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伴白描
  

    新加坡有个电视连续剧叫《家有仙妻》，我没有看过，不知道那位仙妻是如何个“仙”法，我却要借这个剧名用在自己身上，并非我的那位她容貌超非，更不是她神通广大，而是她平日里常有令人啼笑皆非的言谈举止，朋友说她是“云里雾里放光彩”。你说，若非“仙”，能云里雾里放光彩吗？

    要说我那位“仙妻”，有必要先交代一下我们是怎样成为夫妻的。

    湘资两水相抱的堤垸内有个鹅湖，鹅湖有条泻洪沟，沟北是我落户的生产队，沟南是她落户的生产队。她和我都是年幼丧父，跟随被发配到乡村小学任教的母亲以校为家；母亲都在文革中首当其“革”，她母亲含冤而故，我母亲被遣送改造；同队知青都已陆续招工回城，我和她都因为政治原罪而回城无望，逢年过节也无家可归。所幸的是，两人都想得开--既然命如纸薄，便不再心比天高--打算就在鹅湖之畔日落而息，日出而作，听一辈子风声水声。然而，讨嫌的是两人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提亲做媒的简直象如今的垃圾短信，让人不得安宁。她那边不但老兄厂里有工人老大哥想追她，住户嫂子介绍的三位贫农哥哥也已分别登门相亲。我这边队长的老娘介绍了两个让我倒插门的对象，只是一个双足长短不一，一个已经二度梅开。老太太说：“你如今吃的在口里，穿的在身上，屋都没一间，阶级又大，只能将就点……”

    一九七二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独自一人荡着小船在鹅湖摘菱角，与她不期而遇。我邀她上船，各自说起了自己“走桃花运”的故事，两个人都笑出了好多眼泪。笑过之后，我们擦去眼泪，四目对视，同时想到了“同类项合并”这个解题法则，只是当时谁也没有说出来。但从那以后，只要是月朗星稀，我和她都会鬼使神差般地在鹅湖边相遇，要么是一叶扁舟荡漾湖中，唱着拉兹和丽达的歌；要么是坐在湖边看波光粼粼，听蛙声阵阵。不到半年，两只飞不出鹅湖的孤雁终于依偎到一起。

    接下来，我在社员们的帮助下用土砖砌了两间茅屋、垒了一个灶台，用刚学了两个月的木匠手艺做了一张床，再将她的炊具和行李搬了过来。然后，我们走到公社，掏尽荷包凑起一元八角六分钞票，买了一包大红花香烟和一捧水果糖分发给在场的同志，领取了一张印有“要斗私批修”这条最高指示的结婚证。接着，我们向生产队请假回家举行婚礼。其实我们都无家可归，只是在邻近公社的知青点转了两天。回到新砌的小茅屋后，她就成了我的妻子。

    从谎称回家举行婚礼到现在，已经整整三十五年了。这三十五年间，我们在鹅湖边生活了四年，转点到一个农场生活了三年，然后招工转干，先在县城，后来调到地级市，再后来调回长沙，如今都成了退休老人。三十五年，白云苍狗，我们所处的环境一变再变，但她却始终依然故我。现在孙子都三岁了，她这位奶奶还时不时地“云里雾里放光彩”。

    刚住进鹅湖边新茅屋的时候，我们连饭桌也没有。她捡回一个穿了底的箩筐倒扣在地，上面放个小米筛充当饭桌。碰上县知青办的干部来调查，她说：“大地主嘛，当然要筛罗（锣）吃饭哟！”（过去大地主家里长工短工多，有的用敲锣通知开饭，鹅湖一带将“敲锣”说成“筛锣”）县里干部听了这话表情严肃，而我这个做丈夫的只能报以苦笑。

    当年双抢，我出早工她做早饭。有天我回家吃饭，饭还没煮。她不是起得迟，而是进园摘菜时见菜地要除草施肥，便忙着舞弄起菜地来，把煮早饭忘到爪洼国去了。至于炒了菜忘记煮饭，或者煮饭时做别的事结果饭烧得冒烟，这类情况也常有发生。现在用电饭煲，下了米忘记按电纽的事也不止一次。

    乡下蚊子多、老鼠多。床铺草上有谷壳，惹来老鼠将蚊帐咬出个大洞。双抢紧张，白天没时间补，到了晚上她急中生智，将蚊帐齐鼠洞剪去一截再吊矮一截。我双手合十求菩萨，祈求菩萨保佑蚊帐莫再遭鼠咬，要是再咬再剪，蚊帐就会矮得钻不进人。她恍然大悟，笑得前腑后仰。

    有一次，不记得我是犯了什么错激怒了她，她板着脸命令我：“今天硬要跟你吵一架，你不准又用玩笑扯开！”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三十六计走为上，不料她穷追不舍，边追边喊：“我是真要吵咧！你要跟我吵呀！”惹得好多人出来看热闹。但我终究逃脱了追兵，在别人家吃了晚饭才回去。满以为她那里箭拔弩张设下埋伏，殊不知她已被《北极风景画》的手抄本所征服，早把要吵架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

