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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支书的烦脑事
郴楠乡召开计划生育工作活动月总结会，夏家村工作开展得不顺，不但没有完成任务，连计生对象都没弄清楚，村里的工作从没有这样窝囊过。问题的在何处？刘小佳没反映情况前，从夏家村的计划生育统计表中反映出些问题，令人疑惑不解。我们上门做工作，很多人已做过手术，难道是村干部工作马虎？起码是他们对工作不负责任。在这段时间里，从伍奎良不安的表情；村干部对计划生育工作有意回避；又从村民的眼神中，释放出一种不易被人觉察的表情，已初现端倪。我凭直觉，这些都关系到村里的计划生育工作。我将问题从头至尾想过一遍。
湘南通常是同姓氏或几个姓氏，十几户，几十户，甚至上百余户集中居住形成村落，每个或数个村落为一个或数个村民小组，每个行政村又以数个村民小组构成。人们又把村落叫做“寮”。
女人早起，去井或溪沟边浆洗衣衫，傍晚汇集在空坪或大树下，纳鞋底、织毛线、补衣裳，如城里人看新闻联播节目，是村民生活不可缺乏的内容。她们在浆洗衣衫或休闲纳凉时，从村口的大嫂聊到村尾的么儿媳妇，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如左邻右舍谁家又来了客，买了多少肉，炒了几个菜；赵家的鸡下了个双黄蛋；钱家母猪下了小猪崽；孙家婆媳拌了嘴；李家小孙子不小心摔了跤，流了血等，会成为人们的话题。谁是计生对象，谁家是超生户，根本瞒不住村里的任何人。在计划生育工作活动月里，这些话题会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尽管在议论中，有些夸大其辞，但不会没有依据，空穴来风。在她们的心目中，村里的这些事如同她们的家事。我找她们了解村里的情况，认为我是外人，外人是不能打听她们的家事，她们会避而不谈保持沉默。所以，我必须依靠村干部。
这次计划生育月里村支两委的表现，有悖于夏家村干部的工作作风。又与伍奎良有直接相关。夏家村的干部基本上是伍奎良培养出来的，我在村里找人了解情况，有的人弄不清楚我的态度，不会轻易说多余的话，怕对自己产生不良影响，有时反映出来的问题模棱两可。
早些日子，伍奎良家的小院挂起婴儿尿布，他儿子伍跃进的房门紧闭，有婴儿的啼哭声。我查看过夏家村的统计表，按日期推算，伍奎良家的孙子不应是在襁褓中，应当满地跑。问题明显出在他家，却没人来反映情况。
按有关规定伍奎良的儿子跃进头胎生了儿子，得上节育环，他却违规生了二胎。违规生二胎者，不但要做结扎手术，还要重罚。在教育儿子的问题上，伍奎良的态度暧昧，不痛不痒地说几句，下了点毛毛雨，没拿出他能说会道的本领。
究其原因，还是伍奎良头脑中旧的思想作怪，跃进头胎生了个孙子，当然高兴。在偏僻的山村，距离中心城市太远，缺医少药，交通不便，医疗条件太差，人吃五谷杂粮，难免不生百病，总感觉有点危机感。村里的赤脚医生，是个初中毕业生，还是自己送他去乡卫生院学习了几个月，就挎着个保健箱，给人看病了。虽说他在这些年的行医实践中，大有些长进，可是治病救人，并非手指头被镰刀割了个口子，消毒、止血、包扎那样简单。以前他听伍奎禄讲过：医生看病非同儿戏，要受过专门培训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他又怕自家孙儿万一有个闪失，不能延续香火传宗接代。多有个孙子才让人放心是双保险。跃进的媳妇确实争气，第二胎，又给他家生下了个大胖孙子，为这个家立了大功，他不忍心还要让她再去挨上一刀。
伍奎良虽然有了两个孙子，如愿以偿了，可世界上的事，有得必有失，好事不能让一家子占全了。村里棘手的问题接踵而至，伍奎良自己屁股没擦干净，无颜站出来做工作，害怕别人揭己之短，只得夹着尾巴做人，哪有胆子去做群众的工作。想要不受处罚，群众反映强烈，村里的计划生育工作很难开展下去，像多米诺骨牌产生连锁反映，接二连三又出了七、八个计划外生育。他内心是矛盾的，又和其它超生户一样心存侥幸，不可能甘心情愿受罚。
但是，对村干部计划生育工作可是根高压线，碰不得，不管是谁，要受到处罚。真要受罚，罚款数目不少，将整个家要掏空，自己拿不出这些钱，想到这些又不寒而栗了。思前想后干脆装聋作哑。
