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巷里的故事

小巷里的故事续篇

肚兜朋友

      我们在一条小巷住着，她的姐姐和我同座，我每天早上到她家里去邀她姐一起上学，这样就认识了她。认识她时我还是小学五年级，她读初小三年级，我和她算是肚兜朋友

有一天刚刚下课，她跑到我的教室里来找她姐，正好她姐不在，于是我“接待”了她，问她有什么事情，她说她的班长欺负她，班主任反而批评了她。于是，我主动陪她去找班主任说明情况。俩不懂事的小女孩，径直走进老师办公室，却忘了喊“报告”，正要朝她的班主任走去，我却被一声怒吼镇得站住了：原来，我的算术老师，就是我那位堂姑妈，让我先退到门外去，说了“报告”再进来。可惜，等我“报告”后，上课铃声响了，我们俩只好各自跑回到自己的教室里。 “忙”没帮上，她从此就和我亲热起来，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我们都成了花甲老人。

        好多年后，她还经常羡慕地说，记得小的时候，我家里的饭桌上经常摆了好多的菜，我们姐妹能安心地坐在桌旁前吃饭。可是，我一点也不记得她什么时候在我吃饭时到过我家。小时候，我祖母每餐都要给我们做至少三到四个菜，虽然不是大肉大鱼，但是南瓜、蕹菜、鸡蛋、豆腐总是会有的，时不时还有些小虾米、火焙鱼开开荤，我曾说过，我十四岁前因得祖母照顾，生活过得不错。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会记得这些事，在我看来，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她告诉我，在他们家，饭桌子上的好菜是父亲和祖父吃的，她们兄弟姐妹五人，除了大弟可能享受优待，别的孩子，每餐只能由母亲分给他们很少量的菜，和她母亲在一边儿吃。

二 她的亲人们

      她的祖父满脸络腮胡子。又矮又黑，走路时总是背着手低着头，好像在地上找他丢了的东西似的。在她家我看到的是一张没有任何表情的冰冷的脸，他是南货店的营业员，祖母每月在收到我父亲的汇款后，照例要到他的店里去买些煤油、火柴、盐、和豆豉、乔饼之类的南杂货，还会给我和姐姐买些小零食，如烘糕、胡椒饼、花生、南花豆等。有时候，我跟着祖母到他店里买东西时，却能看到他张着嘴笑，笑容把嘴边的胡子也挤开了，往往是主动迎着我祖母说话：“大少爷(我的父亲)又给您寄钱回来了？您今天要买些什么东西呢？”如果店里做了什么新鲜食品，他会很客气地问我祖母：“八奶奶，您要买新出炉的沙骑玛吗？”我很奇怪这人在家和在店里怎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情呢？

       她的父亲在百货店卖布，有很好的心算本事，那时候的布，每尺的单价差不多都是小数点后面三位，如每尺0.215元，人们买布也会精确到寸，如顾客说要扯一尺六寸。他则会在量好尺寸的同时随口报出价钱来：“去四厘尾子，一共三毛四分钱。”一边说一边用一条两寸多宽的毛边纸，熟练地把布包好，放在柜台下面，一边接过钱来，点清楚后才会顺手从柜下取出布交给买主。他做事时那种循规蹈矩的手法我没在意，但他不用算盘算数的本事，曾经让我佩服得不得了，我常常会站在柜前不舍离去。顾客走后，她的父亲从来不会和同样站在柜台前的她说话，甚至一点亲热的表情都没有，而是走一边做别的事情去了。所以，在这种时候总是她催我走。回家后，我对祖母说起这些事，祖母就说当店员是要背好多口诀的，不然，怎么能算得清？算错了要自己掏钱赔的。我明白了，扯布算钱原来是和我们在学校学珠算一样，老师也让我们背好多口诀，做作业和考试时都不准用笔算，念着口诀，算术式的结果就出来了。我突然想到她的姐姐，每次珠算考试，都急得哭，最后总是我把算盘放在我们俩中间，让她看我打一两遍，她就把结果写上，可是她却写不了口诀。看来她姐姐长大后是没法当布店里的营业员了。

