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下旬，我们在凛冽寒风中乘坐运兵的闷罐车到了怀化。其时，怀化还被当地人习惯地叫做榆树湾，是一个满地泥泞的小县城。几辆大卡车把我们这整整100个临武民工拉到了一个叫做何家山的铁路隧道工地，住进了用油毛毡和茅草盖顶的简易工棚里。这里就是铁二局五处十三段的十六工程队。100个民工分为两个排，我被指定为排长，张善是班长。我们民工将配合200多名铁建工人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打通这座600多米长的何家山隧道。
    

   何家山的日子是非常艰苦、非常危险也非常单调的。上班第一天，我就被一块滚落的大石头压伤了左脚，血流不止，几天后大拇趾的甲盖整个脱落了，至今再没有长出来。记得我仅仅躺在床上休了一天就一瘸一瘸地又去上班了。修建隧道是高空作业。上道坑中用于运输的临时铁轨是悬空挂着的，钉在横梁上的木板常因放炮被震得很活动。而我们往往还要肩扛90多斤重的风钻，就着爆破过后硝烟未尽时的幽暗灯光行走其上。最要命的还是我有严重的恐高症，我进出其中没有一次不是心惊肉跳的，直到一年后离开的时候仍旧未能完全适应。
    

    很快一年过去了，何家山隧道也如期修好了，郴州地区四县民工团也该卷起铺盖打道回府了。1974年元月上旬，我们又回到了临武的大刘家村。我们已经一无所有，比刚下放来的时候还惨。迎接我们的也只有最后两名知青：樊它和甘平。我拿了队里的决算钱，一车去了广州舅舅家,先休息几天再说。因为已经两年没回家,所以在舅舅家呆了几天后便很快回到了长沙。
    

    长沙的家此时巳不成其为家了。母亲寄居在我姨妈家一间百孔千疮不避风雨的杂屋里,大小不过七八个平方。一下雨,脚盆、脸盆、水桶、饭锅什么的都用上了。母亲办了退休,退休金每月只有32元。因为四哥(其时他已经从江永转点安化老家农村)和我都回到了长沙，就是再不吃什么,家中的日子也难得有一刻的舒展。我们不是不想出卖劳力换点钱回来贴补家用，实在是因为没有城里户口哪里也不准你做。四哥好不容易托人找到一份零点班做防空洞水泥砖的事，做一个班有五毛钱，高兴得把他一个最要好的知青朋友鲍祖谦也拉上一起去做。10天下来可以领工资了，谁知那个单位的财务坚持要他们先拿户口本来核验身份。结果两人都没拿到工钱。四哥呆在家里一声不吭,让人感到可怕。闷坐两天之后,他终于跟母亲开口了:“你借5块钱给我。”母亲问他做什么用。四哥说:“给鲍祖谦工钱。”母亲说:“你自己不是也没有领到钱吗？”四哥说：“两回事。他是相信我才来做的。人家骗了我，我不能骗他。这钱我会还你的。”我见母亲从她贴身的衣服里摸出钱来，两只苍老的手真的是在抖。等数够给他的五块钱后，已所剩无多了。那一刻，我丝毫没有欣赏老四的善良忠厚．我只是恨他!
    

    我决定无论如何要自己出去找食了,而且一定要找到。我拜托了不知多少人,有些人或当面或事后给我“回堵信”(明确答复不行)，也有人当时给我希望事后却是“遥遥无”(再无下文)。忽一日，已病退回城的猴子找来，问我去不去代课。原来他在寒假里联系了两个小学，现在两个学校同时通知他去，他只能去其中一个，另一个则可以让给我。我说没有户口恐怕不行。他说他有办法。他的办法就是两个学校他都先去代课，几天后再对其中一处来个突然袭击：辞职。学校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肯定会急得蹦跳，这种情况下再推荐我没有不接受的。他这办法果真奏了效。我顺利地在大同小学谋得了一份差事，教毕业班的语文和政治。
    

   就在我担任代课教师这段时间里，也就是1974年的上半年，长沙城里忽然刮起了知青病退风”。对于许多当时仍在农村的老知青来说，病退是他们回城的唯一可能。当时也有一说法，说是多子女下农村而又身边无人的可以照顾回来一个。我只愿借着这个政策回城,其他的我不想。于是,我打了一个报告给知青办公室。报告转到区里就没有了下文。我就找到区委书记家里去问。区委书记说，照顾是指今后招工时照顾，现在不招工光照顾一个户口回城做不到。他主动对我说：“你现在可以办病退呀!”我说我没有病怎么办病退。他竟说，“哪个就真的有病?还不是照样都在办病退!办法总是有的嘛!”区委书记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我也不是没听明白，但我就是脑筋不开窍。我依旧是那句话：我没病我不办。区委书记无可奈何地说：“你自己再好好想想吧，其他办法我是没有了。”
    

