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苦涩的青春往事
爱情是人生的华彩，婚姻是人生头等大事。人到了老年，许多事都忘却了，年轻时的情感故事却总是记忆犹新。而我们这些在那个年代度过青春且又属于“出身不好”的人，回想起往事来记忆中总难免蘸着几分苦涩。
读初中三年级时，与同年级不同班的燕相互产生了朦朦胧胧的好感，常常会抑住心跳，故意从她的教室门前走过。并不放慢了脚步，也不扭过头去正视，只是在刚好走过敞开的教室门时趁“白驹过隙”的一刹那，用眼角的余光瞟到了熟悉的身影，心情便异样的快乐。到真的碰了面，却舌头短了半截说不出话来。
然而好景不常，1965年初中毕业，我有幸被恩准升入高中，成绩同样优秀的她却“不予录取”，16岁便下放到偏远的湘西靖县，从此天各一方。她曾给我写过一封信，不安心农村，却被我在回信中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文革”动乱一起，更是音信全无。后来才知道“文革”中她回到了长沙，却因父母受批斗有家难归，迫于街道“遣送回乡”的压力，匆匆找了个大她10岁的男子结婚，“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一连生了四个孩子。当时我们离得并不远，她住的婆家在下黎家坡，而我正在上黎家坡的一家街办木工厂做临时工拉板车。一个坡下、一个坡上，那坡好陡好长啊！弓着身子使尽力气拉车，头都要挨着地面。幸亏命运之神没有安排我们在这种场景中重逢相见，否则，我看着她：拖儿带女，瘦骨嶙峋，形容憔悴；她看着我：汗流浃背，佝偻拉车，一身墨黑，一条黑短裤也被汗水渍出了白色的盐斑，恐怕只能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了。
俗话说得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读了不到一年的高中便“停课闹革命”了，革命不是我这种人的事，复课无期且不再幻想能升入大学，又加上家庭经济困难，索性办了退学。留了个心眼，将户口从学校迁到了姨妈家，就在街道打工。然而母亲单位“火眼金睛”，内查外调，识破了“阶级敌人的新花招”，专门派人到居委会和派出所联系，注销了我的户口，要驱赶到更偏远的湘西山村。我像一只不甘任人宰割的羊闯进厂“革委会”的办公室：“凭什么赶我下乡？我哥哥已经死在乡下，弟弟病残，母亲刚做了大手术只有靠我照顾，再说我有工作，并不是在家吃闲饭！”回答简单明了、直截了当：“我们无产阶级的子女都下了乡，你还想要赖在城市里？！”临出发时，“革委会”打发人送来一包东西，打开小小的纸包，是一堆生锈的铁钉。说是送给我好挂衣服、农具，那寓意分明是“扎根农村一辈子，永世不要再回城”。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的欢送和表示。
“在个人记忆中，任何人的青春，无论何种处境中，都可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引自长平《被运动绑架的青春》）我们在贫瘠的土地上耕作，我们在苦闷和寂寞中生存，渐渐地我和同下放到一个大队的女知青雪接近起来。我为她送柴挑水，她留我吃饭，细心地用针为我挑出手上扎的刺，我们一起排演文艺节目，一起赶集，甚至一起请假搭便车回长沙探亲。虽然谁也没有说出口，但都不敢看对方的眼睛。但老人们隔岸观火，洞察幽微，雪的父亲是我母亲单位的车间工会主席，响当当的领导阶级，岂能看得上我？雪的母亲便有意无意地指桑骂槐了：“我家女儿找对象，别的条件都不重要，一要出身好，二要是党员，三要是复员军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借个镜子照照！”母亲装没听见，睡到半夜悠悠地叹了口气对我说：“你息了那份心吧，咱们高攀不上人家！”
从此以后几年真就彻底死了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雪最早被招工到县里，不久就结婚了。男人很符合她父母的要求标准：贫农出身，党员，参军复员在本公社担任保卫干事。雪寄过一张全家福照片给我，农村的木屋前，一脸庄严正襟危坐的婆婆身后，她抱着刚满月的孩子，她的头上包着当地妇女的大大的黑丝帕包头。也许是我自己的心理作怪，我总感觉她笑得有些勉强。以后听说她男人也调到了县里，再以后就断了联系。直到前几年突然得到别人转来的口信，要我帮忙给她的儿子在长沙介绍个工作，她老了，不能叶落归根了，还是希望孩子能回到长沙。
再后来我就被生产队派工到百里之外修枝柳铁路，交工资记工分，年终结算，一年在生产队分的红还顶不上我一个月交回的工资。铁路修完通车，我被另一个县招工到文化系统，变成了“留守知青”，除了拿工资和吃国家粮，精神生活没多大变化。没心没肺地就混到了二十六七，环顾四周，猛然发现就我这“问题青年”还是“孤家寡人”，心里有点发慌。单位的女孩子不少，但有了上次的教训，再也不敢轻举妄动，瞄准了也是出身不好的玉姑娘，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老鸹不嫌猪娃黑，干脆咱俩配一对得了，也算是门当户对。”玉姑娘正色答曰：“我俩这辈子受委屈也就算了，总不能让后代总背着成份这口黑锅，你和我都得想法改良品种。”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这解放初期定的家庭出身究竟要填到哪一代去，便去请教单位的支部书记，他白了我一眼：“子子孙孙照样填下去。学了刚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了吗？地富反坏右过去是蒋家王朝的社会基础，现在是林彪集团的社会基础，今后永远是专政的对象。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基本路线不会变，你们就世世代代努力改造到共产主义吧！”