她的母亲平时很少说话，五十年代中，除了见她不停地在操持家务外，就是在自家门口利用堂屋，一个人经营着一个小小的大米加工工场----那时候，没有电磨，附近农村许多人家都是把谷子挑到她那里----从谷子粗磨、风车去壳、筛糠去砂，冲臼出白白的大米，都是她一个人劳作。我没事时也到她那里去玩“冲臼”，那东西虽然看着好玩，冲起来很吃力，玩不了一会就会满头大汗。堂屋当中吊着一把大筛，她母亲个子矮小，又是鸡胸，站在筛前，双手刚刚够抓住筛的两个相邻的提手，可是她摇动起那把大筛时，显得那样有节奏，摇着摇着，那些稗子谷尖什么的东西会自动地往筛的中心集合，然后被撮出来，筛下面的地上就会出现一小堆砂粒和米糠。至此，打米的基本程序就算完成了。

公共食堂时，她的母亲被安排在我们街道食堂煮饭，开始是大锅饭，由几个炊事员各自掌着一条有盘的小称给我们称饭。记得是一斤饭票换两斤半米饭。开始卖饭了，所以当前面的大人说等一下时，我正好急着打了饭回去，吃了好上学，小孩子是不知道同样的饭票，称到热饭和冷饭重量会不一样这个奥秘。有时候大人们排着排着队，小窗口前如果换上了她妈妈来称饭，就有些大人换到另一队去，大人们私下里叫她“刮子”，说她称的饭量总是比别人称出来的少得多。

后来，食堂散了，我离家到外地读书。对他们家的事情知道不多。只知道他们家好像也曾搬出了自己的大房，直到文革前才通过努力，搬了回来，不过，原来的房子已经被 “肢解”了，他们一家住在后面几间旧屋子里。她大姐文革时就结了婚，她大弟弟夫妇十年后从农村返回来在干肉食业，早些年用单位给的房子换回了临街的堂屋，夫妇俩当上了个体屠户；她父亲把自己的退休指标给了她的二弟，她三弟是从农村招工上来的，在湘潭某厂当了工人，改革开放后，单位上让他自谋职业，就跟着老婆做起了个体户，小弟不会做生意，后来就帮着她的饲料店搞押运。

她

在我的家里，我带回家的小朋友，我祖母对他们可好呢。可是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她的父母和祖父几乎都不理睬我这个常在他们家出现的小女孩。这点让我觉得很奇怪。长大后听她告诉我一件事：有一次，她的姑母(她们叫大叔)抱着一岁的她到她父亲的店里有事，他父亲竟然问姑母抱着的是谁家的孩子？此话后来在长辈中传为笑话。长大后的她听说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所以一直耿耿于怀。她父母是封建包办婚姻，头胎生了个女孩，第二胎生了她，难怪她的家庭地位那样低! 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谈到这事情时，我开玩笑地说：“因为你的出生，后面连续招来了三个弟弟，是你的功劳呀!”她也只能苦笑，半生气地顶我一句：“你就会开玩笑!”

长大后，我每次从外地学校放假回到家，总是她在听到消息后马上跑到我家里来(即使是在我当黑人黑户的三年里也从没有间断过。我在家近三年，从那时开始，她至今不叫我姐，也不叫我的名字，只称我“先生”。)。整个假期她天天泡在我家，直到最后一天送走我。我本来就是个不爱串门的人，偶尔到她家去，看到的是她母亲那张阴沉沉的脸。这也是长大后的我一直不太主动往她家跑的主要原因。

1966年，我和她之间开始了通信，这是我们成人后正式开始的交往。她跟随高中同学大串连，到过许多地方，但不管在哪里，她都会寄些当时红卫兵流行的东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绿色的她用尼纶丝带自己编织的行李包，里面能装好多东西。两根长长的背带将一头的许多小铁环锁紧，我就能放心地背着行李走路了；1967年她在外地整整呆了一年，终于逃过了上山下乡当知青。