   病退不想办，照顾回城办不了，我也懒得理睬，还是认认真真地代我的课。转眼就要放暑假，我教的毕业班也毕业了。毕业那天，学校领导、任课老师陪同学们去清水塘纪念馆拍毕业合影。这一天也是我本学期代课的最后一天。校长器重我，我是知道的。合影完毕．他拉着我的手恳切地说：“张老师，一个学期辛苦了。暑假我去你家拜访,下学期我还请你代课!以后只要有转正指标，我一定帮你转正。”这一番话听着本该很觉得欣慰的，我的确也很感动，但我更紧张。这明摆着会要露马脚了。那岂不意味着我将这位好心的校长骗了整整一个学期? 我不想将家里的地址告诉他, 怕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他却盯着我问，非让我告诉他不可。他当然不会想到,就在这一刻,我巳拿定了主意：近日起程,重返农村。至此，我倒流城市已经半年了。
    

    两天后，我便回大刘家村投身双抢去了。我打的主意是想试一试让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我自信队上的农民会成全我, 大队、公社乃至县里对我的印象应该也不会差。双抢还没结束，我早已晒成了一个黑非洲，而这时推荐也就开始了。贫下中农盖章子、摁手印推荐我上大学的那个夜晚，是那样地让我激动。没想到就队长说了一句“大旗想去读书,同意的就来盖章”,社员们便一个个走来摁的摁手印、盖的盖私章,没来的大队长还打发人上门去盖章,一个都没漏掉。一个晚上整一个就是给我评功摆好。随后,大队顺利通过，公社顺利通过,县里也终于通过了。县里通过的喜讯是大队会计从公社开会回来口头告诉我的。他老远见到我就嚷起来:“大旗呀，好事来了好事来了, 要你今晚8点钟赶到县教育局开大会、填正表哇!”我急急忙忙开始刮胡子。心喜意乱之中,让保险刀将下巴拉了一道好大的口子,竟不觉得痛。这次获得县里推荐上大学的，还有我多年患难与共的张善。我们俩兴冲冲赶到县教育局开了会填了表。夜深回到村里，两人兴奋得聊了个没完没了，忽然觉得这生活了五六年的大刘家村跟自己特亲。
  

   但是, 这次推荐上大学的结局却是: 张善去了郴州师范中文科,我则“原地不动”。直到9月下旬,我才被告知:在地区政审这最后一关,我因为“考生家庭主要成员政审材料不全”没有被通过。原来所谓“考大学”,其实是考父母，考祖宗13代。
  

   我的精神因此受到了严重打击，好几个月都没恢复过来。张善读书走了，知青同伴只剩下陶家的甘平和谢家田头的樊它。元月下旬，我总算到了长河水库工程指挥部工作，身份是“亦工亦农”，是所谓“一仆四主”：档案归县知青办管，户口归公社管，工作归指挥部管，粮食归生产队管。哪个主都得罪不得。每个月到队里缴工分钱领人口粮，指挥部另给我发26元工资。亦工亦农也并非谁想干就能让谁干的,所以许多人对此很羡慕,我自己也感觉挺不错了。只有回生产队领口粮的时候，才让你想起你仍然是农民。那年月，开口一句话就是问你吃国家粮还是吃农村粮。吃什么粮，标志着你的地位。
    

   这一年，甘平正式招工到了县办糖厂，不久又调回长沙；樊它则招工到郴州卷烟厂。我成了最后的知青，再无同伴。每次回大刘家村领口粮便不免生出茕茕孑立之感，去社员家坐总会听到些叹息，仁慈的老太婆说着说着会撩起衣角擦擦眼泪。
    

   也是这一年，我那下放在怀化黄金坳公社的弟弟大林总算被推荐上学，去了黔阳师范。他为此付出了6年的宝贵青春，但已经算得上是幸运的了。
  

   我在亦工亦农期间也做过不少的事：养过猪，种过菜，修过水坝，发过电，当过电力调度，跑过采购，坐过办公室，搞过职工文化教育。1976年年底，曾有一批亦工亦农人员幸运地转了正,吃上了国家粮。但是,这与我依旧没有关系。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了个全县文科第四名,名字写在红纸上贴在教育局的大门口，体检也顺利通过，但是县里最终没让我走。1978年的高考，我连报名的兴趣也没有了。我似乎注定要在临武县这样长呆下去了。果真有人来跟我提亲。这是一位姓黄的会计,是多年关照过我的长沙同乡,早已嫁在当地有了一对儿女。
    

