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多子福不多
稻谷又黄了，村民们都在忙着做收割前的准备工作。我在乡政府值班，从外面来了位个子矮小的老人，面色黑中透黄，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像久被疾病折磨。他带着顶发黑的草帽，帽沿犬牙交错，只须轻轻碰一下帽沿，会掉下不少断草碎屑，戴这顶草帽必须小心翼翼，轻轻放在头上。它和他的主人一样饱经风霜，经不起折腾了。老人穿着件褪了色的空筒旧棉袄，纽扣全掉了，敞开着，裸露出枯瘦如柴的前胸，如两块干燥的搓衣板。手中拿着根擀面杖大小的杉木棍，一瘸一拐地朝办公室走来。
天气燥热，人穿短袖衫都嫌热，他怎么不穿件单衣？难道家中连件旧单褂子也没有？我赶忙上前去，扶老人坐下，又给他倒了杯凉开水，递给老人。老人接过杯子，情绪有些激动，对我说：“你是乡里的领导吗？我是夏家村的，要告状。”又有言欲止。我想老人像是受了委屈，可话到嘴边怎么又咽回去了，像是牵涉到了什么人，还有顾虑？怕受到打击报复？我一连问了自己几个问号。对老人说：“您老人家莫着急，有话慢慢地讲，我是牛副乡长，今天值班，您不要有顾虑，政府是替村民办事的。”老人大概听我不是本地口音，问我：“你是夏家村的驻村干部牛（副）乡长？”
“是。”
“好！我讲，我叫伍大有，今年八十五岁。”当时我听到这个名字，有点耳熟，早些天，夏家村上报红军失散人员的名单中，仿佛有这位老人的名字，而且年龄也吻合，莫非就是他？
随着落实西路军的政策，乡政府正在开展寻找红军失散人员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初，朱德、陈毅等领导湘南人民举行“年关暴动” ，县里有很多劳苦民众参加了红军，上了井冈山。后来在打郴州的战斗中失散，有的伤病员又回到了故乡。
我认真听老人讲述，没去核实老人家的身份。老人是用羞涩的目光望着我讲起了自己的遭遇：“我……，真的不好意思开口，养了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们都当爷爷了。现在，我这个大家庭四代同堂，儿孙满堂，可以享清福了。可我那来的福啊！几个儿子为了养俩老，相互推诿，争吵不休，互不相让，到头来谁都不管我俩，一拖十几年。我以前还能干农活，女儿嫁在本村，离得不远。农忙时，女婿过来帮忙把田耕好，耙平，责任田里的其它活自己能干，不需别人操心。自己养活自己还没有问题。随着我年岁一年年增大，手脚越来越不灵便，干起农活力不从心。去年又患了场大病，死了，倒也图个清静。可是我生得贱，在老太婆的精心照料下又活过来了，病慢慢地好了。欠下一笔医药费，女儿孝顺，尽力帮着还债。她造孽，拉扯着一群儿女，生活困难，我实在不忍心再给她添麻烦。”
老人喝了口水，接着说：“今年稻谷又黄了，我再没有能力将稻谷收割回来，不得不去找儿子们，他们还是你推我，我推你，谁都不负责任。我不得不来找乡政府，要告那几个不孝儿子，他们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是父母生养的，要养父母。”
我听了老人一席话，非常同情老人的遭遇，一股无名火直奔脑门。不加思索，满口答应，明天去处理老人的事。拿起电话，请接线员接通夏家村的电话，请夏家村支书伍奎良、村长伍平安、妇女主任，明天上午十点钟到老人的家里开协调会，并请村委会通知老人的儿子们都要按时参加会议。
送走了老人，在场听到老人讲述的几位乡干部都很恼怒，就马上在办公室里议论开了。中国革命已推翻了“尊卑、男女、长幼”的桎梏，并非主张在日常生活中，敬老慈幼也要排斥，社会家庭的和谐也算逆动。我们反封建，是要反对束缚人们思想的旧文化，封建糟粕，娇枉过正，不能把过去的一切全部都否定。
“文革”，革了文化的命，将中华民族的许多传统美德都作“四旧”给破了，有的人不忠不孝，却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封建余毒进行批判，成为了他们的遮羞布，这些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成功地开好这次协调会，妥善处理好这件事，能教育更多的村民，弘扬中华民族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树立社会新风尚非常有意义。现在正遇上商品大潮风起云涌的年代，穷怕了的村民，一门心思想发家致富。我应当鼓起勇气，去掀开这块遮羞布，让他们丑陋面貌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村民分清是非，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次日，我吃过早餐，赶到了夏家村。回想起昨天乡干部们的议论，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村干部十点钟都到齐了，只有老人家的儿子们没按时来。我问刘平安：“你通知过他们吗？”刘平安马上说：“我接到电话，专程去通知过了。不知道他们怎么还不来。”我看老人的几个儿子太没有时间观念，对村支书伍奎良说：“走！我俩登门去请他们过来开会。”村支书伍奎良没想到会叫他去叫老人家的儿子们来开会。有点猝不及防，看看我，站起来，我们一同走出了老人的家。
