。

    伍奎良主动作检查，有几个伍奎良的铁哥儿们，却拿这件事做文章，在会上发言：这是他儿子超生，关他何事，不应由伍奎良负责作检查！这是两代人。他儿子又没入党，不必开这个党员大会。

    伍奎良在会前就听说了这些言论，前前后后想了几遍，对所他们提到的这些问题，自己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估计到这帮老哥弟兄们还会借题发挥，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还是为了发几句牢骚，虽然事先做过工作，可是现在还是有人提了出来了。

    所以，伍奎良在会议开始就说了：首先感谢这帮老哥弟兄们在这几十年来对他工作的支持，特别是在几十年封山育林的工作中，为社员带了个好头，看到村里恢复了青山绿水，肯定了大家的成绩，都是好样的，个个功不可没。但又严肃地指出，应当还看到，过去体制存在着种种弊端，做法弊大于利，所以要改革，先堵住了一些人的嘴。

   我从中看到：有些工作不是一、二次会议能解决问题，今后还得有人来做工作。

   我又从伍奎良口气中仿佛嗅出了股味，他好像是最后一次主持支部大会了。今后还得做工作，不一定是他来主持会议，谁来唱这戏，是个未知数，自己有个圆满的结尾了。还劝在坐的各位也该换换思想，让年轻人上台。他没有提到伍平安，妇女主任上报过时摸底表的事，事因他起，不好在会上批评，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

    伍奎良在这次支部民主生活会上的态度是端正的。连罚款的筹措方法也想好了，态度应算是诚恳的，但如何处理，我没有把握。都知道，这个问题是高压线，不但要罚款，可能会一票否决？

     我摸过伍奎良的家底，他家并不富裕，自己比较清廉。两年来，他在小店共赚了几百块钱，省吃俭用的为小儿子办喜事积攒下来几个钱，凑起来不足一千元。他在会上说了，到亲朋好友处借一千多元，准备凑足二千块钱交罚款。

     我回牯背岭后准备找古书记谈谈，希望乡领导按最低数额，罚他一千元。就这个数也把他这个家掏空了，对伍奎良来说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估计古书记听过我的汇报，他表示支持我的做法。但是，要保住伍奎良支部书记的位子，还是个未知数。

