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乡去！

        我与共和国同龄，在六十年记忆的长河中，我记得曾经被父亲打过一次，这是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
       我曾经是父亲的骄傲，父亲以我而自豪。每当我从学校回家往简陋、粗糙的墙壁上糊“优秀班干部”、“写作比赛一等奖”、“书法比赛一等奖”的奖状时，父亲总是眯着双眼、满脸笑容的指挥“左边高了、右边低了”地看我忙活，就是舍不得帮我一把。
       可是，这次父亲却打了我—而且是狠狠的一巴掌。打得我眼冒金星，打得我流下了不轻易掉的眼泪，我委屈极了。
       这是196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全家都在租赁水晶巷的屋前凉床上纳凉。我将二中录取了我的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只骂了句“不求上进的家伙”就给了我这一巴掌。
       毕业前夕，父亲曾嘱咐我报考三中（当时三中是重点中学）。我接受了同班一个同学的劝告跟他一起报考了二中。三年以后，我才理解父亲当年是责备我不选优而求次，他是恨铁不成钢啊！
       入学后我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一、二年级时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我经常是老师们表扬的对象。学校存档的示范作文有我的三篇习作。但是在1964年下学期我被免了职，因为这一年“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己深入人心。这一年，高我们一届的两个班毕业了。我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有个叫邓长庚的农村学生，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只因为他家是地主成份没被任何学校录取，回乡种地去了。我如果说“狐死兔悲”这个话可能不太确切，但我却清楚的知道邓长庚的命运就是明年我的命运了。因为在挡案中家庭出身一栏中，我虽然填写的是父亲的“革命干部”身份，但是，我的祖父在解放前确实是个拥有30亩田土的地主。
      笫二年的结局大家都预料到了。
      我到农村去插队落户不是被逼的。真的，不骗你。我的五名同学下放到香花坝已经一个星期了，学校总务处派人到家里来跟父母商量，如果我实在不下去，就将我的户口迁回居委会—当时的中学寄宿生入学时就已将户口迁入就读学校。我说不要迁回来了，我也下放去，将我的户口迁到香花坝去。我之所以回答得这么干脆，是因为我那五名同学下乡后，父亲已经和我有过一次谈话，父亲担心我瘦弱的身子在农村吃不消。我跟父亲说这一个星期我无所事事、已经没学可上了，不如下乡去，争取几年后回城。父亲也只得同意了。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中，我理解了父亲三年前打我那一巴掌的良苦用心。我心里想：可怜的父亲，你盼望成才的儿子从此注定不会有出息了。
      还有个原因我没有告诉父亲，这也是促成我自愿下乡的主要思想。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但现在说来可能会使人忍不住发笑。我只是认为不下乡呆在城里就意味着以后要天天眼巴巴的看人家上学了，我心里会更加难过。就这样我下乡了。你也觉得我思想简单吧，你觉得可笑不！  
      但是，我当时还不到16岁呀！
    

    谢谢马畔兄的夸奖。

    当年就是作文中写的这个情况，若干年后我想，

就算1965年不自愿下去，1968年也肯定会被动员下去的。

    当然，这又当别论了。

          父爱如山!

慈祥的父亲,良好的家教,争气的你,祝福你事业有成，生活美满幸福.

，有个叫邓长庚的农村学生，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只因为他家是地主成份没被任何学校录取

   我所知道的：邓长庚文革前零陵县第二初级中学61届56班学生，家庭成分富农，零陵县富家桥氹底一带人，学习成绩优异，除语文（因作文成绩无标准）每回考试均100分，在学校各方面表现均好，曾当过班上班主席，64年升学考试，家庭成分问题而没有被录取，当时在学校引起不小的轰动。

   另邓长庚同校晚一届57班杨权，同县水口山人，家庭成分也是富农，虽然各方面没有邓长庚突出，但在65年升学考试也完全能考上的，同样也同邓长庚一样没有被录取，但他没有消沉，坚持学习，现在好象在水口山中学当校长吧！如果邓长庚象杨权一样，我相信他会有出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