我彻底绝望了，想起后人也要背着“狗崽子”的骂名苟活就不寒而栗，看来真只有采用“改良品种”的办法了。玉姑娘后来嫁了个“根正苗红”的青年工人，这人有个毛病——喝酒玩牌打老婆，前几年酒后打牌终于死在牌桌上, 他给孩子留下的“工人”成份也没派上什么用场。我则由别人介绍认识了菜农女青年兰。前几天看了“渔人归去”的文章《差点娶了个菜农》，我不是“差点”而是真的娶了个菜农。其实，菜农也好，国家干部职工也好，并没有贵贱之分，菜农的生活水平实际比一般干部职工还要好。我当时看重的是她的特殊家庭背景。兰的父母都是很善良的人，母亲是丫鬟苦出身、老党员、女队长，但她的父亲却是“历史反革命”。其原因是她父亲年轻时曾在国军当兵，1935年与红军作战时被俘虏，红军动员他参军，他却执意领了两块大洋路费回家。因为身材高大，为人正派，后来当了宪兵在县城维持治安。虽然没有劣迹，但按政策“军政警宪特”都属于“二十一种人”，定为“历史反革命”。与他同时被俘的有一同乡参加红军，后来经过了长征，成了“老革命”。“老革命”与“反革命”有时只在一念之差。我当时认为这样“半红半黑”的家庭背景比较合适，经过一年多的交往终于结婚了。
婚后的生活是平静的，女儿的出生更增添了为人父母的喜悦，我甚至忙着脱土坯、买木材、选地基，作盖房子的准备。但一次回长沙出差让我感觉“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改革开放初期的长沙已经是春意盎然，而边远地区还远没有解冻，我突然有了返回长沙的强烈愿望。八十年代初我终于如愿以偿，并且想方设法把兰和女儿的户口都迁入了长沙，又由母亲退休让兰招工顶职且后来又调入省级事业单位。然而顺利之下潜伏着危机，兰开始热衷于交际舞和麻将这些她在农村不曾接触的东西，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终于分离。历经波折，兰老来形单影只，常打电话给我以排遣情绪，然而为时已晚。我羡慕别人原配夫妻，但我没有这个福分。如果我们当初不选择对方，也许都会早已找到自己的幸福；如果我们不回长沙，也许仍然过着平静的生活；如果我们从头来过，也许不会有这样的结局，然而我们此生已没有也许。
我与初恋的燕历尽坎坷终于走到一起共度晚年。回首往事，我，燕、还有雪、玉、兰，我们的命运谁有幸、谁不幸？我们百次千次地设想讨论，如果不是那种路线政策和运动，我们一生可能会是怎样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如果不是当年我“以革命的名义”断然拒绝燕友情的来信表白，如果我们重逢在她未嫁时，我们会不会一起逃离这座城市天涯海角去追寻我们的幸福？我们是按照自己年轻的意愿专心科研、钻研学问，还是迫于现实不得不从事我们并不喜欢的商业？
有人认为不应该总是回忆苦难，我却认为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还远远不够。“知识青年”不应该仅仅是“苦难记忆”的代名词，还应该是反思历史、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我们欣慰的是“家庭出身”成为了历史名词，儿孙们不再要背负着“原罪”的枷锁承受屈辱与歧视。让记忆风干了泪水，回顾变得轻盈，我们衷心地祝愿所有的青年男女自由平等地生活与相爱，再也不要把“出身”作为择偶的首要考虑，祝愿两情相悦、意趣相投的青年男女们幸福结合、忠诚相守，祝愿青春从此不再苦涩、永远甘甜！
后记：
近读潇湘子《胎记》、乡音姐《我这六十年》、雨后斜阳《悸动年代》、渔人归去《差点娶个菜农》、夏橙《我差点嫁了个菜农》、金麦彭姐《我把自己换了台缝纫机》有感，为了别人的错误，我们都付出了青春的代价，那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际遇悲欢。我们并不想如祥林嫂般日复一日地诉说，但是在湖知网上有着许多同命运共患难的朋友，痛楚的心也许只有“同是天涯沦落人”才能读懂。这也是我经常上湖知网的重要原因。
最后还是引用长平《被运动绑架的青春》一段话作为结语：
那一场运动的开始，很多年轻人怀着“满腔革命热情”主动去到农村，但是更多的人，则是被政策强迫驱赶。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人的整个青春年代都被绑架了的时候，他就难以避免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就是对绑架者产生感情和依赖。所以并不奇怪的是，今天在反思“文革”的时候，一些阻碍正好来自当年的“知识青年”。他们以为彻底反思“文革”就会否定自己的青春岁月，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