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颈上那栋“洋茅屋”

                                                       (1)

    湘江与资江在汇入洞庭湖之前，一东一西合抱着一片辽阔的平原。这个被两江大堤围成的滨湖平原叫湘资垸。

    湘资垸一马平川，稻田万顷，湖塘密布，渠沟纵横。垸中心偏南处有个千亩大湖，湖东侧有条宽约百米的小河由南向北通往资江。湖名鹅湖，河叫哑河。湖因形似白鹅而得名，河因出口被拦水闸控制而得名。

    鹅湖与哑河之间有条泄洪沟，长约半里,宽为十丈，恰似鹅湖颈部，人们把泄洪沟方圆一两里的地方叫做鹅颈上。

    上世纪的七十年代，鹅颈上已经在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声中经历了围湖造田、田园化、村庄化等一系列折腾。自然散落在田野中有绿树环抱的农家院落全部改成了稻田，公社社员的住宅都迁移到哑河沿岸成一字排开，称为居民线。居民线东边是河，西边是渠，渠西面全是稻田。

    居民线上，排列着清一色的茅屋。房屋构造的区别主要在墙。条件好的是用杉木做成“排扇”撑起人字屋顶；条件差的则是用几根杉木扎绑成取名“牛串头”的屋架。所以，房屋价值与使用杉木的多少成正比。但无论墙体骨架是“排扇”还是“牛串头”，全都用竹条或芦杆捆扎稻草编成的“毛蜡烛”填充空白，再用掺和牛粪的泥浆封闭，因此墙面都是凸凹不平的。这种茅屋的好处在于遇上洪水溃垸，可以三下五除二地拆倒，舍弃茅草，将木头扎成排逃生。

    一九七二年秋末冬初，居民线当中出现了一栋土砖砌墙、没用一寸杉木的茅屋，屋主是两个即将结婚成家的知识青年。男知青叫傅平，女知青叫熊安。

    傅平和熊安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下达后，于一九六八年底来这里插队落户的。傅平分在泄洪沟北边的生产队，熊安分在泄洪沟南面的生产队。当年由县城下放到这个大队的知青有四十九人，从第二年开始，“红五类”子弟陆续招工回城，留下的都是政审难过关的对象。傅熊两个自知身上的政治胎记太深太黑，放弃了回城的奢望，打算“同类项合并”，扎根鹅湖当农民。

    要扎根，就得有个遮风挡雨的安身之所，建房成了他们山盟海誓之后的头等大事。

    知青们刚来时都被安排在贫下中农家里食宿，一两年之后，大部分不愿“寄人篱下”的知青集体住进了生产队用作仓库的社屋。熊安队上同下放的另几位都招工回城了，剩下她孤零零地住在牛栏隔壁的社屋里，只有成群的牛蝇飞过来烦吵。傅平则一直住在老贫农东爹家里。东爹将他视同家庭成员，临终前还交代家人将一间有木排扇的厢房分给傅平。傅平婉言谢绝之后，东爹的后人便将屋前菜园让出一块给傅平建房。

    湖区建房最紧缺的是木材。下放时每个知青都有两分木材指标，但都被大队用去建了学校。而鹅湖一带除了河边上稀稀拉拉有些驼背柳树之外，就是社员在屋场台子上栽的几株苦楝树，那是主人们指望着用来为儿女成亲打柜做床的木料，即使有，做屋架屋檩也不合适。当年资江西岸的南湖垸引进了一种长得又直又长的树种，名叫椿树。椿树虽然材质松脆，凿眼刹榫做排扇不行，又因为它不能受潮，立在地上扎“牛串头”也不行，只有做屋檩可以将就，而且不属计划木材，可以自由购买。于是，傅平决定砌几间土砖墙、椿树檩的茅草房。