1969年，我被赶回老家，她送了我一个大搪瓷脸盆，里面有一条突起的黑色的金鱼，还有两条是彩色的，她说是送给我的结婚礼物，我说我现在根本没资格结婚，她说要是她是男的她一定娶我!在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就是她伴着我一天一天度过的。1969年5月，省革委会成立，我怀着一线希望要*省革委会，希望从他们那里能得到一个公正的结论。在长沙我没亲戚(那时候，我们家所有的亲戚都远离我们，即使长沙有亲戚我也不想去)投靠，手中没钱没证件，她却大包大揽了我的一切，吃住都在她小舅妈的父亲那里—一个很善良的老工人，晚上我们坐在一起促膝谈心，她让我向她讲述了我的冤案发生的一切经过，我说得从容---我已经没有那种很激动的情绪了----她听得认真，当我说完后淡然一笑时，才发现她已经泪流满面了。在长沙的几天，几乎是她自始至终带着我办我的事情，带我巧妙地闯过革委会的门卫，和里面的接待人员谈判，终于从接待者手中得到了一纸通知，我可以回场劳动了。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年龄，我们以为大事了吉，两人高兴得立刻去了一趟凯旋门照相馆，拍了个合影后，又上长沙饭店要了一个酸菜汤和一盘红辣椒炒韮菜，美美地吃了一顿。钱全是她出的，回来和去时一样，是买的短途票坐的长途火车。她的大胆泼辣的作风让我大开眼界。

记得有一天半夜里，居委会和工宣队突然查户口，我怀着三个月的身孕被他们叫到派出所，当时姐姐陪我去的，派出所所长一看是我们姐妹俩，也没说什么就让我们回去了。一清早，她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立刻跑到我家来，邀我一起出去买菜，可是不走我们平时走的大路，一定让我和她从小巷里穿过，并且一路走一路与路人打招呼：“不知道哪个没良心的，欧平是小巷里长大的人，晚上也被当黑人叫到了派出所。人家派出所都没说什么，这不又回来了？”我方明白她的用心。走出了小巷，她问我你身子不要紧吧？我说没事。我虽然也是横着心在过日子，但是没打算跟这些人讲道理，因为我早已经知道那个时期理是没处说的。我让她以后别再这样，怕影响她，她说她才不怕呢。不过后来她真听了话，再没干过这类事情。

她当时已经是一个制药厂的出纳员，因为一笔现钱对不上账，她说她脑子都晕了，请我帮她清理一下账目。于是我有几天就住在她的宿舍里。白天她上班帮着制药工人，我就将她所有的钱账抽屉打开，一一清点。结果的确差了钱，差多少我忘了，她有天晚上气呼呼地跑到房间时里来告诉我她刚才和老朱(厂长)吵了一架，原来老朱看她的钱账不对，就暗示她我在她房里住着，可能是我出了问题。她说她差了钱陪就是了，怪到我头上朱是瞎了眼。这世界上她信不过谁也不会信不过我。我这人受的冤枉大了，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

1972年我临产，一清早母亲就让我快住到了医院去，说要是出了事她没法向女婿交待。于是我就在医院的周围溜跶了一整天，第一次当产妇心里害怕，同房的孕妇一个个大呼小叫着当妈妈了，我却没人能在我身边守候和安慰。晚上8点左右，她来了，并且说要陪我到明天早上。然后就把她陪大小舅妈生孩子的经验一一讲给我听，告诉我有她在身边，让我不要怕。我心里踏实了，但此时她正在姙娠反应期里，通宵我们俩几乎都没睡，她只要听到我翻身就会催我上厕所，结果自己也跑到厕所里呕吐不绝……清晨七点过我的儿子降生了，我是最后一个产妇，忙了一夜接了九个毛毛的护士交班休息去了，我却开始了大出血，她本来是要回去的，突然发现我脸色苍白，全身颤抖，问清楚原因后，她就朝门外跑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她把我的邻居儿科大夫王医生拉来了，并且立刻给我注射了止血针(好像叫维生素K)当我的情况稳定下来后，她才告诉我，交接班时间哪也找不到肯过来的医生，她正好看到了王医师，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拖来了才告诉他。她说如果再拖延，我的生命就有危险!晚上她又来了…… 她说如果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个女儿，要和我开儿女亲家，我以为她笑开玩笑，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自己的婚姻父母都管不了，我们还能去管下一代的选择？但是我理解她的心情，她把我当成了她的上帝，用她先生的话说，她是“恋”上我了。

