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8年11月12日夜，在长沙发生的一场大火，震惊了世界，史称“文夕大火”，至今已有70年了，

当年，叔叔是一个19岁的热血青年，他投笔从戎，在湖南省政府直属机关的《湖南民众抗战统一委员工作干部大队》担任区队长职务，对这场大火前后的情况有着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

现在，他已近九旬，尽管一生坎坷，仍保持军人的风度，心胸开阔，作息守时，健身散步，思维清晰。

他从一个小人物的角度，将他所经历的文夕大火写了出来，为了忘却的纪念，将他的这篇文章发在网上。

一　大火前的形势

1938年10月25日 ，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以中国军队撤出武汉而告结束。

日军继续挥军南下，临湘、岳阳相继沦陷，最后我军撤至新墙河南岸与日军呈对峙态势，当时的的长沙城已经笼罩在战争的恐慌和阴霾之中。

从11月初开始，湖南省政府就已经开始了撤退的准备，省府各厅局均已迁至耒阳，在湘西沅凌设置了省府行署。省政府也从南门口的学院街迁到容园（今湖南省省委所在地）与九战区司令部合署办公，当时的省长是张治中，九战区司令长官是陈诚。

当时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共有45所，则已迁到偏远地区，以利下半年能继续开学。多数学校迁在湘乡杨家滩和安化的兰田、桥头河、七星街一带，因为这些是方有大量的空房可以利用。

我结束在衡阳南岳参加第四届学生集中军训后，参加了湖南学生战地服务团。回到长沙后，10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全体成员在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礼堂（现省总工会地址，原是国民党省党部）开会，会上宣布：为了更好的发挥军训后学生的作用，将湖南学生战地服务团改名为湖南民众抗战统一委员工作干部大队。

由张治中亲自对我们训话：

他讲到了长沙已经进入紧急状态的形势后说，蒋委员长认为武汉失守时，没有对其进行彻底的破坏，致使许多的机器设备和战略物质落入敌人手中，是个大的错误。现在，湖南人一向有忍辱负重的骡子精神，不能再发生那样的情况。

他对我们这批学生寄于厚望：

“你们已经接受了军训，便是一个军人，不要学生气，军人的天职是绝对服从命令。

前几届的集训学生被派到湖南后方去，对组训民众，澄清吏治起了很大的作用。你们来到位于前线的长沙的任务是协助前线军队作战，虽然不会叫你们拿枪去与敌人拼搏，但是你们也要作好吃大苦、遇大难的思想准备，要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精神。”

听了训话后，我们对长沙的严峻形势更加清楚，也知道这次长沙有可能会要进行破坏。

会后，根据张治中的指示，我们从南门的妙高峰中学驻地迁到了河西的湖南大学工厂，因为相比之下，湖南大学的工厂有空落的厂房，更适合我们学生的训练和生活，同时易于躲避空袭。

上级发给了我们棉军服和棉毯，我因为是湖南学生抗敌后援会的执行委员，经过这个组织，募得了两百多件棉绒衣，在衣服的前胸绣上“湖南学生战地服务团”，发给每个队员。

从10月底到11月上旬，我们继续进行着军事训练，一边等待上级的任务。我们的大队长就是集训队的军事总教官熊文钦，他是黄埔六期毕业生。队长、队附也是集训队的政治指导员和军事学科的教官，只有区队长由学生担任。

自11月1日开始，省政府一方面对长沙市民和商家发出紧急疏散的通告，使人们知道长沙即将面临一场大的灾难；另一方面，张治中在报纸上、广播里号召市民誓死保卫长沙，为了振奋人心，省府通知在11月12日晚上举行火炬大游行。