乡里召开计划生育工作活动月动员大会，通知村支部书记、村长、村妇女主任参加会议。伍奎良知道这次活动不比往常，计外超生难辞其究，耍滑头，说身体欠佳，请了假。村长与村妇女主任也都是人中精怪，嘴里虽不说，心里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散会后他们不向伍奎良汇报；乡里要求各村把计生对象报上去，也不去摸底，却将过了时的摸底表稍作改动，便交了差。我刚到夏家村对这些并不知情，听了村干部的汇报，又没去核实，被他们糊弄过去了。
结果在乡里上门做计生工作时，报表上的这批计划生育对象几乎都做过了手术。我开始不知道其中有诈。刘小佳在上次活动月中躲掉了，歪打正着，他成了夏家村在这次计划生育活动月中唯一的对象，他本人并不知情。刘小佳的出现，我了解到一些情况，认为是可信的。但是，工作最终要依靠他们去落实，还要靠村干部。我浑身是铁也打不出几颗钉。
我用什么办法打开这个缺口。我相信伍奎良受党教育多年，会有起码的思想觉悟和是非观念，不会将自己混同一个普通的村民，准备找个适当的时间，和他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
刘小佳反映了一些情况，值得注意：有位结扎对象手术后患有多种妇科病，要求去医院作检查。但是，没有引起我们乡干部的重视，不但没有认真答复她们，还表现得极不耐烦，有时还用些难听的话去伤害她们。其实，对这些女人进行些必要的术后检查，有利于开展计划生育工作。
还有个别乡干部在做群众工作时，说话缺乏艺术性，话讲过于直白。如有一次，我们上门去做计生对象的工作，那女人苦苦哀求：“我有妇科病，做不得手术，请您跟领导反映，待治好病后再去。”这位同事却说：“今天，你必须跟我走，经医生检查，能够结扎，一定要扎。”我听了都有点别扭，想了想，改变了对她说话的口气：“你不用怕，跟我们去医院检查，好吗？如果真有病，经医生检查不能做手术，我们不会给你做手术。”那女人听我这么一说，态度变了，同意同我们一起去医院检查。其实，“经医生检查，能够结扎，一定要扎。”和“跟我们去医院检查，如果真有病，经医生检查不能做手术，我们不会给你做手术的。”虽然后面的这句显得罗嗦，这两句话是没有本质区别的。我们的工作方法需要改进。村民们又最讲现实，不愿意听空洞的大道理。受过伤害的女人，她们所谓现身现身说法，作反面宣传。乡干部花费更大精力去做的说服工作，转眼就她们被否定了。
磨刀不费砍柴工，就是这个理。我决定现在就上门去做工作，为下个计划生育月夯实基础。
郴楠乡召开计划生育工作活动月总结会，夏家村工作开展得不顺，不但没有完成任务，连计生对象都没弄清楚，村里的工作从没有这样窝囊过。问题的在何处？刘小佳没反映情况前，从夏家村的计划生育统计表中反映出些问题，令人疑惑不解。我们上门做工作，很多人已做过手术，难道是村干部工作马虎？起码是他们对工作不负责任。在这段时间里，从伍奎良不安的表情；村干部对计划生育工作有意回避；又从村民的眼神中，释放出一种不易被人觉察的表情，已初现端倪。我凭直觉，这些都关系到村里的计划生育工作。我将问题从头至尾想过一遍。
湘南通常是同姓氏或几个姓氏，十几户，几十户，甚至上百余户集中居住形成村落，每个或数个村落为一个或数个村民小组，每个行政村又以数个村民小组构成。人们又把村落叫做“寮”。
女人早起，去井或溪沟边浆洗衣衫，傍晚汇集在空坪或大树下，纳鞋底、织毛线、补衣裳，如城里人看新闻联播节目，是村民生活不可缺乏的内容。她们在浆洗衣衫或休闲纳凉时，从村口的大嫂聊到村尾的么儿媳妇，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如左邻右舍谁家又来了客，买了多少肉，炒了几个菜；赵家的鸡下了个双黄蛋；钱家母猪下了小猪崽；孙家婆媳拌了嘴；李家小孙子不小心摔了跤，流了血等，会成为人们的话题。谁是计生对象，谁家是超生户，根本瞒不住村里的任何人。在计划生育工作活动月里，这些话题会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尽管在议论中，有些夸大其辞，但不会没有依据，空穴来风。在她们的心目中，村里的这些事如同她们的家事。我找她们了解村里的情况，认为我是外人，外人是不能打听她们的家事，她们会避而不谈保持沉默。所以，我必须依靠村干部。
这次计划生育月里村支两委的表现，有悖于夏家村干部的工作作风。又与伍奎良有直接相关。夏家村的干部基本上是伍奎良培养出来的，我在村里找人了解情况，有的人弄不清楚我的态度，不会轻易说多余的话，怕对自己产生不良影响，有时反映出来的问题模棱两可。
早些日子，伍奎良家的小院挂起婴儿尿布，他儿子伍跃进的房门紧闭，有婴儿的啼哭声。我查看过夏家村的统计表，按日期推算，伍奎良家的孙子不应是在襁褓中，应当满地跑。问题明显出在他家，却没人来反映情况。