    她是小说迷，契诃夫、泰戈尔和莎士比亚，琼瑶、三毛和金庸都是她的最爱。她也是电视迷，百十集的《女奴》、《卞卡》和现如今的韩剧，她都不会错过一集，而且陪哭陪笑。每当进入情节之后，她的脑袋就会刀枪不入。在县城时，有位乡党委书记来家里坐，我给正在看书的她介绍：这位是某乡的李书记。她起身打招呼：“柳书记好！”待我纠正她后，她泡茶递上：“刘书记请喝茶！”待我再笑着纠正时，她已重新捧上书。到李起身告辞时，我拉她送客，谁知她又蹦出一句“周书记走好”。我只好醉翁之意不在酒地笑着骂她：“你真没名堂，初次见面就玩笑开个不完。”李书记急忙解围说：“嫂夫人是乐天派！”

    她有很多事都难于上心，出门忘记带钥匙、存折忘记密码、买了东西忘记拿、去过多次的地方走错路、微波炉里的菜忘记端，这些都是常有的事。更尴尬的是，有两次到朋友家送红包喝喜酒，一次是出了门才记起红包还揣在自己蔸里；还有一次是红包里忘了放钱，人家帮忙收礼的对不了帐只得找上门来询问。

    不过话说回来，只要是她上了心的事，是绝对不需要别人操心的。我母亲在世时爱看古装戏，我们不爱看，但只要剧院有这类戏上演，她都会买好票送老人家进剧场坐好，戏散后再准时去接。在县城时，常有鹅湖的农民朋友来县城办事、住院，或专门来我家作客。她都会帮办事的当向导，帮住院的送去煤炉炊具热水瓶。每到过年，则会事先买回一段段的确卡和毛哔叽，作为给农民朋友的回赠礼物。再就是每年七月半，她都会及时筹办好冥钱香烛，为已故的亲人烧包，而且每年都会让三位已经作古的孤人享受同等待遇，一位是她母亲的同事、一位是我的忘年交、还一位是我的初中同学。

    她爱唱歌，在家里常常歌不离口，做饭唱，洗澡唱，有时晚上十一二点也会来上一两句，邻居说我家上演“夜半歌声”。她还喜欢郊游，钟情于青山绿水。她每去一次乡下都会满载而归，全是自己采摘的映山红、蕨、车前草、田边菊之类的野花野草。每当玩得兴起，她就会有笑话爆料。前不久去骑马，她右脚蹬上了左边马鞍，左脚跨不过马背去，忙喊儿子帮忙：“我前脚上来了，后脚上不去。”儿子笑她：“妈妈不属马呀，怎么左右脚变成前后脚了？”她发现自己口误，笑得差点摔下马来。

    她爱干净，要是发现有一丁点异味，立马要清查消灭。毛巾隔三差五要用肥皂水煮沸一次，至于被小说或电视所害，煮糊了多少毛巾则不得而知。可她又不爱叠被子，起床后将被子翻个边了事。她居然还说“一个家庭如果收拾得跟宾馆一样，就会失去几分温馨浪漫”。她的衣柜也常常整理无序，有时一开柜门就有衣服随之滚落出来。但她上班做事又一丝不苟，比方她整理的档案就能与精装书比美。她对两个儿子既疼爱又严厉，儿子要是说错了话，她都会当即纠正。但她对同事和朋友则不是这样，即使明知你在玩点子、使心计，她也“反应迟钝”。我怪她做事做人都“里外有别”，她说：“能糊涂时不糊涂，就等于跟自己过不去。”

    她儿时营养不良，又在鹅湖感染了血吸虫，还患过产褥热，但她身体不好心态好，保健养生信奉“猴论”，从早到晚动而不静。而我却主张乌龟哲学，不但不动，还抽烟喝酒。猴龟两论之争便成了我们的主要矛盾。她经常变换战术来让我服从她，不是在我守静时施加噪音干扰，就是指使儿子孙子拖我外出散步，有时还要朋友出面邀我去爬山逛公园，甚至请来医师朋友把不锻练的后果讲得危言耸听。不过，我对付她的招数比这些更损。记得在县城住通走廊宿舍时，她批评我下了班既不做家务又不做运动，是机关院内头号懒鬼。我便拿起她一条花短裤打上肥皂，从走廊东头搓到西头，无话搭话地让邻居知道我在为老婆洗短裤。第二天，妻子就成了机关家属们羡慕的对象，我则成了全机关最勤快的男人。她却有口难辩，有冤难申。虽然类似的恶作剧也还有过，但她知道我是秉性难改，并非恶意伤她。再说，一旦真的出现可能会伤害她的情况，我都会采取紧急措施。大前年她在岳阳治疗血吸虫病一个月，我因公事缠身一直不能去看她，她回家那天我也没去接。但她一打开门，就有一连串的鲜花从一楼摆上二楼，直摆到她的床上，还插有不少道歉和祝福的卡片。当我下班回家时，她热泪盈眶地吻了我。

    我名字中的后一个字是“平”，她的是“安”，加起来是“平安”，可能这就是缘份吧。正因为有这个缘份，我才敢对她公开挑衅：“你样样比不上我，只是找的对象比我找的对象强”。但她不恼不气，她知道我为有她这位“仙妻”而感到幸运和快乐。这些年流行过情人节，我也被聊发少年狂，每逢情人节都给她送玫瑰。但去年却记错了日子，情人节当晚小儿子幸灾乐祸地问我今天是什么节时，已经到了十一点。我就再一次采取紧急措施，提笔写了四句平仄不当的歪诗郑重其事地赠给她。诗曰：“险道泥泞共搀扶/艰辛酸楚两心知/今生相伴慢慢老/来世再为连理枝”。不料她居然拿去作了装裱，挂在了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