二．大火燃烧情况

     1938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的诞辰纪念日，省府为了鼓舞斗志组织了火炬大游行。下午四时，全大队集合渡江参加火炬游行，由于灵官渡渡口没有渡船，我们的队伍绕道猴子石轮渡过河，再向北走。行至南门口，天色就快黑了，全城特别异常，死气沉沉的，不见人影。我们一直走到教育会坪（现在教育街省农业厅地址），除在南门口看到警察台上站了一个警察外，沿途没有看到人，街道两旁的商店全关了门，有些还用砖将门封住。
      在会场里也没有看到民众团体和老百姓，全是警备司令部、警卫团和长沙防卫团的军人。只有长沙市长席楚霖和副市长王伟能两人在主席台上，没见到张治中，会场里没有开灯。
      天未全黑时，长沙市长席楚霖开始讲话，他说，长沙市民走得太快，所以今晚的会议开得冷冷清清。副市长王伟能接着讲话，如果长沙沦陷，他将组织一支游击队，与敌人硬拼到底。讲的话都很短，会场旁的一大堆准备好的火炬也无人取用。因为当日是农历的九月二十一日，天色很黑，又无路灯，我们每个分队都拿了火炬作为回去路上的照明用。
     我刚出会场，大队副尚宝琦喊我出队，命令我同他一起去抗战统一委员会。在途中他告诉我，敌人已经过了汨罗了，上面已经命令我们撤退到湘乡停止待命，现在我们是去领取撤退经费。到达抗战统一委员会时，大队长和副官已经先到了，共领得四万元现钞。四人一起准备在灵官渡渡江，大队人员则仍从猴子石渡江。
     这时的城里已经没有了行人，我们四人到达城南的灵官渡，准备坐船到水陆洲（现桔子洲），再从洲的西边淌水过小河，因为过河不远处就是我们的驻地。但这时根本找不到船。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发现江上来了一只打鱼的小船，我们赶紧大喊，说明身份，并许以多付过河钱，渔划子才靠近岸边。但船老板说船太小，一次只能渡三个人。我们看到船确实太小，就让大队长、队副先渡过去，刘副官随船先送他们到水陆洲，再与船老板一起过来接我。
      半个多小时后，刘副官和渔船一起过来接了我，我们四人在水陆洲会合了。但这时洲西边的小河水很深，无船也过不了，四人商议后只能决定大队长和队副带钱先坐小船从绕水陆洲头过小河，然后船老板再过来接我和刘副官    
      过了很久还不见船来，突然听到了火车的汽笛声，同时看到了火车站（现芙蓉路与五一路交叉处）有一股由火光映出的白色蒸气上升。当时我还以为是火车进站，过后才猜测是否由于长沙停电，不能放警报，是否以火车汽笛声代替，现已成为了一个迷随着火车的汽笛鸣后不到五分钟，火车站附近升起了一团火柱，接着自南向北，无数的火焰和浓烟升起，渐渐的遍及全城，整个长沙城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映红了整个天空，燃烧中还伴着“轰隆隆”的爆炸声（事后知道那是汽油桶爆炸和墙壁的倒塌声）和稀疏的枪声，一阵阵的焦烟气味一直冲到了洲上，火星散落到江水中吱吱作响，火光将江水映成了红色。
       隔岸看到大火的我以为是日军攻进了长沙，根本没意识到这是震惊世界的长沙文夕大火发生了。我俩知道船老板不会来接我们了，必须自己想办法马上离开这里归队。
      我俩到处寻找过江的工具，找了很久，终于在水陆洲西岸的湾里发现了一条破船，我们先掏干净了船里的积水，又用布堵住了漏洞，每人抽取一块船板，我在前，他在后，连划带流地漂到了终于过江到达了荣湾市，再折回来往队部跑。到达队部时队员们正在打背包，大队长宣布紧急集合下达命令：向南行军二十里吃早饭。绕湘潭，晚上宿营姜畲，限十四日下午四时前到达湘乡县城，留言后来者跑步跟上队伍。
    出发时，我们只有三分之二的人，其余的人陆续都追上了队伍。

三　湘乡伤兵收容所

　　行军二十里后，队伍停下来做早饭。

　　这时日本飞机追上来了，我们疏散在山坳和田坎里，敌机用机枪扫射，还投下了炸弹并撤下了大量的传单。在传单中奚落挖苦焚城行动，大概的内容是“全城如舔”“你们今天烧了一个长沙，即使再烧掉十个这样的城市，也休想阻挡皇军的前进。而损失都是你们自己的，聪明的办法就是放下武器，与皇军合作，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之类。