   黄会计见我高考也不考了,人又年过30还未成家,便细心地为我物色起对象来。一日，她把我叫去说为我找到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人家。女孩子是城关中学高中毕业不久的回乡青年，独女一个，全大队数一数二的漂亮，父亲是县城边上一个大队的支书，家里有两栋青砖大瓦屋。黄会计说，只要我同意，她保证能把这事办成。我谢了她的好意，说再看看吧。她说，再看看什么？我也不知道再看什么。反正我的意思并不是再看看有没有回城的希望。我对什么都不抱希望了。我的“再看看”其实是一种搪塞或是遮掩，我是用它来掩盖我的一种畏怯。10年时问的感情空白，10年时间的不近女色，我已经畏怯成家这种事了。我差不多是麻木不仁了，感觉不到诱惑，也感觉不到冲动。实际上在那些年里，我还是读得懂女人的眼色的。但我能装做读不懂，而且装得很像。
    

   1979年初，国内的气候明显有了变化。春夏之交的时候，传来所有老知青只要是没有在农村结婚成家的都将回城的消息。不久，这消息便得到证实。母亲来信说长沙街道上已经在摸底填表了。就像1974年让老四不要在按化当地接受招工一样，母亲嘱咐我千万不要在临武县就地解决。可是我并不想回长沙，如果临武能安排我宁可就在临武。主要是我回长沙后并没有安身之地。当时，我们家连那个几平方的住房都没有了，早已没有了家，母亲都是寄居在她的一个终身未婚的老同学家里，睡床就安放在过道上。我若回城，住到哪里去呢?这个现实问题让人很头痛。所以,当临武县宣传部长说想安排我去城关中学教书的时候，我便答应了他，同时通知母亲我不回长沙了。母亲着了急。正好我一个最要好的同学毛昌祥去看她老人家，母亲便把我不打算回来的原因告诉了他。毛说，那不行，一定要回来，住的地方总有办法可想。后来他又特意去见了我母亲一次，说是已经跟他父母、祖父和姑祖母讲好，把姑祖母接去他父母家住，而把姑祖母的住房腾出来让我住。母亲喜出望外，连忙来信告诉了我。正好宣传部长那头也有了点变化，说暂时没有指标，让我先做一段时间的代课教师。我就说那还是让长沙方面安排吧。
    

   1979年8月下旬的一天,长沙汽车附件一厂的人事干部胡大姐专为我一人的招工事来到临武县。她找到了我，让我陪着她去县知青办取档案。知青办的谭主任从我下放到临武的那时起就是主任,对于我的名字当然很熟悉。此刻,她显得很温和也很热心，可是她找了好一阵子怎么也找不到我的档案。她自已也感到十分奇怪：这是怎么搞的呢?档案到哪里去了呢？她老这样自言自语。最后,总算让她想起来了。她从另外一间屋子里找到了我的档案,用指头掸了掸我那尘封已久的档案,感慨地对我说：“小张(其实我应该是“老张”了)，你一直没有被招过工吧，你的档案放在这里就从来没有动过一下,一放就是好多年。我说怎么会找不到呢!”我盯着她手中的这决定着我这多年命运的神秘的档案袋发愣，我始终无法知道这里面究竟装着些什么重要的东西。胡大姐终于把档案装进了公文包。谭主任起身握着我的手,过了好几秒钟这才说：“差不多有11年了吧？你这一走哇，长沙知青的问题也就全部圆满地解决了!”
    

   1979年8月29日，我乘车离开临武返回长沙。车过大刘家村时,望着村口上我住过的那间青色的农舍,我的眼泪唰地一下就流了出来。接着,车过三拱桥,车过同益,车过汾市,车过水东,车过深渡,车过沙田,再过去就不是临武而是桂阳了。临武的一切，地方、人物、语言、习俗、物产, 我都是那样的熟悉而且那样的喜欢。
    

   往事历历在目。是1969年元月8日,我轻轻松松拿着户口本去了长沙市的韭菜园派出所转户口，户籍警察问我转哪里，我说“下放，去临武县”。十分钟不到，我就完成了从城市公民变为农村人口的全过程。当时，我们这些人想的就是从此开始做一辈子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元月10日，我就跟许多同学一起满腔热血地登上了南下郴州的列车，次日下午在漫天风雪之中抵达山区小县临武。你想不到你这一去就是十年近八个月,我拿着准迁长沙的户口回到城里是1979年8月30日，刚过了我的32岁生日。人生的这一过程有多少个当初迁户口的“十分钟”呢？我算不很准，反正一共是3885天，大致有56万个“十分钟”吧。

   注：《回城》全文有2万多字，此处节选部分发表。

辛酸至极,

催人泪下.

同病相怜,

苦亦何堪!

十一年,比我多两年。真不容易！

10分钟乘以56万，数字再大，也可以算出来，

但其中的辛酸痛苦、失去的青春年华，是无法计算的啊！

美文拜读了，谢谢！

我下农村迁户口也只花了几分钟时间,但回来我冒去算分钟,我干了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