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我们走在南洞庭湖区的大堤上。一色光头，光膀子。太阳下一根根树棍矗立像旗杆，旗杆上红布飘扬着，那是游泳裤。

  游泳裤用红旗的一角做成。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时节里学校一片红，一个个战斗队一座座山头，一面面旗在一片蓝蓝的天空下飘扬。我们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时分发起了一次革命大行动，拔掉一面面旗，做成一打打游泳裤。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我们声名狼藉，不单是那次革命大行动，更重要的是匪夷所思的非同一般。当年的红卫兵战斗队都在胳臂上套红袖章，我们则以游泳裤作标示。不信到了夏天你往烈士公园去，远远望去一队人马胯下红一处，那就是我们“天生一个”战斗队。

  到了1971年9月的“秋分”时节，太阳照常升起。但我们已经成了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

  我们只能感受到脊背上的一尺阳光，全然不知就在前些日子里，阳光投射到几千公里的以远处，惊现大漠孤烟，机毁人亡。事后好多人倒起算卦，都说9月13日这一天的卦象诡谲，阳光神秘地显现玄机谶兆，预示着中国的时局将有重大变化。

  但因我们不知，无知便无畏。我们依旧引吭高歌：“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六军……”“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大盖枪，刺刀手榴弹……”。

  这些歌不同凡响，当年林彪指挥的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直唱到海南岛。这些歌我们在娘肚子里的时候，就会合着节拍蹬腿，牙牙学语时在会骂“他*的”之后，接着就哼会了歌词。

  我母亲曾满怀激情地回忆起林彪，那是当年在武汉的一次会议上。一间会议室里人头攒动，后面的看不到主席台，一位首长站起来扯起嗓门喊：“林总身体不好，大家不要吵了，欢迎林总作形势报告。”这时几句幽沉的话语传过来，那位首长大声地传话：“林总说，现在蒋介石对付我们就一个字，‘跑’；而我们呢，也是一个字，‘追’。完了。”

  这就是林总，母亲无限敬佩地说，说话高度概括而精炼。这种敬佩我不得不同意，且看毛泽东选集厚厚的四大本，他可以压缩成揣在兜里的语录本。传说六十年代时，越南领导人向林彪请教如何赢得战争的胜利，林彪从嘴里只吐出一个字：“熬”。文化大革命中传遍神州的一些高浓缩词汇，诸如“三忠于”、“四无限”等等，都是他的创造。这种语言风格至今仍然在官场上活学活用。

  当年，包括我母亲在内上百万的四野官兵，绝对都是林总的“钢铁粉丝”。一个“追”字话音未落，母亲所在的一只先遣部队打起背包就出发，取道江西进发湖南，星夜兼程，睡觉都在急行军，生怕追不上蒋介石的那个“跑”字。

  刚到浏阳县城尚未安顿，马上集结听命令：长沙城不打了，湖南可能和平解放，现在派一批同志打入敌人内部去，监视动静，收集情报。

  母亲化装进城，到湖南国民政府的一高官府中做起了“保姆”，此公执掌要害部门，为密谋和平起义的关键人物之一。

  日子过下来倒还平常，只有那高官的妻弟来照访，其他无事。母亲紧绷着的心开始放松了。

  一天夜里，母亲找个由头离开高官府邸，去接头地点做汇报。

  一条著名的墨菲定理如是说：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发生在你不再担心的时候。那天夜里就是印证。就在母亲出去后，那高官的妻弟拔枪将姐夫打死在床上。他是军统派来的杀手。

  是夜母亲驾车狂奔，车到教育街口猛然侧翻，母亲甩出车外人事不知。军统的暗杀计划百密无疏，事先将一根木头电杆放倒路口，给了杀手从容撤离的时间。

  公元2003年我找到了郭妈妈，她是当年接我出生的护士。老人家不住地揣摸我的脑袋，只问我是不是经常犯傻。这一问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原来为什么我在上级眼里不是个好苹果，在群众心目中只是个最不坏的苹果。盖因娘的肚子摔坏了，产不出好苹果。