    傅平这几年凭着写写画画的一点技巧，常常帮社员画炭精像、画床铺花、写对联、写书信。加上做了一年木匠，也为社员帮过不少忙。当地有句谚语：发了春风，必有夏雨。知道傅平要砌屋，家家都有劳力争着来帮忙。为了不影响集体生产，队长干脆每天安排几个劳力跟傅平帮工。于是，从练砖泥、扮土砖、买椿树、购搁竹、挑稻草、搓草绳，直到砌墙盖顶，个把月时间，一栋甲高一丈二八、占地约七十平方、由一间正房和两间“披纱”构成的茅屋就立起来了，但门窗只留有空洞，直到十多天后傅平好不容易买到两筒苦楝木才做好嵌进去。

    茅屋对外只有一张门，是按城里洋房门的式样做的，正房面河的窗子也是两页西式玻璃窗，而且门窗都刷了一层枣红的调和漆。土砖墙砌得平整，涂抹墙壁的牛粪泥浆掺了石灰，墙面呈灰白色。社员们说这茅屋很洋气，都称它为“洋茅屋”。

    熊安队上有个会打莲花闹的陈二眯子，家家户户砌屋娶亲都要请他打一段祈愿吉祥的快板。傅平不讲究这个，陈二眯子却不请自来，送了四句顺口溜：

                  黄金屋顶白银墙，
                  水晶窗户明又亮。
                  朱红大门分三格，
                  招财进宝人丁旺。

后来，熊安连生两个儿子，老人们都说是中了陈二眯子的吉言。

    房子有了，土砖灶也砌了，但屋内空空如也，床铺桌椅皆无着落。碰巧当时修建大队部，安排傅平和师傅兵木匠一同去做木工。师徒一合计，在木材下料时多下了一副床铺材料藏在刨木花堆里，却不料很快就被来木工房搬柴火的大队会计发现了。傅平如实相告，想不到会计说：“大队占用了你们知青的木材指标，给点补偿也说得过。只是这事我冒看见，你也冒对我讲。”如释重负的傅平好不容易捱到天黑，将材料捆结实，悄悄移进居民线后的渠道里，搓根草绳做纤，让材料走水路进了洋茅屋。待材料晾干后，傅平趁个雨天凿凿刨刨，一架四柱三弯的西式杉木床便出现在洋茅屋的正房里。

    之后，兵师傅送来了一张苦楝木做的三屉两柜新书桌，傅平自己又用东爹家里送的一截干柳木做了四条短板凳，还从队上的柳树上锯了几根树枝做了两把靠背椅，再加上熊安搬来的锅碗瓢盆，在洋茅屋里居家过日子只差张饭桌了。结果熊安想出了一个妙招，在地上扑个箩筐，再坐个小米筛，每餐的几只饭碗菜碗也有了安身之所。直到第二年，傅平弄到一段杂木做了一张方桌，才结束洋茅屋里“筛箩”吃饭的历史。不过，这是后话。

    有了房屋和家具以后，傅平和熊安领回了印有最高指示的结婚证准备成亲。可结婚是人生头等大事，鹅湖人结婚虽然已不再张灯结彩，流传千年的“三拜”大礼也被列入“四旧”横扫一空，但喜酒却不能不办。在那半年难知肉味的岁月里，人们尤其盼着有个喜事沾点晕腥，更何况砌屋时社员们都是在家里吃了饭来帮工的，都说等到屋主办喜酒时再吃回去。而傅熊两人搜尽箱屉凑起的一块八毛五分钱，在结婚登记时已经买了纸包糖和纸烟招待了在场人士，哪里还有钞票来置办鱼肉酒菜？小两口商量来商量去，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二人找队上请了三天假，扬言回城里办喜事。

    新郎新娘都是幼年丧父，都是靠当教师的母亲拉扯成人。当时，熊安的母亲因为承受不了头上那顶右派帽子的重压，已在两年前“失足落水身亡”；傅平的母亲则因为思想上没有彻底背叛死去的反动家庭成员而被遣送改造。这对无家可归的恋人所说的回城办喜事，只不过是在外公社的知青朋友那里捱过了三天时光，第四天便以新婚夫妇的名义入住了洋茅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