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也就是“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我回到长沙工作的前后，经常会看见在长沙繁华的黄兴路上有一个奇人。那是个不苟言笑的中年人，理着“华式”的小平头，穿着兰色的工作服，身旁立着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两报一刊”、“社论”、“公报”等字样，他的胸前挂着大大的金色主席像章，手里举着一个土喇叭，长篇累牍、滔滔不绝地背诵那些刚刚见报的大块政治文章。有不相信的好事之徒特意找来原文对照，居然几乎是一字不差。如果当时有什么“状元榜”、“PK大赛”，此君绝对会让如今的中央台金牌主持人们汗颜不已，那记性大约也会理所当然地载入“世界基尼斯纪录”。围观者越多，他就越来劲，满面红光，声音宏亮，像有仙人附体的神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仍然不懈地坚守在街头，义务地及时地传达D中央的声音，成为长沙街头的一景。他的头发渐渐花白了，衣裳也渐渐褴褛了，语调不再如往年的高亢激昂，但他胸前的领袖像章仍然是那样金光灿灿，他举着的标语牌上永远是常换常新的内容。围观者越来越少了，对他背诵的内容也不再感兴趣，行色匆匆的路人开始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打量他，他却总是自顾自地继续背诵着，直到天黑。听人说，上面每月给他有一点微薄的生活补助。又过了若干年，突然想起好久没见过这个奇人了，问别人，也是像鲁迅先生笔下咸丰酒馆里的酒客们一样答复:“好久没有见过孔乙己了”。他似乎是一种绝响，一种时代的象征，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像一颗微弱的星星黯淡在漫天霞光的丽日长空。

    又记得八十年代末的一件事：我到涂家冲的精神病院去看望一位病人。那时还不叫“脑科医院”，更没有如今这么气派的大楼。走进住院部，有的只是低矮的房屋，一道道的铁门，连窗子上也安着粗粗的铁条，一种不祥的感觉油然而生。突然，从身后传来一阵亢奋的歌声，那是我们这一代人耳熟能详的一首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回头看去，紧锁的铁门里，一个约莫四十多岁的女人抓住铁门不停地摇晃，大约是有人路过刺激了她，她又开始展示歌喉和记性：“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歌声刚落，她又声嘶力竭地号叫起来：“你们为什么要迫害我？！我要去见毛主席！”歌声再起：“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你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写到这里，我真的要沾沾自喜地为自己的记性骄傲了，虽然因为脑梗塞，许多远远近近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但记录起这些歌词来，我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不翻书不查百度，不打一点吞。连“老三篇”都还可以背个八九不离十，唱这语录歌和颂歌的时候，手要如何挥、脚要如何qǖà，都记得清清楚楚。嘿嘿！）当时我不禁一阵毛骨悚然，连忙加快了脚步。

    “文革”那一页翻过去四十年了，想不到还这么深地铭刻在一代人的心底，甚至不止是一代人。前几天，燕归来去南京参加一个会议，主办方安排在一家饭店用餐。南京乃“六朝古都”，又是东南沿海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先富起来的现代文明地区，却也有些怪事。这家饭店的卖点就是“红海洋”，满店堂画满了“文革”时期的宣传画，服务员作红卫兵打扮跳“忠字舞”，主持人手挥红宝书，高唱革命歌曲，一个个搞得黑汗水流。看的人受现场气氛感染，叫好不绝，甚至有食客跳上台去歇斯底里地互动表演。“回忆文革”似乎成为了当下的一种“时尚”。这一幕令我联想起了德国纳粹的现代“光头党”，联想起了日本的“靖国神社”。那些青年服务员是懵懂无知的，而从“文革”走过来的我们这一代人呢？我们应该把它仅仅当作“娱乐”、“怀旧”吗？

    去年的“六一”，湖知网成功地举办了一场庆六一狂欢晚会，各地知青表演了许多精彩的节目，我的巴掌也拍红了。但有一个节目化装成儿童团员们手持大刀红缨枪、押着头戴高帽子的土豪劣绅游街，嘹亮的歌声中，我的笑容僵在脸上，那一刹那间我的心被刺痛了，这可能是当晚我唯一没有叫好喝彩的节目。我不了解“大革命”时代的土豪劣绅和贫下中农，我无法评价当时对“土豪劣绅”是否应该尊重人权，但在“文革”中我亲眼见过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套黑袖章、被迫敲锣游街的场景。当时我母亲所在的单位，德高望重、老地下党员的厂长被带着“走资派”的高帽子，其他的“牛鬼蛇神”被挂着黑牌子、男女都剃了“阴阳头”，被押上汽车游街挨斗，我的母亲也在其中。我多么不愿意再看见、甚至不愿意再回想起那一幕。我想，表演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决不是有意要伤害我和如我一般有着心灵伤痕的人，而晚会的组织者也不可能过过细细地从各个角度审查每一个节目，我没有责怪之意，但我也要坦诚地说出我的感受，希望得到朋友们的理解。如果得罪了哪位朋友，请你原谅我这个身体和精神都有病（文革后遗症）的老人。

    我的妻子燕归来，她的父亲曾经被关押审查改造、划为右派，在“文革”中挨批斗病死，她自己被下放、倒流返城、投靠无门、黑人黑户、老小生活无着，直到现在她还常常从噩梦中惊醒，久久不能平静。我们怀有一个真诚的愿望，那就是永远远离噩梦。我们相信，如果是朋友，那段历史也一定不是你的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