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读吧】湖南人物介绍:严怪愚【知青公共频道】

首揭汪精卫叛国丑闻的新闻勇士一严怪愚

邵阳市档案局　周后平

     严怪愚，本名严正，湖南邵阳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早期的著名新闻工作者。因其文风犀利，笔挟风雷，性格刚正耿直，成为与范长江齐名的全国八大名记者之一、尤其是他第一个揭露汪精卫叛国投敌丑闻，其胆魄令后人敬佩，严怪愚的名字也因此载入了史册。

        

殚精竭虑办《力报》
     严怪愚的启蒙老师是人民音乐家贺绿汀．受贺老师革命思想的熏陶，严怪愚从小就走上了革命道路，16岁时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秋，严怪愚考入湖大中文系。新旧文学基础较好的严怪愚在湖大如鱼得水，才思泉涌，在湖大的校刊、《民国日报》、《晚晚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抨击旧社会黑暗的文词犀利的文章，在底层市民和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严怪愚因此名声大躁，被同学们誉为“岳麓山的三大名人”。1935年秋，严怪愚在湖大毕业，决心走新闻和新文学道路．因他最仰慕鲁讯先生，毕业之后他专程去上海拜谒了鲁讯先生、鲁迅先生对这位文学新秀很器重，长谈之后语重心长地告诫严怪愚“作人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先生的这句话使严怪愚后来无论是在新闻事业上还是在做人上都受用了一生。
    为了开辟一块属于自己的舆论阵地，严怪愚与好友康德、冯英子于1935年在长沙创办了《力报》，严怪愚任副刊主编兼采纺部主任。《力报》刚开办，即与省府《国民日报》打了一场“笔墨仗’。起因是：1936年10月 19日，文坛巨匠鲁迅先生的逝世；因国民党统治者对鲁迅先生深恶痛绝，下令禁止新闻界著文悼念、刚出道的《力报》却挺身而出；勇冒风险刊登了一系列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此举激怒了《国民日报》副刊主编、省党部主任秘书、当时湖南新闻界风头十足的人物一——壶公．事也凑巧，11月2日，北洋军惆大头目段棋瑞也一命呜呼了。壶公立即抛出《鲁迅、段棋瑞遗嘱的评价》一文，文中大肆吹捧段棋瑞“公而忘私”；贬责鲁迅“私而忘国”。严怪愚立即撰文反驳，称鲁迅先生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为民众的觉醒而呐喊。如果说段棋瑞功在“民国”，那么鲁迅则功在“国民”了．几个回合下来后，壶公理屈词穷，举手投降了。25岁的一介书生严怪愚“牛刀小试露锋芒；敢与权贵来较量”的勇气使《力报》名声大振。
    抗战爆发后，严怪愚冒着枪林弹雨，与范长江等一批战地青年记者在战火连天的最前线坚持了两个多月。他零距离采访了台儿庄战役，受到了第五战区司今长官李宗仁将军的接见，写出了《凭吊台儿庄》、《陇海东线》、《我们新的长城——黄河防线》等 10万多字的战地通讯。同时；严怪愚还冒着“倾共”嫌疑，毅然在《力报》上刊登了毛泽东主席的《论持久战》。
    1940年国民党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以“内部复杂”、“言论荒谬”为由，下令于 1940年5月 13日查封《力报》。严怪愚被捕入狱；关押达8个月之久。铁窗生活并没有挫伤严怪愚的傲骨和锐气。出狱后；他立即找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书记廖维藩当面理论，强烈要求复刊。他的义正言辞驳斥得廖维藩张口结舌。这次交锋虽复刊未果，但彰显其胆魄与睿智。
    1941年《力报》在湘西阮陵复刊，柳亚子先生特为《力报》的复刊赋长诗为贺。复刊后的《力报》仍锋芒不减。一篇《不要拖》的社论怒斥蒋介石的退却政策。令蒋“龙颜大怒”，特偷陈布雷责成检查局查办。地方的一张小报竟惊动最高当局。足见《力报》的影响力和战斗力！
    《力报》的坚持抗日救国，争取民主的正义立场以及在国统区的强烈反响引起了周恩来的极大关注。周恩来通过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抗战时设在邵阳）的徐特立每期寄送的8份《力报》，阅读了严怪愚的很多精采文章并击节赞赏。1946年秋；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亲自接见了严怪愚，并关切地说：“你留在国统区，望好自为之，注意斗争策略。三年后，我希望能在北京见到你，怪愚先生！”

