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牛—一个“他不亏我我亏他”的农民兄弟
野牛的大名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但这实在不能怪我“贵人健忘”。那么多年那么多人，我就从来没听人正正式式叫过一次他的名字。野牛确实有蛮“野”。都是有4个崽女的人了，一爿屁股还成天打在外面，自然很刺眼。你讲他他还尽是理由。野牛的老婆长得很难看。野牛不光不会有戴绿帽子的问题，而且说不定那天他会突然对你来这么一句：“送把你去×，真的，你×不?”有一次他真就这样对我说的，搞得我十分的难堪。
但是，野牛是一个好人。
大刘家我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野牛。下放头一天，我们十几个知青从公社分去大队，大队派了十几个社员去公社接我们的行李。野牛背的行李刚巧是我那个很结实的帆布电工袋。当晚记工分时，便有人讲野牛做事“太乖巧”——就背了一个小小的袋子。野牛说，“一个小袋子是不错，但是你们晓得有好重不？几十斤！”谁都认为他在讲鬼话。野牛就要我本人出来作证。我说，是有30多斤，里面有一副大哑铃。大家都想象不出哑铃是什么东西。野牛得意的叫道：“就是两坨死铁!”
野牛在大跃进的时候到株洲玻璃厂当过几年工人，过苦日子那年自愿回了乡。所以，野牛会讲几句走了样的长沙话，还知道长沙有一种特好吃的东西叫做“香干子”。香干子究竟怎么个好吃法，他在出工时津津有味的跟乡亲们描述过不知多少次。他一本正经的对我说，其他都不想，就想再吃一次长沙的香干子。有年年底我要回长沙过年的时候，他特事对我说，能不能帮他带几片香干子来。那年月什么东西都要票，想弄几片香干子还真不容易。我记得还是设法弄到了二十来片。年后回到大刘家，民兵营长、大队会计、贫协主任什么的都去我那里坐，一点香干子禁不得几下送，等到想起野牛早就没有了。我真不晓得要怎样哄野牛才好。野牛竟一次也没问过。又是一年过去，我又要回长沙了。野牛才若无其事的又说，能不能帮他带点香干子来，两片也可以。我支支吾吾的算是答应了他。但是这一次仍然没有他的份。他也仍然问都不问，似乎他并不喜爱香干子而只是无聊才跟我说着玩儿的。我无法将我的失信于他归咎于当时的物资匮乏。我必须老老实实承认，根本原因还是野牛太无足轻重了。尽管他跟我很谈得来。
野牛长一头黄毛，一看就是严重营养不良。其实，那个年代的农村哪有一个谈得上什么营养，但是上千人的大刘家，只有野牛的黄毛打眼，而且永远是一个乱糟糟的鸡窝。某天中午歇气的时候，我挑一担水桶去井边打水，远远的就看见野牛端坐在国权家屋檐下，让手持剃刀的国权给自己刨光头。我好生奇怪：这家伙怎么就想清楚不要那头黄毛了？挑着水从井边折回来的时候，正好碰上野牛剃完头走过来，我忍不住问他一句，“还是光头好看些啵？”他看也不看我，丢过来一句话——“今天晚上大队里要玩猴子把戏咧！”我没听明白，肩上挑着水也懒得再问。这天晚上，大队果真在大刘家祠堂里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批斗会。站台上挨斗的一共三个人，光脑壳的野牛就在其中，另外两个后生都是西式头。台上是大队干部在批他们三个人半夜12点钟一人一担谷子跑到梅田矿务局去卖黑市，台下却有人站我身边不停的在说，“野牛怎么是光脑壳咧？野牛怎么是光脑壳咧？一点都不像了！”忽然开始喊口号了，台上的民兵闻声动手，但见两个西式头被人揪住头发将其面孔照准台下的人群，野牛却被人将脑壳使劲的往下摁。因为没有头发可揪，野牛总算“保住了面子”。第二天出工的时候，有人说野牛好狡猾，先不先就把一头黄毛剃个光。野牛回道：“你晓得个卵，脑壳被他们那样的按下去人还吃亏些，到现在颈根还痛！”
野牛长得不难看，野牛的老婆难看，但她年年的猪都养得好却是村子里出了名的。那年月能有几户人家像她一样养得出三四百斤重的猪来呢?记得有一年的腊月二十五(离当地杀年猪的日子还有两天)，夜深时分我跑去野牛家想跟他预订些猪肉好带回长沙年。那么多年了，我这才是第一次去到野牛家里。我没有料到他的家里竟会那样的一贫如洗。野牛和他的3个崽伢子挤在一床破败不堪的棉絮里接待了我这个夜访者。我说你家养了一头几百斤重的大肥猪，能不能卖个一二十斤给我？不待野牛开口，他那10岁的大崽抢先说道：我们屋里自家还不晓得有冒得二十斤!再问，这才弄明白，原来这头大肥猪早已像过去“卖青苗”一样从年初借钱捉猪崽开始就一点点在预卖，卖到如今年关当然实际上已经所剩无几了。既然如此，我便不再开口。野牛却像欠了我什么似的，一连说了好多句“实在是对不起”。到二十七杀年猪那天，野牛满村子找我要我中午去他家吃“杀猪饭”。我因为早已有人请了便谢了他的好意。谁知他转背就从他屋里砍了斤把里脊肉来送我，还直说没有答应卖肉给我实在是对不起。
现在,写到此处,我已是心里酸酸的眼里润润的了。“实在是对不起”这句话，本该归我来向野牛说才对的呀! 现时，我就是让人给他补送去一万片香干子，也无济于事了。
野牛若还健在，应该是快70岁的人了。不晓得他几个崽女争不争气，老两口后来也过了几天好日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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