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果树下

（ 五 ）

   这天收工，刚到家门前，我见到了下茅塔的最后一位成员，福叔的二儿子—-家仁。与他的父兄相比，十七、八岁的家仁，个头矮小，眼睛里也没有他父兄的那种凶煞之气。脸上颧骨略高皮肤晒得黑里透红，显现出一付青春、健康的模样。他是刚从队上派去修沅（陵）---大（庸）公路的工地上回来的。
   从一见面，我们就有一种很亲密的感觉。他说这几天落了雨，山上可能又长出了松菌，问我愿不愿意去找找。松菌（寒菌），在长沙就晓是得是好东西，我当然不会糟蹋这样的机会。顺手从张大爹屋里拿了只背篓，再拿上昨天父亲刚买回来的柴刀，同家仁一起钻进了屋后的山中。

   山上的小路。一般只有尺来宽，路上不时地有长出来的野刺拦着。我们不断地用柴刀将其砍断挑开，这有点影响走路的进度。于是能绕就绕，能避就避，而有些小刺也就懒得搭理了。反正，两只脚上已经让茅草树枝刺条拉出了几十道血印子，多几道少几道无所谓了。

   走到有松毛子的地方，便睁大眼睛四处搜寻。遇到松毛厚一点的地方，就用刀轻轻拨开查看。这时，家仁那边传来了兴奋的叫声：“祥生，有呢。你看！”果然，在他拨开的松毛下，一簇或大或小鲜嫩漂亮的菌子亭亭玉立般地长在地面上。令我好生羡慕。他安慰我：

   “莫急，慢慢找。肯定有！”

   真的，没走多远，我也发现一丛，而且比他刚才的那一簇还要多一些。我将这些菌子从地上一个一个地摘起来，再将蔸上带泥的蒂巴摘干净，轻轻地放入背篓内，生怕掰烂捏碎了。

   在山上寻寻觅觅地找了一气，虽然后来又找到了几处有菌子的地方，但终究已经过了季节，所获不多，仅一菜碗。

   昨天，父亲去了趟公社，按照规定：知青当时的下放安家费每人240元，可是在公社办手续时却被告之，我们是属于被遣送对象，下放安家费每人只有120元。这比我们预想中的少了一半。

   本来不多的钱现在又少了这么多，这让父母有点犯难。昨天，张大爹来跟父母借钱。说是房子破旧得已经不行了，随时有倒塌的可能。早二年就在准备材料，现在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差点钱了。如果有可能，希望我们能借一百元钱用于建房。父母当时就答应了。既然一言既出，现在也不能反悔。最后两人的意见，是先将钱借给他，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吃过晚饭，大家照例又陆续聚到我家听父亲讲古。家仁特地从家里带了几根干杂木棒，为我们才买的锄头柴刀装上把。

   闲谈中，话题不知怎么扯到了升官发财上。正在敞开衣襟（当时，当地的老年人都是穿那种斜襟的妇母装衣服。而且都有敞开胸膛烤火的习惯。也怪，如果有个胸闷肚涨这类的毛病，让大火烤一烤，确有改善症状的功效）烤火的龙王---我们叫他毛大爹，问父亲：“你过去是当官的，应该发过财吧？”

   母亲接过话说：“他官是升过，甚至一年升几级的事都有过。但，从来就没看他留过一分钱，就是混了这把口，更莫说发财了。他生来就是个把钱看得很随便的人。当年他父亲要他去乡下收租，他却经常搞些‘不但---而且’的事----走到那户人家收租，人家说：‘小少爷，今年年成不好，明年吃饭都会成问题，是不是高抬贵手减免算了。’他是个出生在大户人家的小少爷，从来衣食无忧，有求必应。关于钱的概念，在他的心里就是---我家多得很！’听了人家的话说得恳切、可怜，便说：‘好！以后我家里问，就说我收过了。’反过来又从已经收的租谷里面拿出几担谷送给人家。还有，他在广州读中学。有个要好的同学家里困难。他父亲每次寄钱来后---那时还是一封封的光洋，他便从中一掰，一人一半。”