（十三）书记开店

武陵打油匠

   村里的代销店，每天人来人往，是村子里最热闹的地方。年轻人图省事，兴种“卫生田”，家里的老人家辛苦积的土杂肥，没人愿意一担担往田里送，嫌太累人，全使用化肥，施完一天肥，身上干干净净，没有半点异味。一帮老哥们，每天清早不要个个再挎着个粪筐，手拿粪叉，沿着村头走到村尾，去寻找猪粪牛屎了。他们吃过饭，闲不住得去找点事干。有的人几个人邀在一块打扑克，钻桌子，在脸上贴纸条作为惩罚；觉得不过瘾，搓麻将，整天二、五、八，打得昏天黑地，输了几个小钱，有时心中不快，回家后拿老伴当作出气筒。有的人背剪着双手沿着小道，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代销店，人凑在一块，你在小店买包烟，我也来一包；你散一轮，等会儿我个个都装上一支，就这样，你一支，我一支，他一支，吞云吐雾扯闲篇，荤的、素的讲得眉飞色舞，像真事一样，乐得大伙哈哈大笑。
   不少提着鸡蛋来换盐、针线的老姐妹们不知这帮老头们在说些啥，好奇驻足旁听，听完后又骂这帮糟老头老不正经。有位老头平常爱“吃豆腐”，听女人骂他们老不正经，不甘示弱，马上接上话茬，打趣地对这老妹子说：“哟！老妹子，你那个情哥哥得罪你啦，骂他什么正不正经。你们别听，堵住耳朵呀。等听完了我们这些不正经的糟老头说完话，你的‘哈、哈’声，打得比谁都大，完了，又说咱老哥们不正经了。”又有位老头接着说：“看来你也同我一样不正经了，还装着个正经样。是不是你那当家的小伙计不来劲了，听段荤的解解馋，别走，刚才只是小荤，大鱼大肉还在后头。”说完老头们一阵狂笑。老大姐羞得满脸通红，周围好事的孩子们也跟着老人们一起打哈哈，不知道他们懂些什么。老大姐转背便呵斥孩子们：“走开，你们懂个屁，跟着打哈哈。”赶开围观的孩子们，自己也跟在孩子们后面，一溜烟地跑了。
   伍奎良包下村里的代销店，站在小小的柜台里，开始简单地认为自己可以多接触人，了解些情况，有利于村里的工作。听到这些荤素闲篇，不去插言，也跟着笑笑。可近来他听到了不少人议论，认为支部书记开店做生意属不务正业，有损村干部形象，颇有微辞；开代销店是为人民服务，不应从中牟利。
   自古中国以农业立国，素有轻商观念。据《清稗类钞》云：“《会典》开载，凡农家许着绸、纱、绢、布。商贾之家许着绢、布。如农家之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着绸、纱。此见吾国之贱农贾，而商尤轻于农也。”民间亦有“农不与商斗”，“ 无奸不商”的说法。按旧礼风俗民间很看不起商人斤斤计较的职业习惯。有的村民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无奸不商，改革开放，什么事都会发生，连支部书记也做生意，和奸商划上等号了。
   人们对伍奎良开店一事的议论，我初到夏家村就听人说过，对这件事我作过调查。伍奎良开店比他原想象的要复杂，开始也不知如何是好。代销店主要的服务对象群众，能够就近买到针头线脑，糖果香烟，火柴咸盐，并不全是为了赚钱而开设。确实又有不少村民仍需要它，离不开它，还不能关门。
   伍奎良开代销店，还得从头说起：原来代销店由一位小伙子承包，小伙子呆在村里，如坐井观天，难听到的外界消息。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视野扩大了，回馈回来不少讯息。他听到从外打工者言谈中得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有的闻所未闻的。自己在这个山村辛苦干一年，还不如在城里摆个地滩个把月的收益，不安起来。可是父母从小告诉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几年前，自己初中毕业刚回来。伍奎良见他体力单薄，家庭又非常困难，干农活相当吃力。适逢原代销店的老人病了，村里照顾他，叫他来代销店接替了这份工作。全年在生产队记一个全劳力的工分，去公社进货还有点补助，当时这样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差事，确实是村里不少人梦寐以求的好工作。
   现在，代销店的运作模式，由集体大锅饭，改变成个人承包，村里只负责收门面租赁金。村里的年青人大多数外出务工，留下老人和孩子，购买力有限。每月有几次赶场，不少人去墟场做买卖，回家时又顺带些生活日用品和零食。仅仅有些老年人常来买几包廉价的香烟、火柴，代销店的生意远不于以前了，赚不了钱，收入减少了。小伙子认为，不能忘恩负义，知恩图报，在村里又干了一年，才向伍奎良提出了辞呈，与人合伙做生意去了。
   伍奎良理解这位年轻人，人向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都不愿意守在这山窝里受穷。没阻拦他，支持年轻人外出创业，去奔前程。将代销店租赁的消息公布了于众，希望有人来承包。村民人人更会盘算。代销店交了租赁金，剩不了几个钱，太不合算，没人愿意来签合同。眼看租赁时限已过，代销点没人来承包，还不能关门，只好自己接下这个差事。刚开张的日子，伍奎良站在这三尺柜台内，浑身不自在。特别是挑着担子去进货，总是把草帽有意压得很低，怕遇见了熟人觉得太难为情。
   村里的工作又不能丢，自己要出去开会或有工作要出去，叫老伴来站柜台，开始她不熟悉价格，告诉她又记不住，用纸条记着，她不认识字，眼力又不济。有时货架上标好了价格，她看不清楚，多收了别人的钱，人家不干，找上门来，要回去，还客气地说乱“调价”，不客气的说他蒙骗顾客，什么“君子爱财，也要取之有道” 什么闲言闲语都有 ，没办法，随人嘴巴说去。少收了别人的钱，没几个主动退回来，不亏本就幸运了，赚了个“为人民服务”。 还想做买卖赚钱，连账都算不清，傻样！
   令伍良奎想不到承包代销店，会惹出这样多的麻烦，心里窝火。眼看过端阳节了。伍良奎思量着不管人家怎么说，多进些货保障节日供应，让村民们过好传统节日。自己年岁大了，挑不动太重的货物，每月咸盐要卖好几担，虽说利润微薄，是村民的必需品，每次都叫儿子去帮忙进货。跃进满口答应去，不敢说个“不” 字，脸上却总是露出不乐意的表情。今天，伍跃进又去县城进货，他辛辛苦苦挑回来一担食盐，天气又热来回要走四十里路，汗流浃背回来后像害了场大病，不算来回路途的开支，每担盐才赚二块钱，还不知道要卖多少个主。他在外打工，有时还没有这样累人，每天还能赚三、五块钱。跃进心里老是在犯嘀咕，埋怨父亲，接了个倒霉的差事，搞得一家人都不得安宁。父亲又坚持要开这个便民店，只能将怨气埋藏在心中，下次叫，他还得硬着头皮去当挑夫。
   村民对伍奎良的议论，他们的思想仍旧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有些群众，其中也可能包括我们的村干部，意见不一定都是完全正确的，这正是要到这里来做的工作。如何去做好说服工作？改变人们陈旧的思想观念，不是一年半载能完成，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