  我们走在1971年的秋日里，满怀愤懑的引吭高歌。我们的愤懑是釜豆之恨，那些年月里“运动治国”，玩的都是“相煎”之戏。我们一不小心，就变成了锅中翻炒的豆子。

  洞庭湖东北隅，有一个叫“尼姑湖”的地方。1969年11月陆军145师进驻此地，将其改名为“南湾湖军垦农场”，神追“南泥湾”革命传统。

  1966年5月7日，极富诗人般浪漫气质的毛主席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解放军要成为一个大学校，“军学、军农、军工、军民”兼起来，还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南湾湖军垦农场”，就是“五七指示”孵下的蛋。

  1968年9月，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就在当年的冬天，一声令下，全国400多所大专院校顷刻空城，百万大学生到军垦农场去接受再教育。南湾湖因此成为臭老九思想改造的一处圣地，我的大姐有幸来此地“彻底改变旧思想”。

  我说要去看大姐，湘生这帮哥们就非跟着不可。现在还没到秋收，地里没活干，队上没工派，闲着也是闲着，出去看看吧，顺便找大姐要点钱，打回长沙过国庆。弟兄们都是这么说。

  于是一只队伍出发了，从南洞庭向东挺进。一路港渠河岔径直涉渡不绕弯，红色的游泳裤湿漉了就用树棍顶起晒太阳，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阻挡我们的前进。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背负着身名狼藉和愤懑，这号人不出去便罢，出去就会惹祸。

  走过“五七桥”，进到军垦农场。我千盯咛万嘱咐：哥们千万莫添乱，坏了我姐的大事。兹因她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立下宏愿：只有把全中国的臭老九都改造好了后，才能最后改造她自己。

  农场里阡陌纵横，一条条土路一溜溜茅草屋整整齐齐，不时传来歌声阵阵：“解放军是个革命大学校，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三支两军立功劳……”。

  草屋前，一溜锃亮的铁皮桶子一色装满冷水晒太阳。农场没有热水供应，大学生是知识的真正分子，晓得利用太阳能晒热洗澡水。里面传出的朗读声辩得清楚，这是女生连。

  湘生一干人蹰进去贼眉鼠眼，一头头行状的老姐喝问道，找谁呀？鼻梁上端着的镜片里外照人，就像X光机。我说找我姐，再说老姐你莫这样瞄我，我不是坏人。那位老姐笑了，“你大姐在师部宣传处，到那找去吧”。

  我们辗转寻找师部，一路都见警惕的目光。湘生啧啧称叹：革命群众的眼睛真是贼亮的。我则不住的埋怨：“就你们这德行到军事要地来，不像特务就像小偷。”说话间到了一个大操场，再望过去一栋大楼房，那是师部。

  我说，你们别跟着我了，在这里等着吧。湘生他们就势往草地里一趴，“去吧去吧，找到饭施主莫忘记喊我们”。

  进了师部办公楼，迎面一幅两人高的宣传画，画面上有白雪皑皑的珍宝岛，一当兵的怒目圆瞪端着刺刀，下有一句标语：“时刻准备打。”大姐正眯缝着眼，攥笔用力涂亮那把刺刀，好似磨砺刀锋。着急起来就在自己的胸襟上调色，一件外衣成了调色板，赤橙黄绿青蓝紫。

  我悄悄靠近，杵在身后送话：“这端刺刀的就是你老弟吧”。

  大姐一惊，回过神来第一句话就是：你来干什么，现在形势这么紧张，快回去。

  我说紧张什么，要打仗了吗。大姐说，打仗？扯什么淡，是太阳发生黑子爆炸了。

  正说着一阵喧哗，我一看便暗道“苦也”。一群当兵的将几个人推推搡搡地押了过来，正是湘生那帮混小子。

  这帮坏种无事生非，原本是趴在草地里的，趴着就趴着吧，偏不安分，用打火机对着哨兵不住地咔嗒咔嗒。

  那几个哨兵是何等样人，革命警惕性超高，看过多少遍反特的电影增长了丰富的斗争经验，结合眼前一分析，就认定是潜伏特务偷拍军事要地。这不是立功的机会来了么，抓起再说。

  可怜那几个打火机，现鸡零狗碎地拆散摊满一桌，上十双警惕的目光钻进去探察。湘生这小子一旁则大喊冤枉：抓我们干什么，我们都是三代贫农，苦大仇深。你的娘可能被地主糟蹋了，但是我的爹比杨白劳还惨呀。胡闹中竟指着我说：他的姐姐就是小常保，只盼着深山见太阳啊。