   这倒引起了父亲谈“天”的兴趣，他对母亲说：“搭帮平时疏财仗义，不然我这条老命也许活不到今天。”随着，向大伙讲述了他过去的一段经历：四九年，父亲离开家乡已经有好多个年头了。老家亲人的挂念；父亲对家乡、亲人的思念，驱使他请假离开部队，带着戎马倥偬中结婚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回家省亲。

   回家不久。一天，忽然接到一份部队拍发的加急电报。大意是：限他即刻归队，否则后果自负。父亲对这份电报，大为光火。自恃自己正春风得意，平步青云，走到哪里不是个“香饽饽”？采取了一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去的态度。因此，对这份电报未予理睬。

   作为“国军”的特种机械化王牌部队，在一定范围的战斗中，可能是所向披靡。殊不知，在战略战役上，此时的“国民政府”已是大厦将倾，岂能一木持之。不久，他所在的部队“哗啦啦”，全部跑到了台湾，留下他光棍一个；又不久，县城解放，实行土地改革。父亲彻底：“溃流”。这，就是“军人不问政治”的后果。

   五十年代初，全国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不问政治的军人”，此时，正在祖母的病榻前，端汤奉药。一天，他的那位老同学悄悄进门告诉父亲一个情况，父亲脸上顿时大惊失色。（到此，反正二位当事人都以作古。有一点小秘密，诸位请允许我作一点补充介绍：当年父亲回家后，这位老同学便前来探望。当看到我父亲带回来的几支作为把玩的崭新“勃朗宁”和德国造驳壳枪之后，眼睛都“绿”了，欣喜若狂。在编造了种种理由之后，最终，这几支手枪都落到了他的手里。原来，他已是共产党地下游击队的负责人。解放后，成了县政府领导。这时，他冒着撤职、坐牢的风险，告诉父亲的情况是：整个县里当官到你这个职位的，只有二人。那个已经被枪毙，你要三思！）

   是夜，父亲用包匆忙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便在母亲的陪同下向船码头走去。半路，遇人盘查，因拿不出通行证件，被迫打道回府。坐在家里一想，反倒越想越怕。便只身一人，找到当年送谷的那户人家，找了一条小划子船，绕过检查关卡，坐车直奔广州。

   也就在那晚，来了一帮人找我父亲。得知父亲外出，下落不明后，那帮人将我母亲“请”到了那个本不该她去的地方。然而，他们也遇到了一个对爱情忠贞不二的硬骨头。打晕了也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父亲到了广州。然后从广州到武汉，想找与他年龄相仿，在武汉当工程师的亲侄儿，去他那儿躲躲风。谁知，侄儿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没办法！那就只有抱着要杀要剐，听天由命的想法，回家！
   回家，从武汉到广州。坐在车上脑子里忽然灵光一显，咦---！长沙我不是还有个干弟弟么？去他那里看看，也许能碰碰运气；就是没机会，反正火车票的有效期有几天，住一晚就走也没什么。于是，车到长沙便下了车。

   干弟弟---陈长庆，祖藉长沙近郊杨家山人氏。世代书香门第。至近代，家道中落。而且，父亲早逝，留下老母亲带着几兄妹艰难度日。几兄妹出身书香门第，最大的获益---就是人人都戴一付高度近视眼镜和一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身板。当年父亲参加“长沙会战”，驻扎在他家附近。那时，他家里一贫如洗，时常揭不开锅。见此情景，父亲便时常从自己的薪水中分出一部份，予以接济。对于父亲的慷慨，陈家人都非常感激，一来二去便认了干亲。

   当父亲来到陈家后，将自己的处境向这位干弟弟作了全面介绍并将投奔之意也作了说明，得到了陈家人的一致接纳。

   第二天，在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时，民警要求出示相关证明。陈长庆拍着胸脯说：“我是个纯粹的无产阶级，我就是他的证明！”民警本来同他也熟悉，所以也没再为难父亲。

   从此，我们一家就在长沙扎下了根。也就有了后来的我等“废废”（狒狒---废废---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