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是人生的华彩,婚姻是人生头等大事。人到了老年,许多事都忘却了,年轻时的情感故事却总是记忆犹新。而我们这些在那个年代度过青春且又属于“出身不好”的人,回想起往事来记忆中总难免蘸着几分苦涩。
读初中三年级时,与同年级不同班的燕相互产生了朦朦胧胧的好感,常常会抑住心跳,故意从她的教室门前走过。并不放慢了脚步,也不扭过头去正视,只是在刚好走过敞开的教室门时趁“白驹过隙”的一刹那,用眼角的余光瞟到了熟悉的身影,心情便异样的快乐。到真的碰了面,却舌头短了半截说不出话来。
然而好景不常,1965年初中毕业,我有幸被恩准升入高中,成绩同样优秀的她却“不予录取”,16岁便下放到偏远的湘西靖县,从此天各一方。她曾给我写过一封信,不安心农村,却被我在回信中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文革”动乱一起,更是音信全无。后来才知道“文革”中她回到了长沙,却因父母受批斗有家难归,迫于街道“遣送回乡”的压力,匆匆找了个大她10岁的男子结婚,“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一连生了四个孩子。当时我们离得并不远,她住的婆家在下黎家坡,而我正在上黎家坡的一家街办木工厂做临时工拉板车。一个坡下、一个坡上,那坡好陡好长啊!弓着身子使尽力气拉车,头都要挨着地面。幸亏命运之神没有安排我们在这种场景中重逢相见,否则,我看着她:拖儿带女,瘦骨嶙峋,形容憔悴;她看着我:汗流浃背,佝偻拉车,一身墨黑,一条黑短裤也被汗水渍出了白色的盐斑,恐怕只能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了。
俗话说得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读了不到一年的高中便“停课闹革命”了,革命不是我这种人的事,复课无期且不再幻想能升入大学,又加上家庭经济困难,索性办了退学。留了个心眼,将户口从学校迁到了姨妈家,就在街道打工。然而母亲单位“火眼金睛”,内查外调,识破了“阶级敌人的新花招”,专门派人到居委会和派出所联系,注销了我的户口,要驱赶到更偏远的湘西山村。我像一只不甘任人宰割的羊闯进厂“革委会”的办公室:“凭什么赶我下乡?我哥哥已经死在乡下,弟弟病残,母亲刚做了大手术只有靠我照顾,再说我有工作,并不是在家吃闲饭!”回答简单明了、直截了当:“我们无产阶级的子女都下了乡,你还想要赖在城市里?!”临出发时,“革委会”打发人送来一包东西,打开小小的纸包,是一堆生锈的铁钉。说是送给我好挂衣服、农具,那寓意分明是“扎根农村一辈子,永世不要再回城”。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的欢送和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