  宣传处长过来叫停，将我们全部赶到处里面。临走时对大姐再三交待：让你这些弟弟们快些走，真是的，瞎胡闹也不挑个时候，现在正是紧急战备期间，师长、政委、参谋长，凡是个头的，都招到广州开紧急会议去了，多乱呀。

  大姐忙着给我们做吃食，拿来热水瓶，抓一把挂面塞进去，倒进开水塞上瓶盖。我们就一人抱着一个热水瓶，等着捂熟了吃。

  我饿，急着把面条掏出来塞肚子，哪管生熟与否。湘生这帮小子扒拉几筷子就嚷肚子疼，急着上厕所。一趟又一趟的。

  大姐一旁心急火燎，塞给我30元钱，“你们往北走十里就是千山红农场场部，到那寻吃的去吧，快走。”临出门时又塞给我一封信，“听清楚了，交给妈妈，看后烧了”。

  渐行渐远离师部，刚过五七桥，湘生大叫：快走，强行军。一阵飞夺泸定桥的速度，气喘吁吁过后才放慢下来。我道这般做贼似的疯跑却是为何，湘生一脸的坏笑，“不是做贼，是杀富济贫。”然后变戏法似的掏出一件件军装来，作孽呀，他们居然借口上厕所，溜到晒衣场里顺手牵羊的干活去了。湘生不屑言道：都是作田的，谁的田里又没多产一粒谷，他们凭什么就穿衣不花钱，天道不公嘛。

  公元1969年4月，北京。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东方红太阳升”的乐曲奏响，毛主席缓步前行，林副主席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挥动红宝书紧跟其后。

  大会修改党章，林彪被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成了太阳光里最亮的耀斑。

  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一场国家主席的位设之争锋起，其后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掀起“批陈整风”运动，杀鸡给猴看。剧烈活动的耀斑迅然暗寂，转换成黑子。

  我在1971年9月的阳光下独步行军，这时刚刚与湘生那帮坏种分手，他们又把那杆红色泳裤的旗帜顶在阳光下，然后郑重嘱托—国庆会师长沙，饮马湘江。没想到这一别竟是十年后再见，我们的这只队伍，首义于1967年的一次月黑风高下的拔旗行动，终结于1971年黑子爆炸下一次对军垦农场的袭扰，善始善终。

  我去找我的母亲，此间她正在几十里外的一个国营农场里下放劳动，沐浴着毛主席指示的光辉照耀。

  1968年10月，一个叫“五七干校”的革命新生事务光照全国，《人民日报》发文宣传，并在编者按中引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

  林彪在党的九大上做政治报告，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坚决贯彻“坚持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的精神。连续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将干部分批集中到学习班里审查问题，审查就是没完没了的自我诬陷，再就是对他人的揭发诬告；另外一帮人就背靠背地内查外调整黑材料，背着当事人搞暗算。审查没问题了的就“解放”，解放了的干部再下放“五七干校”改造思想。

  眼前田畴秋黄，一条荒芜小径蜿蜒，指向堤坡之上的疏林轻烟处，遮不住的青瓦房檐隐约可见，那是一所废弃的小学校。走近处桠枝勾杂陈叶，夕阳血映，母亲的身影勾勒分明，我像一只倦飞的鸟儿栖落巢窝。

  燃起煤油炉，点亮煤油灯。所有的颓败荒寂都被暖调温馨染色。我在桌上狼吞虎咽，母亲望着我：“着什么急，都是你的”。

  母亲蹙近灯下看大姐托来的信，一行字非常简短：“黑子爆炸，两边挂。”这是隐语，翻译过来就是林彪出事了。

  这时母亲说林彪，依然怀着敬意，只是少了忌讳。母亲说林彪打仗出手狠，只问输赢，不计损失。1948年秋塔山阻击战中，我军的阻击阵地已用尸体堆成，伤亡惨重，当参谋报告损伤情况时，林彪挥手说：“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

