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1937年7月7日，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七·七事变”，也称“卢沟桥事变”爆发，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在战火中，中国话剧界人士同仇敌忾，以戏剧为武器，投入到了全民抗敌的历史洪流。中国话剧队伍，在抗战中空前壮大。以重庆、延安、沦陷区上海（也称“孤岛”）为中心，中国话剧形成了区域性的格局。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话剧成为中国诸多艺术种类中，最活跃、最繁荣、最具现实性、战斗性和民众性的艺术。其发展特点是：现实主义的深化，历史剧的兴盛，讽刺喜剧的崛起，并由此形成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肩负民族使命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大地的疯狂侵略，中国的知识分子抱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志向，与广大不屈不挠的人民群众一道，决心为救亡图存进行不懈的斗争。话剧从来都是以关注现实人生为己任的，在这种特殊的历史境遇中，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它以快捷、灵活的方式，鼓舞士气，团结群众，反抗黑暗势力，追求光明前途。话剧界人士众志成城，以前所未有的大无畏精神，在民族战争血与火的考验面前，壮大了队伍，锤炼了意志，提高了精神境界。（一）抗战初期的演剧活动 “七·七事变”发生后，一向关注国家命运的戏剧界人士，群情激愤。仅仅一个月，在上海，一部集体创作、导演，上百人参与演出的大型话剧《保卫庐沟桥》即被搬上舞台。它以宏大的场面，昂扬的气势，传达了人民誓死抗敌的心声，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意志。上海沦陷后，戏剧界人士迅速组成了13个抗日救亡演剧队，除少数几个留沪坚持对敌斗争外，多数都奔赴祖国各地，宣传抗日。 1937年12月13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在周恩来领导下，由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大力推动戏剧运动，以上海救亡演剧队为基础，组成十个演剧 队、四个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他们不但成为抗战戏剧的骨干，后来也成为新中国话剧的支柱。抗战伊始，中国人创造了许多短小而通俗的演剧形式，如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活报剧、灯剧和傀儡剧等，使得戏剧同广大民众结合在一起。著名的《好一计鞭子》（即《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的合称），它揭露了侵略战争的罪行，弘扬了抗日斗争的正义，演遍了大江南北。这些小剧，直面观众，演到动情时，演员与观众情感交融，群情激动，往往共同发出抗日救国的呐喊。

重庆成为陪都，绝大多数的表演团体和演艺人士来到这里，1938年10月，于此举行了第一届戏剧节：组织了25个演出队到街头乡镇演出，并连续7个晚上公演抗敌戏剧。戏剧节的最后一天，则演出了由曹禺、宋之的编剧的《全民总动员》（后改名《黑字二十八》），张道藩、余上沅、曹禺、宋之的、沈西苓、应云卫（执行导演）组成导演团，赵丹、白杨、舒绣文、魏鹤龄等著名演员，甚至连张道藩、余上沅、宋之的都登台演出，阵容强大，轰动山城，反映了戏剧界的团结，被誉为中国话剧史上的空前盛举。 剧作家们的创作热情高涨，创作出一批迅速反映现实的剧作：《芦沟桥》（田汉）、《芦沟桥之战》（陈白尘）、《血洒芦沟桥》（张季纯）、《台儿庄》（罗荪、锡金等）、《台儿庄之战》（韩北屏）、《八百壮士》（崔巍、王震之）、《塞上风云》（阳翰笙）、《国家至上》（宋之的、老舍）、《凤凰城》（吴祖光）、《一年间》（夏衍）等。这些剧目极大地鼓舞了人民。中国话剧的足迹不仅走遍了全国，而且涉及到了东南亚、香港一带。话剧将中国华侨的爱国热情推向高潮。他们捐款捐物，甚至回国参战，以实际行动显示着对祖国的深厚情感。