1972年后，我有八年在矿山，她不时有信过来，同时还时不时给我的儿女们送布料，送她自己缝制的衣服，每次回家，我似乎没送过东西给她，总是接受她的赠送，而且那样心安理得地接受，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1998年，我的单位处于瘫痪状态，我回家近半年，我们又有机会相处在一起了

1972年后，我有八年在矿山，她不时有信过来，同时还时不时给我的儿女们送布料，送她自己缝制的衣服，每次回家，我似乎没送过东西给她，总是接受她的赠送，而且是那样心安理得地接受，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那样心安理得地接受，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1980到1985年我在家乡五年，我们两家的孩子之间交往也密切起来,我对她有了更深的了解。

1998年，我的单位处于瘫痪状态，我回家近半年，我们又一次相处在一起了。

2001年听说她将去加拿大定居，借旅游之名，我和老头同行到上海，吃住在她家里一星期，然后，邀请她一道游玩无锡苏州直到南京，老头先回了湖南。我则和她与南京的梅子相聚三天，几乎形影不离，也无话不谈。不过给我最大的感觉是人老了硬度就增大了：心地善良爱说官话的梅子抱着FLG不肯放，所以聪明的她，至今家里不能有电脑，孩子老头都怕她犯犟；梅子收入不多，开朗大方；肚兜是“茅屋财主”，又是死过一次的人，却看不透世事。

因为她后来的事情我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不知道她在加拿大能呆多久，她走的时候已经骨瘦如柴，可是我真佩服她那顽强的生命力，还是那么不停地发牢骚，无休止地与人争吵理论，不停地走路，穿着前面开口的破鞋走好多好多路，晚上回来连泡也不挑，第二天继续“赶路”……

待续 她对我好我只能这么说，无论别人怎么评价她，她还是我的肚兜朋友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即少年时，血气未稳定，发育尚未完全，应当戒的是好色；壮年时，血气正刚强，应当戒的是好勇斗狠；等到老了，血气虽然衰颓，应当戒的是贪求务得。」
人老了，不要整天抱怨、不要患得患失，不要为得所累。于丹说：[人年轻的时候，都是在用加法生活，但是到一定层次后，要学着用减法生活。你从社会上收获友谊，收获金钱，收获情感，收获你的功勋，此时你已经收获了很多，就像是一个新家，逐渐被东西堆得满满当当一样。你的心灵如果被所得堆满，最后就会累于得。我们经常看到，老年朋友在一起，互相的交流是什么呢？往往是抱怨。抱怨儿女顾不上自己，说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们拉扯大了，现在你们都去忙了，连回家来看看都没有时间；抱怨社会分配不合理，说我们当年干革命的时候，一个月才拿几十块钱，你看看我孙女，现在一去外企就挣三四千块，这对我们老干部公平吗？如果老在说这些东西，那么原来的所得就变成生命的一种隐痛，一种负累。这时就需要朋友的开导，学着舍弃一些东西，这样也就远离了烦恼。]
以上这些对调整我们的心态大有益处。老了老了还整天发牢骚，无休止的争吵理论，过得多累呀！

【敬畏命运】　(六十年的反思)

　一　天报应
　　一九五八年秋季，城里所有的中学都停课，师生参加全民大炼钢。我们学校带着一群十三四岁的娃娃到一个离城约三十里地的叫石坦（音）子的农村，“支援”当地的“大练钢铁”。约四十天的时间我们就在山上挖黄土、给土高炉做煤球，高炉里生产的钢放在哪里，我们根本没看到；但知道各家各户的铁器都被砸碎放进了炉子里，从炉子里出的都是些废铁砣子，没一点用处，只能堆在原地占地方。而少不更事的我们，却以锦旗上绣着的“你们的汗水溶化在一千零七十万吨钢铁里”为自豪！

