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   动  

    自从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发生一周来, 我时时刻刻被许许多多的人和事感动着。

    汶川地震让我想起了自己曾经亲历过的一次灾难。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具体年份已经记不准确了，我搭乘长途汽车从长沙回到我下放的湘西去。从长沙沿319国道经过益阳、常德、桃源、沅陵，再到泸溪、吉首，两天的行程是当时主要的交通路线。天下着倾盆大雨，汽车在雨中艰难行驶，像颠簸在风浪里的小船。第一天住宿在常德北站，第二天起程，雨更大了，车行到桃源，水渐渐涨起来，大船都靠到了公路边，乘客们没有意识到危险，都挤到车窗旁好奇地看着这难得一见的奇观。司机却嗅出了紧张的味道，担心前面涨水阻断了公路，招呼乘客们坐好了，加大油门急速开行。果然，前面不远处，水已经漫上了低洼的路段，汽车在水中疾驶，像冲浪的汽艇向两边溅起高高的浪花。乘客们都不再吭声，忧虑地呆望着窗外，直到过了茶庵铺，窗外渐渐换了山区景色，车内的气氛才又活跃起来，谁也不曾想到真正的凶险正在前头等着我们。

    车行到沅陵县境内的官庄，这是一个沅水上游的小镇，过了官庄，汽车越过河堤，河滩上一座长长的大石桥跨过河流通到对岸。俗话说“易涨易退山溪水”，干旱时这河流几乎断流，此时却波涛汹涌，浊浪翻腾。我们的前面还有两台车，一台嘎斯货车载着整车的汽油桶，不假思索地就开上了石桥，紧跟在后面的是一辆大客车，只有我们这台车的老司机把车在堤坝顶上停下，有的旅客抱怨起来：“还不跟上快走，再涨高点水就过不去了！”那老司机反而将车熄了火，自顾自下车去了。我们几个也跟着下了车，看那裹挟着树枝和草沫的洪流滚滚奔腾直下。突然一阵低沉的隆隆声由远而近的响起，往上游方向看去，我们的脸上顿时个个变了颜色。只见一堵浑浊的水墙有好几丈高，齐齐地倾泻而下，沿途摧枯拉朽，山石、房屋、树木都随波逐流，势不可挡。我们不约而同地高喊起来：“大水来了，过不去了，快往回跑啊！”前轮已经上了桥的那辆大客车赶紧倒车，可车在这节骨眼上熄了火，司机发动了好几次都发动不起来，好在司机还机灵，急忙招呼乘客弃车逃命。乘客们喊爹叫娘地跑上堤来，跑得慢的几个，下半身都被追上来的洪水浸得湿淋淋的。拉汽油的嘎斯车加大了油门，看样子是想赶在洪水到来之前冲到对岸，但已经来不及了。咆哮的洪水推着几棵大树冲向桥墩，粗大的树干被桥面和桥墩阻拦，堆积在桥洞前面的树干越来越多，浪涛簇拥着树干拍打冲击着石桥，石桥摇晃了几下，轰然倒塌在浊浪之中，那些巨大的石块转眼便不见了踪影，那辆嘎斯车就像一只小小的饺子掉进了滚开的锅里，桥的下游漂浮起几只油桶，迅速地向下游飘去。吓得我们半天没有合上嘴。

    我们的后面陆续又来了几台车，给我们带来了坏消息，后面的桥也冲毁了。过不去河，又后无退路，今天只能在这小村镇投宿等待了，小镇上只有两家为过路旅客打尖的饮食店和两家条件简陋的小旅店，但谁也讲究不得那么多了，能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争到个铺位就不错了。尤其是前面车上的旅客的行李都送给龙王爷了，更加狼狈不堪。最可怕的是传来消息：上游的水库可能不保，随时有可能垮坝，真要垮了水库，这个小镇也要被冲毁。人人自危，但只有设法自救，司机从车上卸下了备胎，有的旅客睡在旅店的门板上，有的找来了脚盆，我找不到合适的物件，急中生智跑到柴房里搬了一根一抱粗、六尺长的树筒子，放在床边应急。那时候别说手机连座机也不知道到哪里找，无法与家人和外界联系，也许今晚就是生离死别，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那个晚上没有月光星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水腥味，除了水声，天地间一片死寂，连狗们也只是低沉地呜咽。一夜无眠，竖起的耳朵警惕地辨别着每一丝异常的响动，眼睁睁地盼着天明。