以史鉴今的史剧 中华民族素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勇气概。面对日寇的侵略，剧作家必然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寻找民族英雄和民族传统，以“发挥其更大的力量，作民族的怒吼”。加之国民党当局专制，对抗战力量百般迫害，也迫使剧作家转向历史剧的创作，并由此促动了历史剧的兴盛。以题材论，战国史剧和太平天国史剧为多，前者以郭沫若的《屈原》、《堂棣之花》、《虎符》、《高渐离》为代表，后者以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和陈白尘的《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河》）为代表，这些剧目，以古喻今，借古讽今，宣传团结对敌，暴露黑暗统治，讴歌爱国主义，鞭挞投降变节，演出效果十分强烈。还有以南明史事为题材的，如阿英的《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于伶的《大明英烈传》、郭沫若的《南冠草》、欧阳予倩的《桃花扇》等，大都是弘扬爱国精神、歌颂民族气节之作。（一） 郭沫若与《屈原》 在众多的历史剧中，以郭沫若的5幕话剧《屈原》最为著名。郭沫若（1892──1978），原名开贞，字鼎堂，四川人，早年留学日本。他不仅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而且熟谙历史，文名远播。因此，当他写作《屈原》的消息传出后，就有人预言：“今年将有《哈姆莱特》和《奥赛罗》型的史剧出现。”进入创作状态后，郭沫若才思泉涌，激情狂泄，不过十天，便告杀青，此剧是

解放区的戏剧 1935年10月，红军结束长征，进驻延安地区。在此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戏剧不断发展。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鼓舞下，戏剧工作者深入民众，吸取民间艺术营养，描写现实生活，取得了很大成绩。 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建立于延安，初设戏剧、音乐、美术三系，汇集了共产党领导的区域的艺术力量。在1938－1940年初，戏剧系及其附属剧团多次演出话剧，演出了王震之的《流寇队长》、姚时晓的《棋局未定》等剧。图为1942年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演出的苏联包戈廷的剧作《带枪的人》。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倾向革命的抗敌演剧队员，纷纷投奔延安壮大了延安的戏剧力量。但由于他们不熟悉当地的生活，创作不出新剧，因此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一段时期，演大戏，演名剧，便成为一时风气。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延安地区建立了西北战地服务团、抗敌剧团、延安青年艺术剧院等戏剧演出团体，各团以提高艺术质量为名，排演了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契诃夫的《求婚》，以及国内名剧《日出》、《北京人》、《太平天国》、《法西斯细菌》等。

后来有人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延安的戏剧应该反映火热的斗争和革命的民众。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延安地区和各战斗部队的群众文艺活动开展起来，秧歌剧、独幕剧流行。一些戏剧工作者在深入生活之后，创作出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话剧

前 言 自1976 年10 月，中国打倒“四人帮”，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以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遵循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跨入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历史阶段。中国话剧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经历了亢奋、危机、探索和调整的过程。截至目前为止，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1977－1979年，可以说是一个亢奋复苏的阶段；二，1980－1989年，是在危机中探索的阶段；三，是1990－1997年，艰难的调整阶段。尽管新时期话剧的发展步履艰难，但在改革开放中，仍然有了令人震惊的变化：一是从“四人帮”长达十年的文艺禁锢中解放出来，使濒临绝迹的话剧再度振兴，一度走在各种艺术形式的前列。二是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中，大胆地吸收外来戏剧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戏剧的优秀成果，出现了“探索剧”的创作演出热潮。三是在解放思想的浪潮中，使得戏剧观念、戏剧理论空前的活跃。剧坛五彩纷呈，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剧作家，以及导演、表演和舞台美术家，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剧作。四是在电影特别是电视的猛烈冲击下，它站稳了脚跟。证明话剧并非是“夕阳艺术”，也证明经过上百年锤炼的中国话剧艺术的队伍，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优秀的队伍。

话剧的复苏 被剥夺自由，被压制禁锢十年的话剧工作者，一旦从“四人帮”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就唤发出传统所固有的战斗激情和力量。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迅速创作出一批剧作，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一）于无声处听惊雷 以话剧为武器，戏剧家们把矛头直接对准“四人帮”，发起猛烈的进攻。如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多幕剧《丹心谱》、《于无声处》和《左邻右舍》等，或揭露和控诉“四人帮”的丑行，或含泪展示人民在“文革”中的种种苦难，或歌颂人们在惨遭迫害的险恶环境中同“四人帮”的英勇斗争等，这些剧目，显示了为过去所没有的敢于面对矛盾的悲壮风格。