      11月14日下午，我们到达湘乡县城。

    第二天，我就带领一个小组到火车站设立了一个粥棚，就近到车站附近的伤兵临时收容所为伤兵送水送粥，代写家书。

   收容所设在刘氏家祠内，伤兵睡在地上，下面只铺着一层稻草。这些伤兵都是从前线包扎后送到长沙的伤兵，前三天由长沙运到这里的。出发前每人只发了一包饼干，多数人已经吃完了。到这里后，没有医生和护士来给他们治疗，也没有见到收容所的负责人。有个伤员说，他从上海负伤到这里，只换过一次药。这里伤员的死亡率很高，有一批戴着“三民主义青年团长沙青年招待所”袖章的青年人是专门负责掩埋收容所死亡伤兵的。他们用半边汽油桶做成担架，将已经死亡的伤兵从收容所抬出去，埋在收容所对面的山上。

    我不戴口罩，忍着刺鼻的腥臭味，坐在伤兵边上与他们谈话，或者代写家书。这时我看到一个伤兵睁大着眼睛，我以为他要吃的，就端了碗粥，送到他面前，叫了一声：同志，喝粥吧。他还是一动不动，旁边的另一位伤兵说他已经死了，因为掩埋队的人埋不赢，所以未及时将他的尸体运走。

    联想到昨晚中队副跟我说，长沙还有一部份伤兵未及时运出，可能已经葬身火海的事，我已是满脸泪水。

      15日傍晚，刚吃完晚饭，大队长下达了“打背包，紧急集合”的命令，张治中发来了加急电报，“速乘来车回长沙”，五辆大卡车星夜兼程将我们接回了长沙。

2008年11月6日，是叔叔的九十岁寿诞。

正如他侄儿在祝酒词中所言：叔叔一生坎坷，饱经沧桑；委屈和荣耀、挫折和成功、哀伤和喜悦相互交织，互为映衬，描绘出一幅壮丽的人生画图。

他少年时以长沙县前三名的成绩考入长郡中学免费读书，1938年文夕大火前后在《湖南民众抗战统一委员工作干部大队》工作，后回校继续读书，毕业于省国立师范，在中学任教。后来，带领一批学生奔赴抗日战场。抗日战争胜利后，不愿意打内战的他复员回到长沙，仍旧执起了教鞭。五十年代初，他因那段经历，被开除公职送去劳改，与妻子劳燕分飞。1983年他以六十四岁高龄再回长沙，无儿无女、孑然一身，居住在兄长家中，兄长过世后，与侄儿、侄孙住在一起，现在是四世同堂。

今天，我们全家欢聚一堂为叔叔庆寿，多年不见的亲友们从各地赶来！大姐从西安回来、二姐从怀化回来、民表哥从老家过来、启新表哥从株洲过来，还有灿表姐、二表嫂、陈表嫂等都来了。尽管大雨倾盆，仍挡不住人们的祝福。

我们祝福老人健康、长寿！相约十年后再与叔叔庆百岁华诞！

三湘都市报的记者小潘在网上看到了《七十年前，我经历了长沙大火》文章，留言与我联系，言及他们想直接采访叔叔，因为今年（2008年）正是文夕大火七十周年，而亲历者许多已不在人间。由于那一段时间家中人客较多，我担心叔叔应付不过来，没想到，当征求他的意见时竟一口就答应了，采访时间就约在11月7日上午。

天公作美，下了多日的大雨终于停了，我带着两位记者经过七弯八拐的小巷子，来到了叔叔居住的地方。

采访进行了两个小时，面对记者的提问，叔叔有时沉思，有时直接就能回答。他的记忆力惊人，当时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名字和经过都记得清楚，讲述得有条有理。

采访结束记者走后，他没有倦意，吃了中饭，仍与大家一起聊天，我们笑言：这么多后辈中，不知道谁有福气能像叔叔一样的长寿、健康

巴黎向德国人宣布“不设防城市 ”和“文夕大火”烧了长沙 不知道研究历史有不有《比较学》!

席楚霖当时确实是市长,是1938年8月上任的。

据有关人员回忆，席是参加了“坚壁清野”的会议，但作为长沙市市长，对火烧长沙的计划曾表异议。12日晚各界人士300余人参加晚上的火炬游行席楚霖确实参加。但当晚放火的消息，他参加火炬游行时应该是不知道的。否则的话,他不会抱怨市民走得太快,他还希望商家能开门营业.长沙“文夕大火”后，席也受到免职留用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