    幸而最可怕的情况没有发生，只过了一夜，湍急的河水浅了许多，然而饥饿的恐慌又不期而至了。这小村镇平常停留的过客极少，没有多少食品贮备，一下子陡然增加了两百多旅客，完全无力应付，饮食店空空如也。从行囊里找出半包吃剩的饼干对付一顿，直到傍晚才有当地人冒险渡河贩来了一些馒头，挤进人群买了几个填充辘辘饥肠。人们东一群西一群地议论着，谁也没有办法，又是一个难熬的不眠之夜。

    第三天天色放晴，传来好消息：运输公司从吉首方向调车到河对岸来接运我们了。河已经可以涉水而过，但过了河却没有了路，整段整段的公路被肆虐的洪水冲毁，来接运的汽车还在十多里之外。大家背着行李，互相鼓励、帮扶着，从路旁的山坡上牛羊路上战战兢兢地翻过好几座山峦，登上接运的客车，终于结束了这次惊心动魄的旅程。亲历灾难使我对灾难的可怕增加了直观的了解，也更能理解遭遇灾难人们的心情。    

    汶川地震让我回想起了文革，那场浩劫夺去的无辜生命之多，令天灾也相形逊色。而林副统帅却总结说：“死些人算什么，还比不上中世纪欧洲的一场瘟疫。”“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在大人物们的眼里，“一将功成万骨枯”，千百万“蚁民”的生命只不过是尘土、草芥、蝼蚁。

    汶川地震也让我回忆起了三十二年前的唐山地震。1976年这是一个凶险的年份。年初吉林下了陨石雨，5月河南大水灾后传染病流行，7月唐山大地震，这一年有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对于河南和唐山的灾情，当时是严加封锁的，也拒绝国外的救援和援助。我下放的大队有一位青年当时在天津部队服役，参加了唐山救灾，他复员回乡后，我们才知道一些真实的惨状。而直到近年我们才知道唐山地震死亡的准确数字。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地震之后不久出版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什么“地大震，人大干，坚定不移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地震不可怕，震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坦率地说，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过那种号称“最权威”的刊物。

    5月12日，当我们在长沙感觉到轻微震感时，绝对想象不到，在汶川发生的一切是如此惨不忍睹,那么多如花的生命消失在一瞬间。一周来，电视、报纸、网络对灾情和救灾的及时真实报道时时牵动着我的心。虽然知道自己是年近花甲、饱经沧桑、心硬如铁的男子汉，强忍着情绪，但看到那些孩子们遇难的场景，泪水仍然不能抑制地夺眶而出。我被赶赴现场指挥和亲自参加救援、两鬓斑白、消瘦疲惫焦虑悲伤的温总理所感动；我被视人民为父母亲人、奋勇救人的子弟兵所感动；我被用身体护卫住四个学生，扛起了万钧的楼板，把生的希望留给学生的谭千秋老师感动；我被为了保全孩子用身躯顶起跨塌的屋顶至死不倒，用手机给婴儿留下爱的遗言的母亲所感动。 我恨不能亲赴救灾现场尽一份力。

    悲痛之余，我感到欣慰的是：在灾难面前，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是如此的坚强自信，“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真正成为了各级政府和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灾难教育了我们，祖国的统一和团结是何等的重要，我从来没有如此程度地信赖着我们的党和政府，面对灾难，我们不再孤单。我更欣喜的是我们的儿女们，虽然平时不注重政治、不太关心国家大事，但是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表现得比我们预料的要出色得多。他们积极主动献血、捐款、组织参加赈灾活动、联系收养救助孤儿，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希望。

    我们祈祷天空永远晴朗，我们希望江河天天歌唱，但如果灾难不可避免地要降临在我们生活的地方，那就来吧，这里有十三亿人挺起的胸膛和挽紧的臂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