伍奎良被我叫了出来，不知道我要有些什么话要对他讲，一直默不做声。我想讲点什么，欲言又止。俩人同行都觉得挺尴尬的。我到了老人的住房，房子非常破旧，室内陈设很简陋，老人确实只有穿件空筒棉袄过夏天的本钱。当他看见老人的儿子们的住房，一栋比一栋漂亮真令人羡慕时，伍奎良轻声地说：“这些不孝的东西，自己的房屋修得富丽堂皇，可父母却住在破旧的房子中，那可是养育过他们的地方。”他的儿子们完全有能力去修缮，可是他们没去做。我看了也不是滋味，虽没讲话，脸色却变了，也在心中咒骂：这些不孝的东西，良心让狗叼走了，父亲没换洗衣裳，连件衣服都不给买，那怕是随便给件自己穿过的旧衣，给老人作为换洗衣服，也算他的良心尚未泯灭。
协调会开始了，老人家的儿子们个个自知理亏，无地自容，有的低着头一个劲地抽烟；有的下意思地玩手指头；他们就是不敢抬起头面对众人，不敢有半句绞辩之辞。老人家理直气壮讲了自己的几点要求，他的儿孙们不敢再相互推诿，问题圆满地解决了。
伍奎良支书讲了几句话，请我发言。我看问题解决得顺利，本不想讲话。但是，看到眼前发生的事情，全乡在计划生育工作的被动局面，夏家村反映出来的问题，生男孩的愿望非常强烈。普遍认为：生了男孩家族里增加了势力，家庭增加了劳力，母亲在家增加了权力，所以敢于冒着风险超生；有人用对付日本侵略者的办法来对付乡干部。但是，像伍大有这位老人生养了五个儿子，老人连换洗衣服都没有，晚年他生活无着落，儿子们都不管，生病时儿子们不理，都只顾过自己的小日子。我憋了一肚子的火，想找机会要说几句，今天机会来了，把想要讲的话通通说出来，我放开了嗓子大声地说：“大家都讲要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可眼前的事都看到了，老人家有五个儿子，在这十几年里，他们尽了什么孝！老人家名叫‘大有’，希望老来不但‘有’，而且要‘大有’，可是养了这么多儿子，老人家到了八十多岁的年纪，还要为吃饭在风雨中劳作，连多余的换洗衣都没有。俗话讲：‘养不教父之过。’”
我对着老人说：“您老人家养育出一群不孝的儿子。”
老人家听到我的话，脸色变了，立即吃力地站起来，向我鞠了个躬“是！我的错，我的错，养了些不孝的儿子，父之过，父之过。”我看到老人家尴尬的模样，心里在想，中国人是很要面子的，不能妄言，不能太偏激了，人家的孙子的个头都有我这样高了。
农村召开协调会，调解家庭纠纷，负责调解的人，一般都以“和事佬” 的面目出现的，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不痛不痒批评几句，其目的是顾全各方人的面子。我在讲话时是否也要平衡一下各方面的关系，也当回“和事佬”，照顾他们的面子呢？否则，自己会激起村民们的义愤，陷于孤立的境地。又想自己不是本地干部，在这儿工作两年，不必有那么多顾虑，胆子又大了些，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应当去鞭笞，应当让几千年的文明精髓传承下去，不管有多大的副面影响，豁出去了。
又接着说：“乡的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得非常艰难，都想养儿防老，就是多子多福的思想在作祟。大家都看到了，眼前这两位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家，就生养了五个儿子，五个啊。”情不自禁地举起手，松开五个手指，扬了扬，用这种手示来加重语气：“在十几年里，儿子们为赡养父母相互踢皮球。儿子不赡养老人，养了又有什么用。”又将手用力地收回来：“谁说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从这件事说明了，生男生女都一样，是没有区别的。他真有一位孝顺的好女儿，这些年来就是他的女儿，尽到了赡养老人的责任，也为她的子女作了榜样，她会享到子女们的福，她是位了不起的母亲。女儿好！女儿好！她是父母的贴身棉袄，暖了老俩口的心。”我又用严肃的目光扫了老人家的几个儿子，又盯着年过花甲的老大：“你也会老的，带了这个坏榜样。你也老了，不能动了，子女们也学着像你那样，让这种故事重演，你们会有什么想法？我看你是自作自受！欲哭无泪！中国有句古话，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就是讲给你们这些人听的。”会场上鸦雀无声，我讲完话后，心中有种从未有的畅快……
协调会上的发言，伍奎良听了，脸红一阵，白一阵，又会怎样想呢？散会后，我与伍奎良等人同行，看样子我的发言对他有点促动，在回去的路上，他还是一直默默无语。他会不会认为我在敲山震虎，戳他的脊梁骨呢？的话火药味特浓。根本不顾及他人的面子。他也有个性，里面还会暗藏其它的用意吗？很可能是有所指的，这次计划生育工作，村里确实做得太差了，自己是有责任的，他不可能察觉不到。可他是在给了自己的机会，在基层工作几十年里，为挽救一个同志采用的常用手法。这小子也不是那样简单的角色。先召开个支委会，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不久，伍奎良邀请我参加支部民主生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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