《于无声处》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一部戏。《于无声处》的作者宗福先，原是上海工人文化宫的一位业余作者，以其对“四人帮“的义愤，在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尚未平反之前， 就敢于为之呐喊，反映出亿万人民的心声。 1976年清明节，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但遭到“四人帮”的镇压，并被他们判定为“反革命事件”。《于无声处》，从一个侧面描写在这场斗争中，两个家庭，六个人物，九个小时之内，在一间客厅所展开的激烈的冲突。 故事发生在1976年初夏，被迫害的老干部梅林和儿子欧阳平路过上海，会见战友何是非。就是这位“战友”，于九年前诬陷梅林为叛徒。而此刻何是非的女儿、公安人员何芸，正奉命侦缉一个在“天安门事件”中散发传单的“现行反革命”，而这个“反革命”就是欧阳平。于此，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该剧重视刻划人物，更着意刻划人物的灵魂。梅林，惨遭迫害，身患癌症，但仍然斗志昂扬，精神乐观，其崇高的灵魂令人敬佩。而何是非则是一个口是心非、灵魂卑劣的两面派。此剧，剧情曲折跌荡，冲突尖锐激烈，既洋溢着浓郁的战斗气息，又富有人情味。在刚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演出这样一出戏，不但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更令人精神振奋。 （二）社会问题剧的兴起 在思想解放的声浪中，剧作家以其锐敏的思想触角，敢于在剧作中提出一些重大的社会课题来，遂有社会问题剧的兴起。涌现出《报春花》、《救救她》、《权与法》等。 《报春花》，崔德志编剧。它写工厂中的一位党委书记李健，于“文革”中被长期监禁，身心倍受摧残，妻子被打死，而仅有的一个女儿，过着无依无靠的生活。当他复出后，他敢于同“左”的思想斗争，敢于实事求是地坚持正确的路线政策。他把被党委副书记认定是“不可救药的”干部韩卫东解放出来，将一个所谓的“醉鬼”由贵提拔为供销科长。特别是环绕着一个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女工白洁，能否成为先进生产者的事件，李健挺身而出，主持正义。它排除唯成分论的干扰，使一个心地善良、关心他人、勤奋劳动的女工，终于象一朵鲜艳的报春花，展现在人们面前。此剧，不仅仅停留在对“四人帮”丑行的揭露上，而是清除其思想流毒，显然，它提出的问题是更深化了，自然也引发观众的思考。

《报春花》为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报春花》，由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李默然主演。李默然（1927－），从50年代开始在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工作，曾任该院院长。他成功的塑造了《尤利乌斯·伏契克》中的伏契克、《日出》中的李石清、《第二个春天》中的冯涛等形象。 （三）《陈毅出山》 出于对“四人帮”残酷迫害老一辈革命家的愤慨，也出于对这些革命家的尊重和爱戴，于是一批歌颂他们的历史剧应运而出。如《转折》、《报童》、《西安事变》、《陈毅出山》、《陈毅市长》、《转战南北》、《彭大将军》等，塑造了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人的崇高形象。《陈毅出山》，丁一三编剧。陈毅元帅，历来以其豪爽、正

（二）《同船过渡》

如果说，《绝对信号》是80年代中国小剧场戏剧的代表作；那么，《同船过渡》就带有90年代小剧场戏剧的特色。它更多地不是进行实验，而是在话剧艰难的处境中，如何使之更贴近观众的心灵。以对生活的诗意发现，以精彩的表演，赢得观众。 此剧，作者沈虹光，导演王佳纳。写一对青年夫妇刘强、米玲，同一位退休的终身未嫁的小学女教师方老师，共住在一所狭窄的单元住房里，为了“赶走”唠唠叨叨的老太太，两个年轻人想了一个歪主意，擅自为老太太登了一则征婚启事，启事引来了一位即将退休的船长高爷爷。于是，方老师围绕这份从天而降的情缘，开始了接受与拒绝、矜持与坦率的心理矛盾；而此时，这对年轻人又围绕着一位旧时情人的出现，突然发生了信任危机和情感危机。高爷爷以其亲身经历，教育年轻人要学会宽容。高爷爷曾以冷酷的方式，休掉不忠的妻子，没想到却造成了自己和妻子双方的心理创痛和无法补救的情感损失。他引导年轻人思索：“人这一辈子最值得计较、最长远的和最有分量的”是什么？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两个年轻人开始理解了这一对老人，并作好了高爷爷过来同住的心理准备。“老人还有多少日子呢？就是咱们，就是人生，其实也不长，凑到一起是缘分，同船过渡吧。”而方老师却放不下矜持，不肯允诺这门婚事。当高爷爷怅然而去时，她又放不下这份情感，心里期盼着他的归来。方老师伫立窗前，凝望着江面上往来的轮船。此剧写的是平凡的人物和平凡的生活，但其中却蕴含着耐人寻味的人生哲理。悲剧性的结尾，更让人沉思，让人珍惜自己的人生。这是一部充满了质朴诗意的戏。

