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夜，那灯光里的微笑
1970年冬季的一个寒冷夜晚里。
我们一行九个知青，肩上背着被包，腰里扎着一条“萝卜”毛巾，一个个蓬头垢面，衣裳破烂地来到了一个叫“金南公社”的地区。
我们是从“合兴洲”工地上担堤结束后返回生产队的途中。“合兴洲”是县里的一项围湖造田的大工程，全县抽调了几千名劳动力在这里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海战。经过一个多月的持续超强劳动，我们己是精疲力竭。直到快临近春节了才接到撤工通知，我们几个知青等不及队上的船，便急急地结伴步行返回生产队去。
由于担堤工地是在血吸虫的疫区，所有的用水都必须烧开后才能接触。各个工棚中一天只能分配一桶热水洗脸洗脚，每天都是三四十个人争抢着一桶水用。一个多月来我们除了用那浑黄的水洗脸外，根本就别想漱口洗澡了。此时匆匆归途中的我们，浑身肮脏模样极显狼狈。
赶了一天的路，不觉己是夜色苍茫，大家又累又饿。天黑路不熟，必须找个地方投宿并解决晚餐问题，而在这乡下是没有什么旅馆饭店的，到那里去解决食宿啊？早上出发时，我们凭着一股年轻人的冲动，谁也没想到这个问题，此刻我们却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大家商议了许久。凯哥突发奇想，说不妨去找个知青点求助。听他这一说大家都赞同去试试看。当年下放在沅江的知青有一万多人，大大小小的知青组星星点点地散布在乡下各个地区。我们想，只要能找到一个知青点就好办了。
于是，黑夜中我们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生产队，一次又一次地敲开农民的门打听，可是很不顺利。有的生产队没有下放知青，有的地方虽有知青却已回长沙过年去了。就在这反复的期待与失望中，我们又走了十几里路，天空中飘洒起了蒙蒙细雨，大家已是饥肠辘辘、疲惫不堪的了。
终于，在一个老乡家打听到前面不远处就有一个知青屋，大家一下子都兴奋起来了。
我们从一排黑魆魆的农舍当中望去，只有那间知青屋是亮着灯火的，一片昏黄的灯光从窗口中透出来。灯光柔柔地，使人陡生温暖。黑暗中行走了许久的我们顿时充满了期待。
凯哥上前敲门，没想到出来的竟是一位娇弱的女知青。
我们七嘴八舌地说明了身份和来意，然后都静了下来，忐忑地看着她的表情。借着屋内油灯黯淡的灯光，依稀看得出这位女知青面有难色。原来，知青点上只留有她一人在这里，另一同伴己回长沙去了。
看看我们这一群大汉，一个个头发蓬乱，衣裳褴缕。这付模样确实是谁也不敢留宿的啊，更何况是一个单身女青年！我们心头刚刚燃起的希望，一下子冷却了，大家难堪地沉默着。
不料，女知青沉吟了一阵后平静地说：“你们就住这里算了，我自己到农民家去借宿”。
一下子喜出望外，我们竟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
她把我们引到她那收拾得十分整洁的屋内，然后是轻声地不断安排着我们做饭、烧水、搬稻草开地铺等，煤油灯光下的她始终微笑着，笑容里带着几分羞涩。看得出这是一个老实善良的姑娘。
正当我们兴奋地忙乱着时，有个四十来岁的汉子推门进来，警觉地扫视着我们这一群人。一会儿他把女知青拉到一旁，低声地嘀咕着什么，我们也都有些紧张地注视着他。
只见女知青微笑着轻轻对他说：“队长你放心，他们都是我的老乡呢”！同伴中有人赶忙递烟给队长，队长带着几分狐疑退了出去。等我们都安顿好了后，女知青也抱着自己的被子出了门。
大家解开被包躺在散发着清香的柔软稻草上，感觉几十天来的疲劳好像都消失了。在工地的这些日子里，我们都是在四处透风的芦苇棚中潮湿的烂泥地上，垫着硬硬的芦苇杆睡觉。当晚的睡梦中，我仿佛回到了长沙的家中。
因急着赶路，第二天很早我们就起来了，正在收拾房间时，那位女知青回来了，进门就说：“你们别打扫了，让我自己来”。
我们又上路了，临别时回过头来，只见她正站在一群看热闹的妇女和小孩当中，平静地向我们挥着手，依旧是微微地笑着，神色中依旧有些羞涩……
以后，我们回到了各自的生产队。
以后，我们又都陆续地回了城。
再以后，在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中,我们沿着各自的轨迹仍然匆匆地艰难行走着。
近些年来，我们这些昔日的青年伙伴们重聚的时候多了起来，聚会中大家几次回忆到了那个女知青。当年在我们遭遇无处投靠的窘迫时，是她，一位柔弱的女青年，凭着对我们这些有着相同命运之人的信任，凭着一种善良的热情，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里，曾为萍水相逢的我们燃起了一团温暖的火光。
遗憾的是，现在我们竟然都记不起来她是下放在金南公社哪个大队的了。还有，当年她是从哪所学校下放的、她家住在哪里等等，我们甚至于都记不起当时是否向她打听过这些问题。只有凯哥还依稀记得她姓名的音是叫陈玉。
我们叹息着自己的健忘，隐隐地含有一份歉疚。
隔了这么多年，走过了这么遥远的旅程，在我的记忆深处里，却只能始终保留着这样的一幅画面：漫漫长路上的那一端，在如墨的黑夜里，破烂的茅草屋门前，有着一片桔黄色的黯淡灯光，灯光里站着一位羞涩地微笑着的姑娘。——岁月虽流逝，情景却如昨。
哦，陈玉，你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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