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懂事很久才知道我生母在生下我后就死了。那是在解放前夕的武汉，母亲生下我后高烧不退，医院又将她安排在一个有伤寒病人的病房里，就这样，母亲以她没有度过第二十六个春秋的年轻生命告别了人世，告别了她一天也没有哺乳过的儿子。我每每想到母亲心里就有些难过，不仅因为我从此没有享受过亲生母亲的母爱，而且还因为母亲是为了生我而死的，我总觉得很对不起母亲。后来姨妈告诉我，母亲决定跟随我父亲离开家乡时曾到祖宗牌位前磕头，忽然刮来一阵风，将牌位前的蜡烛全吹灭了。姨妈当时就感到兆头不好，等得到母亲的噩耗，她就怪罪于父亲，说是他骗走了母亲，因为我父亲比我母亲整整大14岁。 其实父亲并没有骗母亲。当时父亲是地下党领导的“演剧六队”队长（先是抗日救亡演剧八队队长），从1937年起，他带领这支革命的文艺队伍转战江南数省，先是宣传抗日，后是迎接解放，在国民党统治区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母亲是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进步青年，她是心甘情愿地参加演剧队跟随父亲去干革命的。为了他们的结合，田汉先生还赠诗一首：“十年推剧阵，百战人将老，前路尚多艰，且种同心草。”母亲死后，父亲带队进入长沙。刚刚解放，已是文工团团长的父亲将发给他的一件棉大衣的袖筒剪下来，把我塞在里面，自己又投入到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去了。这件大衣是“供给制”发给他的第一样东西，而这个袖筒则是父亲给我的第一件“衣服”。 父亲太忙，不断地把我交给护士、阿姨、保姆“代管”。一岁多我能在地下爬时，父亲请队里一位叔叔的母亲带我。大人们在台上演出，我们就在台下玩耍。谁知这位爱抽烟的老奶奶经常捡起地下的烟头来抽。我于是也学着把烟头塞到嘴里，结果我染上了肺结核。父亲抱着我四处求医，为了弄到雷米封，他还去找了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王首道。后来我体质一直比较弱，为此，父亲到老了还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