五彩缤纷的话剧 新时期话剧的最突出的特色，也是最突出的成就，是由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得话剧舞台绚丽多姿，五彩缤纷。各种题材，各种样式，以及各种风格的剧目展现在话剧的百花园中。 （一）儿童剧的蓬勃发展 在戏剧的百花园中，儿童剧是一株幼苗，但经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使之蓬勃发展。1976－1982年，是儿童剧最辉煌的阶段。打倒“四人帮”即出现了第一次高潮，涌现出《报童》、《童星》、《奇怪的101》、《喝延河水长大的》、《寒号鸟的秘密》等。而1982年首届全国儿童剧观摩演出，又掀起一次创作演出的热潮，出现了《五（二）班日志》、《甘罗十二为使臣》、《飞吧，海燕》、《远山红叶》等。80年代中期，儿童剧处境艰难，但也推出了《特殊夏令营》、《回声》、《皮皮鲁和吹牛大王》等。直到80年代末又趋向高潮，出现了《魔鬼面壳》、《红蜻蜓》、《少年周恩来》和《迷宫探险》等。《潇洒女孩》，于德义编剧。于德义是一位儿童剧作者，其儿童剧具有乐观开朗、勇于创造、机智勇敢的特色，更善于把小主人公放到生死的考验中，来刻划其优美的品质。此剧，写一个十六岁的女孩迢迢，身患癌症，即将出国与父母团聚。在全班的欢送会上，展开了回忆。迢迢是班长，一位同学海莉的手表丢了。迢迢坚持不报告老师，不搜查，不公开喊话动员坦白，而是让海莉把她的小红帽放到桌子上，大家把自己的手表放进小红帽子里。结果，奇迹出现了，海莉的手表在小红帽中出现了。此事表现了迢迢对同学的信赖，也表现了她宽厚待人、机智聪明。迢迢心地善良，同学的爷爷病了她号召大家分担痛苦。她知道自己身患绝症后，却以顽强的毅力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她对同学告别时说，她不过是“永远休息”去了。此刻，迢迢的心灵升华到一个更纯净更可爱的境界。 （二）军旅戏剧之花 军旅戏剧是中国话剧中最具实力、最有自身特色、也是最有成就的一个方面。以1990年为例，全军话剧艺术团体，创作演出了140部剧作，其中三分之一在全国全军各种评奖中获奖。20年来，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和一批优秀的剧作。反映当代战争的，如《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血染的风采》等；反映革命战争历史题材的，如《决战淮海》、《中国，1949》等；反映当代军旅生活的剧作，如《天山深处》、《宋指导员的日记》、《强台风从这里经过》、《大趋势》、《天边有群男子汉》、《天边有一蔟圣火》、《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等。由郑振环编剧的《天边有一簇圣火》，被认为是军旅戏剧的精品。该剧获首届文华大奖。 它写的是中国大西北边陲一个哨所，在荒无人迹的戈壁滩上，以老排长蓝禾儿为首的七条汉子，忍受着荒凉、寒冷、寂寞和思念，一切都很平淡，但却并非简单，于此，他们作着崇高的奉献。此剧的突破之处，在于以悲剧的色彩来反映当代军旅生活。排长蓝禾儿，这个农民的儿子，在这个“没有草，没有水，鸟儿也不飞“的地方，一批批战士走了，而他一住就是十年。军校没去成，提干也失去了机会，眼看着他送去军校深造的人，回来做了副连长，但他却没有丝毫的抱怨。他的格言是：“奉献本身就应该是不言不语的、蔫不唧地干，那才值得人敬重哪！”当我们看到蓝禾儿转业了，回家了，不能不感到一种悲怆，但又升华起对蓝禾儿的崇敬。于此，它带给我们的是激烈的感情震荡和不尽的思索。有人认为，蓝禾儿是新时期戏剧所创造出来的罕见的典型形象。 （三）活跃的兄弟民族话剧 中国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