                                                  首揭汪精卫叛国丑闻

    1939年 12月，汪精卫秘密离开重庆经由昆明飞抵越南河内，于 9日在河内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响应日本政府的近卫声明，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中日和平”，力劝蒋介石投降，声言日本政府的声明是和平的原则，国民政府应以此为依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从此，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怀抱。这是国民党党内亲日派脱离中央的丑闻。国民党最高当局“严密封锁”消息，谁也不敢揭露。重庆各报虽略知内幕，但身处“陪都”之地，慑于国府之威，不敢贸然见报，都在观望时机。
    国新社记者范长江急不可待，找到了当时驻重庆采访的严怪愚，并交给他有关资料，说：“这可是全国乃至国际上轰动一时的丑闻和要闻，重庆各报均不敢发表。《力报》办在湖南，‘山高皇帝远”，老弟，你敢不敢斗胆持虎须，把这个马桶盖揭开，以唤起全国民众的警觉！”
    严怪愚未及看完；就被汪精卫的卖国可耻行径激怒了；不禁拍案而起，大呼：“可耻！可耻！真是民族败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领土；杀戮我同胞，而今竟有人认贼作父，想将五千年文明古国拱手相让；我必须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马上予以揭露。”
    当晚，严怪愚就写在成《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稿；连夜电发《力报》。主编陈楚收电后，翌晨即以头版头条刊登出来，这篇电讯稿一针见血地指出：“汪兆铭先生倡导的和平运动，是公开投敌的可耻勾当，也是片面抗战路线的必然趋势。日寇在华进行政治诱降，看来已初见成效；国人切不可等闲视之！”
    消息既出，东南半壁，倾刻哗然，甚至整个国统区为之震动，群情激愤，纷纷要求严惩卖国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慑于重庆当局的恼怒，一时惶惶不可终日。因抓不到远在重庆的严怪愚，只有煞有介事的掩饰，忙登报谎称：“严怪愚造谣惑众，诬连党国，在重庆捉拿归案枪毙了”云云。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几天后；国民党中枢也只得改变策略，一脚踢开汪精卫，中央社和各报社才纷纷报导了汪精卫的叛国丑闻。国民党最高当局还宣布将汪精卫开除出党。这样，严怪愚和《力报》同仁才幸免于难。薛岳则转怒为喜；自鸣得意。他手下的文人政客们还厚颜无耻地吹捧道“湖南最先刊登汪精卫已投敌的消息；证明薛主席有胆有识，政治开明；领导有方，抗战坚决……”
      《力报》因捷足先登揭露了汪粕卫的叛国丑闻，影响面迅速扩大，发行量由原来的三千份猛增到一万二千份。严怪愚因其果敢的壮举而赢得了“新闻勇士”的美誉。

                                                  敢揭桂系“模范省”假面纱
    1939年秋；桂南战争爆发；严怪愚赴战地采访。
    当时；桂系李宗仁、白崇相、黄旭初大吹广西是“模范省”，有“国防强大”、“建设繁荣”、“道德高尚”这三大成就，以此欺世盗名，巩固和维护他们割据一省的势力。
    严怪愚一向务实好奇，当他识穿了这套“西洋镜”里的把戏以后，与文化界的胡愈之、黄药眠、范长江等人商谈，他们都有同感；只是因为广西是李、白、黄的地盘，当时桂林又是后方的文化中心，必须“投鼠忌器”，顾点面子，不便尽情揭露。严怪愚经过反复权衡后，最后还是勇敢地站出来，义无反顾地写了一篇《春草遥看近却无》的文章，对桂系“模范省” 的真面口进行了爆光，对李、白、黄欺世盗名的作法进行了辛棘的讽刺和抨击．文中说：“广西的国防确实很强大，省城桂林有一架进口的暂时还不能起飞的军用飞机足以证明；广西的建设确实很繁荣，不睁开眼睛就看不到衣衫褴楼的难民流入湖南；说到道德那就更高尚了，要在离城三、五里的偏僻处才可以看到暗娼和抽大烟的、如此‘模范省’怪不得闻名遐迩了。”
    这篇文章点到桂系的“要穴”，死要面子的“小诸葛”白崇禧阅后也顾不得斯文，气得暴跳如雷，拍案大骂严怪愚，并扬言要捉拿严怪愚并把他枪毙。但碍于新闻舆论，白崇禧只得按下怒火，暗中伺机报复。
    1947年初，严怪愚在上海参加了民主同盟举行的反内战动员大会、散会后严怪愚刚步出会场大门，一辆军用吉普车停在严怪愚面前，车内钻出了白崇禧。白崇格假扮宽容，要邀请严怪愚到他家去做客，想伺机扣留。严怪愚识穿了白崇值的险恶用心，当即予以回绝。白崇禧碍于很多民主人士在场的公开场会，敢怒不敢言；气得一跺脚登车离去。
    1949年4月；白崇禧退据长沙，紧张地部署湖南防务；但对严怪愚的一“箭”之仇仍然耿耿于怀．在他开列的“黑名单”中亲笔加入了严怪愚的名字．为了稳住严怪愚，白崇褡特意托人约请当时任《长沙晚报》社长的严怪愚与他当面谈谈。严怪愚料知凶多吉少，只得秘密回到老家邵阳暂避锋芒。
    1949年8月，在衡宝战役中，一介书生的严怪愚加入湘中二支队，象战士一样居然也端起了汤姆逊冲锋枪，与桂系王牌军激战，昔日对桂系的口诛笔代演变成真刀真枪的较量，这是正处溃败之际的白崇禧始料不及的。
    解放后，严怪愚任邵阳专区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兼《工商晚报》编辑；1951年任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主任兼编委主任。因淡泊名利，退出领导岗位，先后任教于长沙一中、长沙师范专科学校、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 时被下放到平江养牛场。1979年平反后任湖南省政协委员．1984年3月1日逝世。2003年其子严农（邵阳市政协副主席）将其一生的手稿、日记等资料共20余卷捐赠给邵阳市特色档案馆予以珍藏，以待纪念。

