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居远离市中心，少了点喧嚣，多了些安静。闲着时，有大量的时间蜗在新居里在书堆中捣腾着什么，竟然翻出一本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版的书，是陆地写的。已经发黄的扉页上写着几个字：报儿，多读书才会进步。父亲。

记忆有时真象一位不速之客，在你丝毫不注意的时候，就会来敲击你的心灵之门，当你猝不及防时，一下就笑吟吟地站在你的面前。我猛然惊悚：今天是三月一日，正是父亲逝世二十一周年的忌日。

这本书的由来己经很久远了。

那是在我下乡的日子里，极为匮乏的物资生活让我一筹莫展，我一门心思将精力花在田间的劳作上，能够填饱肚子似乎是我眼下唯一最高的“追求”。一段时间，我经过苦思冥想，与几个知青设想了一个“靠山吃山”的计划，利用山里盛产的竹子做柴夹拿到闹子上去卖。实践证明，这一招给知青组带来了“实惠”。有时，我不免为自己的“经济头脑”自鸣得意。父亲倒是经常来信，除稍稍问我一些基本生活情况外，总是显得不合时宜地要我多读书、看好书。他大谈青年人加强学习的必要性，如何提高自己的文化思想素养等等。显然，他更关心我思想精神方面的“饥饿”。靠得住的是，他每月必定给我邮寄二、三本书来。他说这也是“粮食”，他经常说，他不愿意有一个思想和精神贫瘠的儿子。

应该承认的是，当年很多个夜晚，我会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去阅读父亲寄来的那些书。积几年的时间，我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思想类、文化类的书籍。回过头来看，这些知识滋润着我成长，充实着我的精神世界，让我有勇气度过那段人生灰暗的日子。即便是对我以后回城谋生也是受益非浅。

于今，我与父亲已是阴阳两隔。肉身的父亲消失了，代之以精神世界的父亲。稍一闭眼，我的那位面容清癯，佝偻着背，拄着一根拐杖的父亲便会蹒跚地向我的内心走来…

（一）

父亲严怪愚，原名严正，生于一九一一年，邵东县九龙乡合兴村人。祖父严静山，仅读过二年私塾，白天种地，晚上自习，算是乡里有点文化的人，后来承祖业，，穿草鞋奔走于乡间行医，为人慷慨侠义，但凡遇无钱就医的贫苦人家，往往分文不取。祖父的慷慨好义深深地影响了父亲的一生。一九二一年，父亲十岁进入小学。小学时，父亲酷爱文艺的天赋就表现出来了。读书是他的第一爱好，“小朋友”、“儿童时代”等少年读物常常让他爱不释手，废寝忘餐。小学仅读三年即提前考入当时的县立中学。一九三一年秋，父亲考入湖南大学中文系，入学不久即转到政治经济系。父亲在大学期间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如《通俗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社会进化史纲》等等。而且在此期间，结识了共产党地下党员王渥，并且受王渥的影响参加了不少地下党的外围活动，奠定了他愿意为劳苦人民求解放做出贡献的思想。

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王渥在天心阁散发革命传单时被反动派抓捕，一月后从容就义于长沙。恩师王渥的牺牲对父亲剌激很大。缘于对当时黑暗如磐的社会激愤，缘于良师友人无端的被杀，父亲决心拿起笔来对罪恶社会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掊击。父亲以各种形式的文学体裁将自己的愤怒投向了报刊，其中一首暗喻讽刺的诗：“一溜青烟归去也，麓山到处有麻纱”得到了广为传颂。特别是他以“严怪愚”为笔名，在长沙《民国日报》“百感交集”栏目中发表的各种杂文诗歌更是如枝枝匕首剌向反动政府，在市民和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此，“严怪愚”这个令广大底层市民感到亲切，令当时的反动权贵感到恐慌而带有几分恢谐的古怪笔名频繁地出现在报端（后结集为《百感交集》出版）。可以说，父亲在大学期间，已在湖南新闻界崭露头角。自一九三六年后，父亲已正式溶入职业报人的队伍。

（二）

父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陆续创办或主编了《力报》、《中国晨报》、《实践晚报》等进步报纸，同时参加了胡愈之、范长江等主持的国新社，成为了当时进步舆论力量的主力之一。

父亲的写作灵感来源于对底层穷苦人民深切的同情和关怀，对反动权贵的痛恨。因此，他得罪了不少位高权重的高官。一九三九年秋天，父亲任《力报》总编辑期间。当时的广西作为“模范省”为桂系所大肆宣扬。诸如广西“国防强大”、“建设繁荣”、“道德高尚”等三大成就在官方授意下，被一些无耻文人写成吹捧的文章频频见报。父亲为揭露这些其实是为这些军阀巩固和发维护封建割据势力强张目的虚假“把戏”，便孤身深入广西桂林采访。当时的桂林是西南政治文化中心，是白崇禧的老巢。即使是驻桂的进步新闻机构如中国新闻社，虽知其“模范省”内幕，但投鼠忌器，为避免无谓牺牲，不便作正面揭露。父亲身临其境后，发现舆论报导与事实大相径庭，决心给予无情的揭露。此时，早已在桂林且深知内幕的范长江、胡愈之、黄药眠给予“弹药”的大力支援。于是，父亲如虎添翼，借韩愈诗句“春草遥望近却无”为题，写就一篇通讯，发表在湖南《力报》上，以特有的一份辛辣“湘莱”奉献给了白长官：

广西的国防确实是强大，省城桂林有一架进口的暂时尚不能起飞的破军用飞机足可以证明；广西的建设也确是繁荣，不睁开眼睛是看不到街上的乞丐，看不到衣衫褴褛的难民流入湖南；说到广西的道德那就更高尚了，要在离省城三、五里的偏僻处才可以看到暗娼和抽大烟的…如此模范，怪不得名闻遐迩了。（见《严怪愚文集》）