　　在乡下，青壮年劳力也都赶上了高炉，家里剩下老弱孩子，该种的没种下去，该收的没法收上来。所见之处，农田里待收的红薯地，到处裂着大缝隙，大个的红薯几乎完全裸露在人们的视线下，许多同学尤其是男同学，出工歇气时爱跑到红薯地里去挑大个的吃，吃不完就丢在地里。当我们离开那个地方时，地里的红薯藤也干了，废弃的红薯和长在地里没有收获的红薯一起烂掉了！
　　城里应运出现了一家以红薯为主要原料的饮食店，名曰“红薯专家”，记得我中途请假回去，祖母买了十个大红薯饼子给我带着，每个至少有一斤重，背到住地，我累出了一身大汗。女同学倒是喜欢吃，男同学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在地里现挖出来的更甜更好吃。
　　
　　大跃进的恶果在一年后就开始出现。小时候如果我们不小心把饭粒洒在地上，祖母就会一边拾起来往自己嘴里送，一边告诫我们姐妹，糟蹋粮食是要遭天谴的。什么叫“天谴”？就是天报应！紧接着全国人民过上的三年苦日子，人们不得不接受这份严厉的“天报应”！        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处可见“天灾人祸”两个词组连在一起用，这四个字的真正涵义，大家彼此心照不宣。

  　二  叛逆

铁了心不当教师的教师!

　
　　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一个黑色的星期一清晨，我的祖母在久病半年多后，满含悲愤和忧伤悄悄离开了我们！从此我的一切都得我自己做主，父亲远在天边、母亲近在眼前，他们各自忙各自的事业，再没一人能像祖母那样，关心和照顾我们姐妹了。我的不愿意当“光荣的人民教师”的“反骨”也就是这样形成了。

解放初期，虽然教师这个岗位上正需新血液，一般的家长还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吃粉笔灰”，俗话说“九莫奈何讨米，十莫奈何教书。”老师的地位的确不高。

    小学考初中前，记得母亲曾经对祖母说，要送我去读初师，这想法让我强硬的态度扼杀在萌芽状态。母亲的话还刚刚说完，我就说：“我才不学你们当老师，我要当女拖拉机手。”这话不是没来由，此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我的理想》，我的理想就是当拖拉机手，还受到过老师的表扬，在班上老师朗读了我的作文，让我高兴了好久，那段时间老想象着自己坐在高高的拖拉机上，在一望无垠的田野上收割庄稼，那个美呀……

   祖母去世后，我在“饭铺”学校里读书，有一段时间，每天带着自己的粮卡，东家一餐西家一顿没着没落地找吃饭的地方，记得河那边叫张公渡的农村公共食堂里，有一个当会计的大姐姐很照顾我，我差一点就把粮卡放到她那里了。苦日子中我父亲得了水肿病，母亲得的是干瘦病，他们自顾不暇，我在哪弄到了饭吃他们根本不知道，哪还管我读什么书？毕业时填什么志愿，考什么学校？于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最后一个志愿我没像大多数同学那样，写上某某师范。那时候，在学生中悄悄流传一种说法：“师范要的就是留级生”，师范生政审的要求好像也没那么严格。最后，学校的赵老师找我谈话，他的意思很明白，我的父母都是教师，我应该当接班人，至少要填报师范学校，接受党的挑选。如果他不说我父母是教师，我理所当然应该当接班人的话，我也许会听信他的补填一个，因为我还是知道他是好心，他是教导主任，亲自来动员我去读师范，不会没有一点对我有利的决定吧？我就是不喜欢父母的职业，就是不喜欢他们不管不顾自己的孩子！他们对自己的学生都不可谓不好，偏偏就不分一点点心给自己的孩子，这个职业我算看透了。

    高中阶段，我在父亲身边学习两年半，听他的课时我只管自己看书，他也从来不向我提问题，我们就像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只有在他做实验（他的实验做得很认真也很漂亮）时，我才会抬头仔细看；不管什么考试，化学科我是永远的九十一分，我不问原因，他也从来不给我解释。我的父亲口头表达能力不是太强，我觉得他应该去搞他的园艺专业，而不应该当教师，不当教师也就不会划右派；我的物理老师是个很会用肢体语言表达那些复杂的物理概念的人，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我能一动不动地听上四十五分钟，我的物理考试基本上是100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毅然离开大学，当了赫赫有名的敌后武工队双枪英雄，对党对人民够忠诚的，反右运动中，说他“不提一句意见”，是腹诽，是顽固抵抗，给了一顶帽子戴着，我想他要是不从军，不教书，可能有更大的出息，也不一定会打右派，因为我只知道，在教育系统里，好多我认识的好老师，都是在一夜之间被划成了右派，下场都很惨。我不知道这是一场全国知识分子的灾难，以为只针对老师，对这个职业更产生了厌恶感。到高中毕业时，我这种强烈的逆反心理，又一次表现出来。班主任在申报志愿的动员会上，提醒大家，三个档次的第三志愿都有师范院校，希望同学们不要浪费志愿，哪怕填个师范学校，也是给自己留下充分的余地。我嘴里没说，心里在抗拒，反正咱也是政治条件很差的人。哪怕开个天窗，我也不填它，要读就读好学校！要想读师范学校，俺早年就进去了。高考前，湖南师范学院来了一个搞面试英文老教师，他告诉我的英文老师，只要我上了线，他就要我。我知道之消息时，报表已经交上去，但我没有半点后悔。

