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读吧】潘启雯：亚当-斯密的伦理关切与道德焦虑 【知青公共频道】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将目光投向一个或几个世纪前，乃至2000年前，投向众多大家名师的不朽经典，以求内心的平和、人性的滋长。比如林语堂的《人生不过如此》、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再如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有两部书，一是《国富论》，一是《道德情操论》。这两部书都是当年他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课程的成果或讲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书的写作顺序：先写《道德情操论》，然后完成《国富论》。这说明，《国富论》这部经济学的巨著，具有伦理学的知识背景和价值基础。

　　先于《国富论》的《道德情操论》，对情感、动机、行动、道德等问题已有精湛分析。并且，这种情感分析还是出自经济学家之手，对经济学人来说亲和力应该更大。但任何只局限于经济学范围对《国富论》的理解与任何只局限于道德哲学范围对《道德情操论》的理解，都会导致对斯密思想及其体系的肢解和误读。不幸的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济学与道德哲学已经彻底断绝了文化上的血缘联系，而且经济学牢牢地岸然于庞大学科体系的帝座的时代，这种肢解与误读无可挽回地成为事实。更不幸的是，这种肢解和误读，随着经济学帝国的建立，已经将理论外化为现实。

　　尤其令斯密痛心的是，在他死后，人们把《国富论》奉为“经济学的圣经”，把他关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见的手”引导增进了社会利益的思想，作为市场经济千古不变的基本原则，却把《道德情操论》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市场经济缺少了道德，引发了许多罪恶，在个别地方甚至成为灾难。阅读《道德情操论》，我们不难发现：那些认为“市场经济与道德无关”的人的观念，本身就是对市场经济的片面理解。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其实在斯密那里早就得到了很好的回答，他认为人有“自利”与“同情”两种基本情感，《富国论》论人的自利形成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而《道德情操论》则将同情贯穿始终。但在斯密的思想中，“同情”却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它存在着双重的“规定性”：一是主观个体美德，即“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成为市场经济中个人所应具有的基本人文气质与道德精神；一是客观社会伦理关系及其主观情感体验，即彼此均是具有平等自由权利及其主观情感体验的存在者，这也是构建市场经济正义性的方法原则：契约自由、平等互惠、自利利人。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应是与道德相关的，道德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指引。只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道德不是要求个人要具有多高尚的道德品质，而只需要个人自利的同时也保持对他人权利和公共规则的尊重。这种道德也不是只要求个人的德性，而是更注重要求制度的伦理性，即制度对市场经济中个人平等自由权利的保障。

　　如果说《国富论》的主题是“财富增长”，那么，《道德情操论》的主题则是“欲望约束”。但它们之间的分工，并不是“两种思想、两个斯密”的对立，只不过一个谈的是“自利”达致“利他”———个人与社会在理智行为中，基于理性自发达成一致；另一个谈的是“自爱”达致“同情”———个人与社会在情感行为中，基于理性(合宜性)自发达成一致。观点都是同一个：个体与社会基于某种理性，自发达成一致。于是，当我们发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人类行为有着太大的牵制性影响时，而受市场经济支配的人类行为又太容易导致个体的道德利己主义，最终将会导致社会公正秩序的瓦解，以致人类的伦理生活世界在巨大的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过于脆弱，甚至难以为继。正是因为斯密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伦理关切和道德焦虑才会变得更为突出与严重。特别是在今天的全球化经济当中，要求进行道德投资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这一切，也早已在斯密的预料之中。在他看来，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然而，如何将道德引入其间，将是斯密毕生的思考与追求。

　　因此，对于斯密，我们绝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学家”、“伦理学家”等术语来指称他，因为在他那时，博学多识的时代尚未结束，而学术专业化才刚刚开始。同样，我们也不能用“利他主义”、“利己主义”之类的术语来评判他，因为他始终努力做一个“公正的旁观者”，从未向任何一端倾斜。事实上，这个情感多于理性、道德重于经济的斯密，才是一个真实的斯密；同样，这个充满伦理关切与道德焦虑的斯密，也是一个使得人们拯救和重新解读的斯密。而他的《道德情操论》更是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另一种“情操旗杆”或“道德向导”，引导人们穿越昏暗的私欲“丛林”，小心地呵护心中的道德烛光。其留给读者的思想洞察和心灵满足，甚至可以与“帝王哲学家”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