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1973  

电影《高考 1977》正在火热上演，拾起一段五味杂陈的集体记忆。

至于1977年以前的大学招生、考试，却少有人提及。原因不难理解，一是当时并不叫“高考”，叫“推荐”，二是被张铁生、四人帮搅了局。

1973年，大学（包括中专）在沉寂了七八年后，开始了较大规模的招生。

招生的步骤，首先是推荐，那时的农民还真有点“权”，你出工不积极，为人不诚实，恐怕就得不到推荐，你老爹再有本事，这第一关你过不了，公社、县里也奈何不得。

接下来是面试，考官一般是公社级的中学教师，也就是问一些数理化知识，当然也必定问及这些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和现在的所谓素质教育粘点边。

最后才是去县里参加统一考试。试卷面对的是连续七、八届初中、高中的毕业生和未毕业生，这么多人这么多年没摸过书本了，题目自然不会太难，初中知识为主。

当然，若干表格是必须要填的，记得不知是哪位，“政治面貌”填了个“椭圆”，一时传为美谈。

不可否认，推荐后来也变了味，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暗箱操作，不一而足。在这块神州大地上，无论多么好的政策，到了下面，几经各级官员们试水，都会迅速成为他们中饱私囊的工具。一些军队干部干脆直接把子女招到部队去，户口都不要，对公社知青办，连招呼也不打。

那段时间里，“高等教育”这四个字，实实在在地让我——说不定还有好多和我一样的知青——砰然心动，热血沸腾。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就断了上大学的念头。现在却突然发现，这也不是没有可能了。

虽然大家都信誓旦旦地喊过“扎根农村闹革命”，刚下乡时，喊“扎根”，那是骗自己，误以为自己真的能够适应、能够忍受农村的闭塞和落后。下去一两年了，还喊“扎根”，那就是骗领导了。因为领导爱听。而且喊得最响的，往往走得最早、最快。这也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悖论。

1974年我被推荐，公社一关顺利通过，还去了县里体检（这一年已经取消了书面考试）。但是由于“可教子女”的身份，这一切都不过是走过场。在希望和失望的交替中煎熬了几十天。我认命。倒也心平气静。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以算是一大创造发明。

几十年前，当时的知识青年——其中大多数都是“可教子女”——走上街头，走进工厂，走向农村，发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几十年后，这些人又说，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掌了权的“可教子女”，却挑唆当年的被教育者以及另外“红四类”去歧视、仇恨年轻一代的“可教子女”。

言说之虚伪，逻辑之混乱，实为世界之最。今天指鹿为马，明天指鹿为牛，后天指马为鹿，……

说是推荐，在知青中，也还是讲点论资排辈，我们队的推荐蛮顺利，大家不争不抢，心平气和。生产队的社员一门心思、认真仔细地评价、比较，把上大学当作是知青的大事，而对他们自己的子女，根本无此奢望。那时，离开农村，对知青，只是迟早的事，对农民，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公社面试，考官们相当满意，开始还作古正经地问一下，后来一听是长沙一中的，就说，正牌货。手一挥，轻松pass。

我们公社知青多，被推荐的也基本上是知青，本地回乡青年极少，有，也是相当优秀的，但要论书本知识，还是比知青差一大截。

到县里参加考试回来，就等录取通知了。这时，张铁生写在试卷背面的、满腹牢骚的信公布了。

说实在的，我非常同情张铁生，当然，是同情他的忘我劳作、无暇复习，也算得上代表了一部分知青。至于到后来，他得意忘形，当了M和江青们的机关枪，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还好，省里没稀里糊涂跟进，先前的推荐、考核、考试还是作数，没有推倒重来。

秋天，录取通知终于来了，既然是考试，就会有淘汰。取了的，兴高采烈，落选的，失魂落魄。

欢送宴会是必举行的，落选者也肯定参加，那个中滋味……

QD就是落选者之一，举座皆欢的宴会上，他一人向隅。我见状，不忍，坐到他身边，陪他喝酒、说话。平日，我连香槟酒（那时还没见过啤酒）都招架不住，喝上几口，就会从脸红到腰，今天喝的是葡萄酒，度数比香槟高许多。心说，豁出去了，舍命陪君子。他一杯，我也一杯，到后来，他不喝了，光敬我，灌我。我来者不拒，一杯接一杯，只希望QD能高兴起来。

渐渐的，自我感觉有些失控，话虽不胡，却多，还一个劲傻笑。别人笑，我也笑，别人不笑了，我还在不停地“呵呵呵呵。当然想不笑，就是刹不住。

那晚，整夜无眠，思维清醒异常，脑壳疼痛剧烈。早上起来，人软得像面条，还要出工，扮禾，踩打谷机。

过了几十年，才想，借酒浇愁，是没错，可他怎么不浇自己，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