　　下乡后，虽然没有实现当拖拉机手的愿望，倒真坐过一回拖拉机，三百多里三级公路，来回两天为园艺场运枳壳种子。也许拖拉机看在我曾经有过美好的愿望上，使尽了它所能，把我颠得腰痛了差不多一个月，PP和脚都肿了。原来当拖拉机手就是这么回事？我接受惩罚，从此不近拖拉机!此为闲话，

“十莫奈何教书”去

一九七二年九月，我带着儿子来到了矿山，当了半年的家属，家里一月就先生四十二块五毛的收入，他每月得往家里寄五元，剩下三百七十五毛钱，平均一天十二张，扣去烟钱两张，实际一天只有十张毛票供我们仨花销，什么柴米油盐、什么红白喜事，就全指望着这十角钱了。开始两年，我们全家人没做过一件新衣服，家里没添?过一件家具，真个徒有四壁，连吃饭用的碗也就是人手一只，桌子中间是他当单身汉时打饭用的盆子。后来在家属队劳动了几个月，一月的收入刚刚交了托儿费，儿子却接二连三地得病，女儿也准备来到人世，我自己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日子过得没什么盼头了。这时候，子弟学校有个小学二年级班主任要休一个月产假，教导主任找到我去代课，无可奈何之下，我终于很不情愿地抓着粉笔盒，第一次以教师的身份走进了久别的课堂。此后，学校只要有缺空就会找我去帮忙，我成了一名万金油式的替补教师。除了体育和政治课我没上过外，其它都曾涉足。几十年从教的经历中，除了一年级我没教过外，从幼儿园到高二，我都“染指”过。

一九七九年，我已经以大集体工人的身份在子弟学校代干。冬天，我接到父亲的来信，它给我带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父亲所在的省重点中学准备让我去接班。父亲一再嘱咐我，要作好学校来人到矿山听课和作调查的准备。准备自然要作的，子弟学校的代课老师，教得再好也不能与人家省重点学校的要求比，经历过多年的挫折后，难得我这么“谦虚”地对待自己的能力，这么虔诚地接受上天这一次恩赐。

谁知道，从此父母半年没再给我来信，好像不记得曾有这么回事情一样。最后，在我三十五岁生日的那天，下决心给他们发了一份电报，询问事情结果。然后才是由我父亲出面写信，说名额给了我姐姐，所以我就不能再顶替。要说那阵教育界出现“退了教书的，来了喂猪的”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于是，有识者给在职一年以上的代课老师转正的机会，我姐是小学数学的红牌，代课也多年了，完全可以靠自己的考试去得到这个名额，我姐夫也反对她去顶职，说是又多欠下我父母一份情(这些都是后来姐姐姐夫亲口告诉我的)， 可是，当时姐姐就是不肯用考试去争得这个名额，说是怕靠不住。于是，父亲办了退休手续，(据父亲说，他还因此少长了一级工资)返聘留任。有人质疑，我父母都是教师，母亲的指标为何不能用？没人知道其中的奥妙。

一九七六年，我已经被招收为是矿山大集体的工人，月工资三十七元。因为在子弟学校表现好，还长到了四十六元，因为先生也长了工资，小家的生活也过得有点起色了。一九八零年的暑假快结束时，忽一日黄昏，先生在门外面高叫：“你姐夫来电话了，让你回去，安排到三零五厂当初中化学老师，那里高中的化学由你父亲去教。”平时和我少有来往的姐夫，突然关心起我的工作了。我心存疑虑，可是，两个男人在没有取得我的同意，就在电话里作了重大决定----辞掉这边的工作，到那边重新安排为正式教师! 真是天上掉下了馅饼!