旧作:另一种沧桑感

--姓胡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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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怪愚文集》收有一些状写三四十年代长沙世相的新闻作品。作者不愧为一代“名记”，观察细致，文风朴实，叙事状物记人，都极是传神。如《茶馆里的众生相》、《街车夫生活素描》、《从长沙新闻事业说到报人生活》、《长沙浴堂演进史》、《长沙咖啡店的几个镜头》等篇什，几十年后读来，仍如睹其人，如临其境，叫人生出一些世道沧桑的感叹。

有意思的是，书中有一篇特写，写的便是当时人的沧桑感，篇名就叫《老渔翁诉说便河沧桑 》。文章说的是作者在小吴门外便河边采访一位正在网鱼的老渔翁。老渔翁感叹，满清时这便河叫黄河，“足足有现在的三倍这么宽”，因为堆煤灰、倾垃圾，面积才步步缩小，原来一网可网七八斤鱼，现在一天也难网三四斤鱼，老渔翁叹道，“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老渔翁当然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他的这一番感叹，还会引起后人的沧桑之叹：如今高楼林立、车流如织的名为便河边的地方，原来还真有过一条宽可张网的河流啊！

吾生也晚，且久住城南，对城北便河边的那条河，记不大真切了。但我确切知道，如今城南那些称作东塘、侯家塘、扫把塘、燕子岭的地方，的的确确是有一些风过生波的水塘和芳草萋萋的山岭的。就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还和小伙伴们一道翻山越岭抄近路到广场（今贺龙体育场）踢皮球，或是赤足叭叭地到东塘、扫把塘一带钓鱼。现在这些地方早已是寸土寸金的商业宝地，再提起这些，也有些“老渔翁诉说沧桑”的味道了。便河边虽说还存有几分鱼腥气，但那是因为这些年沿街开了不少餐馆，当家菜大都是“酸辣鱼王”。而鱼呢，也和人一样，有了称王称霸的资格，便只认钱，不认网了。如今的城里人要钓鱼，得骑上摩托车，一溜烟地飚出上十里，才寻得到下钓处。

说起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时代前进了，经济发展了，城市繁荣了，青山绿水让钢筋水泥方阵杀得落荒而逃，原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一座城市里，倘不时见得着一池碧水、一方绿地，这城市将更有情趣，也更具现代色彩。我想，如果当初的当事人能忍得一时之痛，该花的钱便花，不该省的钱不省，少做些平碧池、掠绿地的事情，长沙照样会繁荣发展，而且有了那些山水草木的映衬，更容易形成“国际化大都市”的气象。

前些日子风传市里拟在市中心区建一片上百亩的草地，因此包括一家上市公司在内的众多商业旺铺都将迁址。这种绿地向森严壁垒的钢筋水泥方阵大举反攻的消息，听了很令人振奋。遥想许多年后，有老者指点一方如茵绿草或是一处小桥流水，告诉后人这里曾经是一家牛气十足的上市公司，那里曾经是一座日进万金的金融大厦，弄得那些后生们茫然四顾，发出许多世道沧桑的感慨来，那该是一种何等惬意的情景。可以料想，后人的那种沧桑感必定没有许多失落的意味，更多的是对前人远见卓识的感念和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