“湘菜”之辛辣足以将白长官噎住！据说，白崇禧在桂林的一次什么纪念会上恼怒地大发脾气：有个叫严怪愚的败坏了广西的名誉，这个又怪又愚的记者，居然造谣造到我头上来了！

后来，白崇禧因公到长沙，仍耿耿于怀地找到父亲，邀请父亲到官署“谈谈”，被父亲机智地婉拒。

（三）

在我对父亲一生的解读中，他的文名声震中国舆论界的事，当发生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是时，汪精卫从四川经由昆明飞抵河内，于廿九日在河内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宣布自己公共投降日寇。自己认贼作父投降日寇不说，还为日寇喋喋不休地诱降重庆当局。作为“党国要人”严重叛国事件发生后，国民党重庆当局害怕丑闻外露，于己党不利，逐下令严密加强新闻管制，不准报界披露汪精卫己叛国的消息。当时，虽重庆各大报己知汪逆叛国内幕，但慑于身处虎狼之地，一时也不敢将消息捅出去。关键之际，范长江将有关材料转给了父亲。性情中人的父亲未及读完，即被汪精卫民族败类的无耻行径所激怒，不禁拍案而起，深感有责任向广大民众揭露事实真相，以激发民众的抗战决心。当夜即秉灯直书写就《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稿，连夜电发湖南《力报》。翌日，湖南《力报》以大号铅字刊出电稿。顷刻之间，东南民众大哗，继之震动全国。广大爱国民众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严惩卖国贼。当时主政湖南的薛岳慑于“蒋校长”的恼怒，一时惶恐不安。因一时难以抓到父亲，只得登报谎称：严怪愚造谣惑众，诬陷党国要人，已在重庆捉拿归案正法，云云。

但是，假象只能蒙于一时。几天后，重庆当局也只能改变策略，一脚了踢开汪精卫，宣布将汪精卫开除出党。中央社及各大报社均纷纷报导了汪精卫叛国丑闻。至此，父亲和《力报》同仁方才松弦逃过一劫。最有意思的事是，薛岳居然贪天功为己有，厚颜无耻地自吹自擂：湖南最先刊登汪精卫公开投敌消息，尤证明薛主席有胆有识，政治开明，领导抗战有方…

然而，这群无耻之徒却准备伺机报复父亲和《力报》。

一九四0年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薛岳借机悍然将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取消，同时将该处主任王凌波押解出境。接着以“言论荒谬”、“协同‘八办’阴谋推翻政府”的理由，将报馆查封，将父亲、冯英子等三人逮捕投入警备司令部的大狱（被关八个月）。

这一逆行立即遭到广大民众的强烈抗议，父亲等人的被捕引起了广泛的声援并致书政府，强烈要求《力报》复刊。

铁窗生涯并没有消蚀父亲等人的斗志。出狱后，他与冯英子次日即找国民党省党部书记廖维藩交涉《力报》复刊事宜。廖伪装和善表示同意复刊，但必须遵从薛主席指令。然而，从父亲坚毅的嘴中却嘣出了令廖难堪的几个字：《力报》有自己的宗旨，政府干涉也太多了吧！那天，复刊一事谈得不欢而散。

以后，随着抗战的深入，《力报》迁到湘西沅陵，当局鞭长莫及，《力报》却成为了西南抗战运动的一家著名论坛。

父亲在湘西的日子发生的一件事成为了当地一段趣闻，这件事很能说明父亲在群众中的好感。湘西原是一个“土匪”出没之地，在雪峰山两边尤甚。山侧的榆树湾，盛传是一个“匪窟”，行人过路，莫不提心吊胆。有一次两位客人路过雪峰山，被“土匪”拦住要“买路钱”，顺便问客人可认识此地的哪个，他们说认识严怪愚。“土匪”听后，竟一语不发地将两个客人放了。此事曾在报社作了笑话谈资。其实那时所谓的“土匪”，也就是一些被逼无奈的穷苦农民。

（四）

抗战胜利后，父亲已经是《东南日报》的主笔兼驻沪特派员。这段时期，他奔波于沪宁地区。很多时候，他经常去上海马思南路107号中共代表团驻地，同好友范长江、章文晋、宫达非、徐迈进等讨论时局，学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记得解放后，仍有父亲当年的同事向母亲提起在中共办事处学扭秧歌舞的事情。父亲身手本就笨拙，“扭出来的舞一定象打架！”母亲笑着应答。

一九四六年，国共两党和谈破裂。南京当局勒令中共代表团撤返延安。当时的政治空气骤然变得紧张起来。那一年，是南方最冷的一个冬天，北风呼号，大雪飘飞。驻沪中共代表团成员乘坐国民党当局指定的“闷罐子”车，取道南京返回延安。此刻，车站内外，实枪荷弹，戒备森严，气氛十分紧张。很多朋友都不便来送行，以免“后患”无穷，诺大的车站月台显得空荡荡的；站台上仅有一个送客的，在与中共代表团成员们挥手道别，那个人就是父亲严怪愚。

汽笛长鸣，车将启动。代表团成员徐迈进突然从车上跳下来，流着眼泪与父亲紧紧抱成一团，互道珍重，相约长沙见面。

据父亲回忆，他与中共和谈代表团的缘份其实并非仅此一次。据此不久，曾在南京梅园拜会过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早就知道并关注着《力报》，徐特立还亲自为周副主席订了《力报》。那时父亲每天都按时寄八份《力扳》通过徐老转送给当时在延安的周副主席参阅。这次，在范长江的引荐下，终于见到了周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