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常说，下辈子我们还做夫妻，这辈子没有做够。其实和大多家庭相比，我们相处的时间真是最多的。
七十年代末，那个荒唐的案子随着一段荒唐的岁月消散了。我们以为，天下从此清明。我们曾有过风风火火壮怀激烈的八十年代。89年初夏，你从北京出差回来，大哭了一场。你一家六口，都当过兵，从三十年代爬雪山过草地的老红军，到七八十年代服务于雪域高原的女军医。你说那些军人还那么年轻，你当兵的时候他们怕还没有出生。你从此不过八一。
一如你对感情一样，对工作你从来也是痴迷又疯狂，你的病就是早年落下的根。在部队，在电台，你数次胃出血。当时正是你事业顺遂的时候。你从北京广院深造回来，当了文艺部的头，适逢又要调你去权利更大的专题部，你却绝然打住，到电视剧中心谋了一个清淡又清闲的看本子的差事，离开了你工作多年的喉舌。你从此看轻一切身外之物——地位，名声，职称，待遇和所有都市女人喜爱的享乐。
我们都不坐班，不喜应酬，也都不求上进，加之家里一大堆猫狗花草，就像两个老农一样，成年累月就生活在那片小天地之中。睁了眼睛在一起，闭上眼睛也在一起，做着一些大大小小我们觉得还有一点意思的事情，接待一下能率性交谈的朋友。我们以为，我们的日子会就这样过下去，直到地老天荒。
在你生病后留下的数千张照片中，你总在笑，温柔的，娇嗔的，调皮的，肆无忌惮的。
有一次，你却哭了。
数月来连续的静脉注射，你两只手的血管都脆了，经常打漏，也越来越疼。后来只得给你在锁骨下做了穿刺，安了一个接头，每次只需像消防水龙头一样，拧上输液管就可以了。便捷又安全，还把两只手给解放了出来。但从此就不能洗澡了。医院的卫生间都是淋浴，接头处不能见水，只能像旧时妇女那样用盆打水擦洗。你那时身体愈来愈弱，不能感冒，每次只好匆匆行事。一段时间之后，皮肤都干燥了。你说，真想痛痛快快泡个澡。我说，我要给你安一个浴缸！四方奔走打听，终于买来了一只浴缸大小的椭圆形塑料盆，接满水，让热气把室内的温度升起来，你躺进去，酣畅淋漓地沐浴于温热的水中。我用干毛巾护住接头，一处一处轻轻给你擦洗。突然，你嘤嘤啜泣了，越哭越厉害。这是你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为自己流泪。
洗完后，我用了几乎整整一瓶护肤霜给你全身上下轻轻涂抹了一遍，肌肤立时就滋润鲜亮起来。
51年的生命。30年的相识。26年的夫妻。像一株自己种下的花儿，眼见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美。这种美，只有种花人自己才真正看见的。
许多人都说你漂亮。如果按现在时髦美女的标准，我想你并不在其列，特别是年岁见长，又重病在身之后。但于我来说，确实是有一种疼爱不够的美丽，哪怕凋萎，我也看得见其中绵延不绝的风韵。就像家里那几束早已老去的山菊花和勿忘我。
在医院最后的几个月中，许多个清晨和夜晚，我们散步，你拉着我的手，或挽着我的胳膊，倚在我的肩头，细声说一些闲话，说一些笑话，说着我们一路上见到的事物，清晨的小鸟和花，夜里出来遛弯撒欢的狗和鬼鬼祟祟的猫，哼唱起一首突然想到的歌……似乎那个切切实实等在前方的黑色陷阱从来就不曾存在。有时候你会突然疼痛起来，蹲下去，稍好一些，我们继续前行，或返回病房。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人世间的共同生活，已经到了尾声，我们要浓烈又朴素地享受这最后的每分每秒。
在医院最后的一个多月，你已经不方便回家，体力不支，每天打点滴的时间越来越长，你慽慽说，想回家。我说，今天晚上就回去。你说，怕爬不上七楼了。我说，我背你。你笑笑说，试试？你趴到我背上，待我刚要站起来，你就疼得叫起来了——不行不行！你小腹那个巨大的瘤体，硌在了我背上……那一瞬间，我们都无语了。我怕这沉默，赶紧说，我和儿子抬你，像儿时做抬花轿游戏那样，一边一个。
住院的日子里，几乎所有的检查我都会想尽办法待在你身边，拍片，放疗，B超，CT，核磁共振——甚至从来不让男人进入的妇检室……我知道，当我握着你的手，与你轻轻说着话，帮你起身或穿衣，那便是人世间最好的治疗与药物。许多个深夜，你睡了，我看着荧光灯下你苍白又消瘦的面容，就会想起《巴黎圣母院》里的那个钟楼怪人嘎西莫多，想起他最后环抱死去的爱丝米拉达，直至将自己也抱成一副白骨。那真是一种大悲大恸之后的宁静与从容，一种以绝决的方式来表达对死与命运的抗争，一种以爱来包容一切苦难与悲怆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情怀。
2004年11月28日，你去世的前4天，是我们结婚26周年纪念日。那时你已经极度衰竭，你早就超越了医生大半年前的预言，你似乎在执着地等待着这个日子。
