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平日对我们很严厉，但又不乏幽默。他带我们去看戏，给我们讲故事，讲笑话，不知不觉在我们心里种上了一些乐观的种子。从我有记忆起，父亲好像就没有打过我。记得那是读初一的时候，我外语不及格，父亲又发现我早上起来骗他说读外语结果在看小人书，他气极了，狠狠地将拳头朝墙壁击去并吐出一句话：“真是恨铁不成钢啊！”我呆呆地站在他面前，什么话也不敢说，因为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父亲对我发这么大的脾气。后来他缓和下来，拉着我的手说不好好学习将来会变成一个无用的人的道理，还说他当年在北京整整预习了一年英语才考进清华的经历。他说那时他和几个同学挤住在一间小屋里，没有钱，全靠朋友接济，一天有时就只能吃上一个烧饼......父亲这次发脾气和谈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也变得比较自觉些了。 有一阵父亲的脾气很不好。一次，父亲和妈妈吵架，父亲竟将手中的火钳朝妈妈扔去。等我经历了许多事情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当时心情不好的原因。父亲在清华大学没毕业就去日本留学，在那里加入了党的外围反帝大同盟组织。回国后先加入左联（左翼剧作家联盟）再加入共产党，并担任了重要职务。当时流行“飞行”，他曾和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一同举着大横幅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一次他被捕了，虽然没有暴露身份，但出来后他没有主动去找组织。特别严重的是1937年他作为救亡演剧队队长，党组织派于伶同志找他谈话，同意恢复他1931年的组织关系时，他却说自己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一定忠实执行党的指示，但现在是去“国统区”工作，不如先在党外对革命更有利。以后，等他觉悟过来又很难找到原来的组织关系。1948年他开始重新申请入党，一直拖到解放后，省委建议他留在党外工作，他服从了。可他心里始终把自己当成是共产党员，加上当时的文化局长（一个腐败分子）老是排挤压制他，使他很不愉快。 儿时的我对父亲内心深处的东西当然不了解，只是常听他讲过去参加革命的故事。讲他第一次参加斗争是在日本留学时围攻公使馆,又讲他回国后怎么入的党，怎么搞地下工作，怎么被捕又怎么出来的。当然，讲得更多的是他们的“演剧队”。演剧队在郭沫若的《洪波曲》中被提到后才有更多的年轻人知道它，可我则是从父亲的口中了解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抗敌演剧队1938年成立于武汉（其前身是1937年成立于上海的救亡演剧队），国共合作时由郭沫若出任厅长的第三厅领导，而实际的党的直接领导（特别支部）先后有夏衍、阳翰笙、田汉、冯乃超、光未然、洪深、于伶等人。他们深入内地，深入农村，宣传抗日。他们以戏剧、歌曲为武器，执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任务。他们没有什么演出费也没有什么专车，大多数时间是靠两条腿走路在街头在露天演出。有时走进一个小镇连一个人也看不到，战事随时有可能在他们身边发生。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长沙大火”时周恩来、郭沫若同志带领他们开进长沙救灾赈灾的故事和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时一位队里的共产党员为了保护全队的安全英勇牺牲自己的故事。当然，父亲用幽默语气讲的他那些战友们的故事也是我最感兴趣听的。他说有个陈叔叔，没有进队以前在一家国际旅行社当经理。一次一架国民党的飞机失事，掉下一堆金条。陈叔叔便和前来管事的军警、特务头子三一三余一，一人抱了一包金条就跑。回到家，他把金条缝在夹衣里，一会把夹衣穿在身上，一会放到天花板上，整天藏来藏去，连妻子也不敢告诉。最后他却决定将这些金条送给了演剧队建剧院，并且自己也参加了演剧队。旅行社用每月600元的工资挽留他，可他还是要参加这个没有工资的演剧队。父亲常说，人一定要有理想，说他们在那样艰苦甚至危险的环境中不垮不倒不散，就是因为有一个赶走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的理想。我是再长大一些后才更多地懂得父亲所说“人一定要有理想”这话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