这馅饼烫手烫口又烫心，到底没法吃下去! 原来这里面是一笔权与利的私下交易：我母亲的退休指标被文教局当时的办公室秘书----都说秘书是二把手----送给了他的姨妹子，我姐转正后，姐夫急于把她调离原来的重点高小，进入我父亲所在的学校教初中。要说我姐，教初中的能力和学识都没问题。问题是小学教师直接进省重点中学，难服人心，至今还有人说闲话。我的父亲母亲都只懂教书，从来没问过我母亲的退休指标到底被谁占用了，我姐夫也是当秘书出身的，能不知道其中的奥秘。于是，两个秘书之间，就有了这场欺上瞒下的交易。因为是私下的，又通过文教秘书的关系与三零五厂的教育科长联系，科长也是懂行的人，子弟学校正好缺少高中化学教师，据说附带的是一个不错的初中化学老师，何乐而不为？于是我姐夫急忙打电话到矿山，就有了前面的闹剧。
    

学校已经开学几天了，老头子一声令下，我放下粉笔，就带着孩子， 再次回到家乡，谁知道我父亲学校领导不同意我父亲离开，理由很简单，退休只为解决子女就业，学校高三毕业班正缺得力的化学教师，怎么会随便放人？三零五也很强硬，教高中的不能来，教初中的一起退掉!于是，我被人当垃圾踢出了校门。当时已经开学，文教秘书觉得，这种事情需要快刀斩乱麻，他知道正局长是我小学的校长，对我的评价也特别好，就利用了正局长的一句话：“让她回来先代课，以后帮她转正。”一锤定音!就这样，我就到了一所县直中学当了三十五元一月的代课老师。是年我三十六岁。
    我是一九六五年的高中毕业生，没有准备时间，上阵就接手高一的化学! 许多事情突然就那么紧迫地摆上了议事日程：我需要搜索自己脑子里十多年前学过的高中化学，尽快熟悉眼前高一的全本教材、熟悉教学大纲要求，自制教具，熟悉实验器材，摸索着做每一堂课上必需做的实验----有些仪器在我们读书的年代听也没听说过，现在不仅仅老师要做学生也要动手!总算得到了母亲给我的支持：她帮我带着两个孩子，我利用我所有的时间来学习和教学!这是我这辈子做出的最大牺牲----我也丢开了自己日夜守护的孩子，为稻粮谋!女儿和儿子前额各有一个很明显的伤痕，这是他们离开我身边半年留下的永久的纪念!

那段日子里，每逢周末他们都会和我团聚，我带他们去看电影，吃小吃，发了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想着给他们买本故事书。半年后，我把他们全部接到身边，我不能让他们过我小时候的生活!我很爱我的事业，但我更爱我的孩子!

一九八二年春天，通过参加全县化学教师转正考试，我以高于第二名二十多分的优异成绩成了当年全县惟一一个转正的化学教师!上天在经历过对我无数次的考验后，终于原谅了我当年的叛逆!

但是，当我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命运和粉笔和我的学生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后，当我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并且开始有了辉煌的迹象后，上天又和我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一九八五年，正是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成风的时期，经过许多努力，先生调回湘乡工作无望后，他毅然离开矿山，离开正准备宣布他副矿长任命的矿山，找到了一所成人干部学校当教师，接着，就开始了我的工作调动，美其名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落实”，要照顾夫妻关系，我不无遗憾在丢下了我的学生，我的教室和我的粉笔，换回来的是全家人的团聚。在这所省干部学校里，我自学了三年《社会学》专业，为的是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希望有一天，我能重新站上讲台，为学生讲课。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大锅饭开始被砸烂，靠吃工厂发迹的所谓成人干部学校，也就随之寿终正寝了。

在我退休时，工资卡里面所有与教师有关的优惠部份，全部被扒掉! 退休证曾经职工(职务)一栏还原一个什么也不是的无情的空白!只有二十年前的身份证提示我，我曾经是一名货真价实的人民教师!

我常拷问自己，我的教师我还不轨迹，为什么是一个圆圈，是不是上天对我的惩罚？

60年

乡下见闻

亲近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