26年前的这一天，我因言获罪，被我当时所在的一家部队工厂定为现反，已经非法关押了一年多了。为了我，你两年多没有回西安老家探亲，我让你一定回去一次。你终于答应了。你说，这次回家，就算是向亲人和故土告别。今后，不管以后我去到什么地方，你将永远与我同行。我们决定在你回去之前做一件事情。那天是一个厂休日，我在一个看守的帮助下，从监禁中偷跑出来，完成了我们高墙内外的一次浪漫婚礼——没有鲜花，没有酒宴，没有亲友，甚至也没有那个年代必不可少的那两张红纸头。在我们一个朋友家，那个明清古巷中的阴暗小屋，我们在门楣上拿到了留给我们的钥匙，我们开始了我们的新生活。我们在那间阴暗破旧的小屋里待了差不多整整一天，那里成了我们婚礼的教堂。傍晚，我们像一对真正的新婚夫妇，回到我的家，我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彩，我们心中充满反抗暴虐的自豪，当我们出现在父母面前的时候，他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晚餐后，我们又去汉口探望一直对我牵肠挂肚的叔叔。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公交车。我们在深夜里从汉口江边开始步行，跨过了两座大桥，穿越了整个武汉三镇，你回到我武昌的家——从我被关押的第一天起，你就像一个过了门的媳妇一样住到了我家，伺候我卧病在床的母亲，慰籍我年近古稀的父亲……我依然潜回我的囚室。那天我们在江边一家照相馆拍了我们的结婚照，这张黑白照片上，我们都甜美地微笑着。于是，一个长征干部的后代，一个国民革命军军医的子弟，一个喉舌，一个现反……我们一起创造了一个爱情的童话。这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和刻骨铭心的故事，我曾在散文《冬天的浪漫》《冬天的情话》里写过。在我的许多小说里，也留下了你的身影和心性。
你离去之后，我读到了你留下的七十年代那段非常时期的日记——当年你就这样写着：“这些日记，可能将来在我死后，发云会看到的……”
数十万字，淋漓尽致又坦然无忌地记录着你多少大爱大恨歌哭笑骂。许多地方被泪水洇湿，许多地方因愤怒而字如狂草……如丝的缠绵，如剑的刚烈。一个男人被一个女人如此爱过并从此绵绵不绝地爱了一生，夫复何求！
在那里面，你也指名道姓地刻下了那些卑劣与邪恶，那些怯弱或偏见，真是一部记录奇特年代的奇书。我想有一天，这些文字会公之于众。
2003年的这一天，是我们的银婚纪念日。那时你似乎恢复得很好了。当我们说起这个日子的时候，不约而同地想到该这样渡过——那天晚上，我们将当年那一条十八公里的漫漫长路又重走了一遍。四分之一个世纪，一切都历历在目，我们记得起来当时走出的每一步。
又一年过去了，我们已经不可能再重复那个旅程了。
儿子来了。我们在病房为这个刻骨铭心的日子举杯。然后儿子给我们拍下了我们最后的合影。你从病床上爬起来，依偎在我肩头，你已经很衰竭，但那种笑容依然是纯净的，那种眼神依然是初恋的，那种对于生活的热情与爱，依然是一种青春少女的。
那天深夜，儿子走后，你细细地、平静地对我说了关于后事的安排：只要我和儿子送你，不要惊动任何人，不要任何仪式，平时穿什么，走的时候就穿什么。带上你生孩子时，妈妈给做的婴儿鞋，婴儿帽，还有六月去北京时在中央电视塔上——你在蓝天下，大风中，像小鸟一样展翅欲飞的照片……（你离去后，我回家去取你要的东西，发现你早已将它们包装好，放在你床头柜的抽屉里。）
我对你说，人生就像一部连续剧，有人50集，有人100集。如果50集精彩而浓烈，是要比那寡淡如水的100集更值。我说，你会活在我们共同的生活里，活在我的文字中，活在朋友们的记忆中。
你说，这些你都知道。你对自己这一生很满足。只是不舍。
这一夜过后，你进入深度昏迷，宁静地等待着去到另一个世界。
你终于走了。在眷恋和幸福中走了，平静超然地走了。我给你擦洗，我给你化妆，我按你的要求给你穿上在最后的日子里你常穿的那一套普普通通的衣物——一件红夹克，一条深棕裤，一双运动鞋……我和你一起护卫了你最后的尊严与美。
那大半件没有完工的毛衣，还静静放在病床边的旅行箱上。毛衣是那种红黑相间的变色毛线，织出来的花色是你无法预想的，有一种神秘感。那毛线也是你亲自去挑的。
一个冬天——我们故事的刻骨铭心处，总是在冬天。我终于将你带回家了，带回到我们的卧室。那些鲜花们，老花们与我一起陪着你。还有那些你视若己出的猫狗们。你生命与灵魂，都已溶在这个环境之中。从现在开始，我们以另一种不变的苍老同处。
爱，是一个纯净又神圣的字眼，多年来，它已经被政治矫情和商业滥情糟蹋够了。我们很久不说它了，代之以一些更加朴素的词儿。有时候，早上醒来，发现你就坐在床边盯着我看，见我睁开眼，忍不住笑了，说：我怎么就这么喜欢你？我怎么就喜欢不够呀？有时候，你也会得意又自嘲地说，我怎么就长不大啊？都老太婆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如你这样一生一世永不止息狂放热烈又痴迷无忌的爱。我们读到的所有的爱情故事，都只到洞房花烛夜喜结良缘时为止。
二十年前，我在一首给你的诗《我和你》中也写到：“你说我 从未说过那三个字 我知道 你其实喜欢我这个脾气……”
现在，我终于对你说，想爱你一生，一直到老，但是你没有等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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