按有关规定伍奎良的儿子跃进头胎生了儿子，得上节育环，他却违规生了二胎。违规生二胎者，不但要做结扎手术，还要重罚。在教育儿子的问题上，伍奎良的态度暧昧，不痛不痒地说几句，下了点毛毛雨，没拿出他能说会道的本领。
究其原因，还是伍奎良头脑中旧的思想作怪，跃进头胎生了个孙子，当然高兴。在偏僻的山村，距离中心城市太远，缺医少药，交通不便，医疗条件太差，人吃五谷杂粮，难免不生百病，总感觉有点危机感。村里的赤脚医生，是个初中毕业生，还是自己送他去乡卫生院学习了几个月，就挎着个保健箱，给人看病了。虽说他在这些年的行医实践中，大有些长进，可是治病救人，并非手指头被镰刀割了个口子，消毒、止血、包扎那样简单。以前他听伍奎禄讲过：医生看病非同儿戏，要受过专门培训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他又怕自家孙儿万一有个闪失，不能延续香火传宗接代。多有个孙子才让人放心是双保险。跃进的媳妇确实争气，第二胎，又给他家生下了个大胖孙子，为这个家立了大功，他不忍心还要让她再去挨上一刀。
伍奎良虽然有了两个孙子，如愿以偿了，可世界上的事，有得必有失，好事不能让一家子占全了。村里棘手的问题接踵而至，伍奎良自己屁股没擦干净，无颜站出来做工作，害怕别人揭己之短，只得夹着尾巴做人，哪有胆子去做群众的工作。想要不受处罚，群众反映强烈，村里的计划生育工作很难开展下去，像多米诺骨牌产生连锁反映，接二连三又出了七、八个计划外生育。他内心是矛盾的，又和其它超生户一样心存侥幸，不可能甘心情愿受罚。
但是，对村干部计划生育工作可是根高压线，碰不得，不管是谁，要受到处罚。真要受罚，罚款数目不少，将整个家要掏空，自己拿不出这些钱，想到这些又不寒而栗了。思前想后干脆装聋作哑。
乡里召开计划生育工作活动月动员大会，通知村支部书记、村长、村妇女主任参加会议。伍奎良知道这次活动不比往常，计外超生难辞其究，耍滑头，说身体欠佳，请了假。村长与村妇女主任也都是人中精怪，嘴里虽不说，心里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散会后他们不向伍奎良汇报；乡里要求各村把计生对象报上去，也不去摸底，却将过了时的摸底表稍作改动，便交了差。我刚到夏家村对这些并不知情，听了村干部的汇报，又没去核实，被他们糊弄过去了。
结果在乡里上门做计生工作时，报表上的这批计划生育对象几乎都做过了手术。我开始不知道其中有诈。刘小佳在上次活动月中躲掉了，歪打正着，他成了夏家村在这次计划生育活动月中唯一的对象，他本人并不知情。刘小佳的出现，我了解到一些情况，认为是可信的。但是，工作最终要依靠他们去落实，还要靠村干部。我浑身是铁也打不出几颗钉。
我用什么办法打开这个缺口。我相信伍奎良受党教育多年，会有起码的思想觉悟和是非观念，不会将自己混同一个普通的村民，准备找个适当的时间，和他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
刘小佳反映了一些情况，值得注意：有位结扎对象手术后患有多种妇科病，要求去医院作检查。但是，没有引起我们乡干部的重视，不但没有认真答复她们，还表现得极不耐烦，有时还用些难听的话去伤害她们。其实，对这些女人进行些必要的术后检查，有利于开展计划生育工作。
还有个别乡干部在做群众工作时，说话缺乏艺术性，话讲过于直白。如有一次，我们上门去做计生对象的工作，那女人苦苦哀求：“我有妇科病，做不得手术，请您跟领导反映，待治好病后再去。”这位同事却说：“今天，你必须跟我走，经医生检查，能够结扎，一定要扎。”我听了都有点别扭，想了想，改变了对她说话的口气：“你不用怕，跟我们去医院检查，好吗？如果真有病，经医生检查不能做手术，我们不会给你做手术。”那女人听我这么一说，态度变了，同意同我们一起去医院检查。其实，“经医生检查，能够结扎，一定要扎。”和“跟我们去医院检查，如果真有病，经医生检查不能做手术，我们不会给你做手术的。”虽然后面的这句显得罗嗦，这两句话是没有本质区别的。我们的工作方法需要改进。村民们又最讲现实，不愿意听空洞的大道理。受过伤害的女人，她们所谓现身现身说法，作反面宣传。乡干部花费更大精力去做的说服工作，转眼就她们被否定了。
磨刀不费砍柴工，就是这个理。我决定现在就上门去做工作，为下个计划生育月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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