  1949年1月的一天早上，天津守城的国军打开眼一看就傻了，城外全是戴着狗皮帽子的共军，这是四野来了。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未过29小时就被攻破。母亲说那一仗打得惨烈，城里城外到处尸身枕籍，母亲参与甄别阵亡者身份的工作，凡我军战死者，用白布包上作标记；到后来白布不够用，只好撕成小块盖在脸上；再到后来小块的白布也不够用了，只能将我军阵亡者翻过身来血面朝天，敌军则一律血土没面。

  母亲的饱经忧患的神情凝重，军人治国像打仗，那会有多少人流血流泪呀。但是母亲感念战火硝烟的时代，那时候的战死者都是前胸中弹，英雄呀。现在呢，好多都是后背中弹，是自己人打的,死得不明不白。

  战争，是光明正大的生命搏杀，英雄不以胜败而论，都可以受到荷马史诗般的辉煌礼赞。而斗争呢，只能是阴险诡计的鬼蜮伎俩，洞照出人性比兽性更为丑恶的秉性。

  是夜我做恶梦，梦里我端着汤姆式冲锋枪总想往前跑总也跑不动，回头一看后背上全是枪窟窿。

  国庆节后突然一纸通知下来，母亲离开农场参加学习班，集中学习中央文件，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党夺权谋害毛主席的滔天罪行。这一去后再没回来，母亲再解放一次，重新安排了工作。

  母亲始终对“解放”两字有成见，她愤然道，我们不是解放干部，是南下干部；我们是正宗的八路军，不是解放军。

  这番话放到现在谁也搞不懂，但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内有特定的含义。在建国初期，习惯称解放以后参加革命的干部叫解放干部。在战争年代里，则习惯把从根据地来的部队叫八路军，而解放军的称谓在当时，特指是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改编的部队，正如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士兵叫“解放战士”一样。

  国庆节后不久，大姐那批大学生毕业分配，全部离开了“南湾湖军垦农场”。再往后最迟不过1972年，我，还有湘生那帮混小子陆续离开农村四散放飞。

  政局转宽和。百万大学生下放军垦，数十万国家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等，都在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骤然降温，随后人间蒸发，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再后来还有千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大退潮，等等。这样的历史事件还有不少，它们都需要一个公正权威的判定。人们在等待。

  要问1980年代初最流行的歌是什么—“光荣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我在这首歌唱响的节骨眼上混入警界。

  那年的一个冬日里，我正在家的阳台上葵花向阳，突然听见楼下单车铃猛劲的响，探头一看，嗨！这不是湘生吗，人模狗样的，革命的红旗也两边挂上了。

  阳光下湘生的那幅嘴脸就像向日葵花，来吧，喝啤酒去。

  来到一啤酒馆门前，湘生一双臭巴掌死死捂住我的眼睛，一边推着我走一边故弄神秘：对不住了兄弟，免费的啤酒不能白喝，你得猜猜这里还有谁。

  这还能难倒我吗，都是些穿开裆裤时玩大的兄弟，不用看，一闻就闻出来了。我猛力掰开巴掌大声说话。

  没错，我们的这支队伍人还在，心没散，只是各自为战了十年，今天算是胜利大会师了。

  杯觥交错，忙里偷闲我问湘生，你小子怎么混进革命队伍里来了。湘生醉眼斜睨，问问你自己吧，党政干部亲连亲，军警干部子弟兵，对呗。

“过去你说株连九族不公道，难道现在鸡犬升天就公道么”？

  湘生学说着“苏三起解”里的道白：“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

  有人大叫别扯淡了，来一个有意思的。歌声起：“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大盖枪，刺刀手榴弹……”。

  我酒力不持，只能怔怔地呆望着那酒桌上的一线阳光。

  太阳每天照常升起，我们的队伍向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