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江南名门望族
钱文忠，1966年6月出生
上海，籍贯江苏
无锡。1984年，考入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
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
季羡林先生和
金克木先生（高中就读于上海华师大一附中。中学期间估计是个顽皮学生，以至于老师担心他考不上大学，建议他填写志愿的时候报低一点，结果他以外语类文科第二名考取了北大。）。大学一年级起，开始撰写并发表学术论文，获“季羡林东方学奖学金”一等奖。1980年代中期，留学德国
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历史文化学系，师从著名印度学家A. Wezler教授、著名佛教学家L. Schmithausen 教授、著名伊朗学家R.E. Emmerick教授，主修印度学，副修藏学和伊朗学。1990年代，居家自修文史之学五年。1996年，受人引荐,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编纂委员会委员。著作有《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门立雪》、《天竺与佛陀》、《国故新知》、《人文桃花源》、《玄奘西游记》、《巴利文讲稿》，译作有《绘画与表演》（合译）、《唐代密宗》、《道、学、政》，另有资料编集与古籍整理十余种，发表各类论文一百余篇。右图为钱文忠梵文书法《心经》
钱文忠梵文书法《心经》。
澄清:钱文忠并非季羡林“关门弟子”
作为国内少数几位专研梵文巴利文的学者之一，钱文忠传承了季羡林的学术薪火。当年，钱文忠尚未满17岁，突然对这门冷僻艰深的学问产生了兴趣，“我就和季先生通信了。”外界有传言说，1984年，季羡林老先生以73岁高龄，在北大重开了停招多年的梵文巴利文专业，就是为了招收钱文忠为徒。
对此，钱文忠如实告诉记者：“1984年，季先生决定在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继1960年之后，第二次招收梵文巴利文专业的本科生，我和他老人家的通信，大概使老人家确信，在这个年头，还是有孩子愿意学梵文的。这应该起了点很微小的作用。在高考前，北大的招生老师就奉季先生之命，到华师大一附中找我谈过。我的那个班级后来一共招了8个人，到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还以此为专业。”
而实际上,学界还有另一种讲法,可以参考: 下面引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葛维钧的文字:
"1984年以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季羡林先生一向认为印度古代语言是研究印度学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所以他在 1978年招收第一批研究生后，马上开设梵文课，并请蒋忠新先生(1960届学生)代他讲授。1979年招收的第二批研究生在入学前更须保证愿修梵文，否则不予录取。197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共同主办的南亚研究所成立。在季先生的倡导和推动下，1960年入学的1965年毕业生很快便在所内外投入了梵文巴利文研究工作。他们是：南亚研究所的张保胜、蒋忠新、郭良鋆(稍晚自哲学所调入)、席必庄、赵国华，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黄宝生和该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韩霆杰、马鹏云。他们不久便陆续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些大的项目，如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翻译等，也很快进入了酝酿试译阶段。季羡林先生的《罗摩衍那》译本八卷更是早在1980年便已开始陆续出版。到1984年，参加梵学研究工作的除前述数人外，又加入了季先生已毕业的四个研究生，以及金克木先生已毕业的研究生胡海燕(其中有的不久又赴国外深造)。而尤其重要的是季羡林、金克木、巫白慧诸前辈自己也还处在旺盛的工作期。徐梵澄先生自海外归来，更是大大加强了研究队伍。这样的研究队伍，即使在国外也是不多见的。如果说郝老师远在上海，不了解情况，也还情有可原。而硬说季先生深感梵学危机，极想开班授徒，以为救济，就离事实太远，完全说不过去了。但是，这样的故事不仅出现了，而且大有辗转流行，枝蔓茂盛之势，致使知情者慢慢感到需要出来说明真相，以正视听。大学开班授课，原是学校生活的常态。北大百年，了无奇事。如今非得从中编点秘闻出来，起承转合，故神其说，无论源出于媒体，还是源出于钱教授本人，都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有人体其用心，加以指责，恐怕也理有固然，无法斥之为别有意图。应该承认，在某些媒体的强力推介里，实在看不出有对钱教授关心爱护的意思。倘有好事者借为培养钱文忠而开班的缘起之说，责之以离校后的梵文研究成果，以究其不负师望，有所还报之实，难免反会陷他于尴尬境地。检点一下他已经发表的文章，应该说，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
提到1984年北京大学的梵巴文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该班的授课老师。
首先为这班学生启蒙的是蒋忠新老师。当时蒋老师的类风湿症已达中期，对他来说，每周数次从劲松小区乘公交车到北大上课，都是沉重的负担，包括需要忍受常有的低烧。然而，他的课却是第一流的。他梵文的深厚功底和做事的一丝不苟一向有口皆碑。但是，到第二年第一学期过后，他再也无力支撑，于是北大换聘郭良鋆老师。郭老师梵、巴俱娴，在梵文之外，又给学生们加开了巴利文课。她家居光华路，授课往返的辛苦，同样可想而知。1984年梵巴班的学生日后各有所就，留在国内的只有钱文忠在教育界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蒋老师于2002年去世。他的名字在他去世前还有学生偶尔提及，而那以后很快就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五年过去了，他的夫人始终没有听到过一声问候的电话，一句安慰的言辞。郭老师同样也被遗忘。钱文忠教授以梵学名家。作为一位因受惠于蒋、郭二师而得昂然行走于世的学生，今天，当他在“入门”、“关门”的神话中享受种种美誉，而他的老师却已悄然“出门”的时候，人们难免感觉凄凉。现在，在手把手的老师“消失”之后，陈寅恪先生出现了，作为“我的师祖”。这显然不是赘笔。
2005年，北京大学开设了第三个梵文巴利文本科班。此时上距前一个班已经20年。20年间，北京大学虽无本科教学，但研究生的梵文课却没有断，前后培养学生不少于15名。他们后来大多进入了研究领域，其中最年轻的不到30岁。目前中国的梵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从60余岁到20多岁不同年龄级别的基本不间断的工作梯队，在梵文语言和文字研究、梵语文学理论研究、古典文献翻译、印度古代哲学和医学研究、贝叶经释读和研究、梵文铭文释读和研究、梵汉佛典对勘等方面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不断有论文和书籍面世。北京大学由段晴教授主持的“梵文贝叶经及佛教文献研究所”集中了一批学有所成的年轻人，研究工作充满活力。现在的梵学研究领域颇有生气，人才济济且后继有人。梵学的发展，从不惹人注目。然而这半年来，随着玄奘故事的热播，它从不显之学，变成了显眼之学，而显在眼前的，却是一派凋零景象，有时几乎荒无人烟。之所以造成这种误解，某些不负责任的媒体以讹传讹，是难辞其咎的。
前面所说，除去梵文一节，概括起来，无非“入门”、“关门”二事。此类谈资，放在客厅里点缀无聊，换取叹赏，快慰一时，未尝不可；倘若掷诸报端，流入传媒，就难免自炫邀捧之讥。其实，说到头来，真正向学的人，对于名义并不看重，所谓师承，也不过是个起点。作为学生，要在记住老师的教诲，坚守做人做事的道理，不忘用老师教给的本领，踏踏实实地工作，以不负老师的爱护与期望。季羡林先生总是告诫我们要耐得住寂寞。耐不住者，其学必流于肤浅，道理简单，本不待言。老师对于我们，有用的是他的学养，而不是他的名望。重其学养，便得安身立命之本；重其名望，就不免视之为博取名利之资，以至于渐习沽钓，本业荒疏。学界与传媒，领域不同，功能各异，试图嫁接，以服务受众，自然无可厚非。不过，须知媒体造星，多为流星。所谓拥趸，也是云聚星散，不足凭恃。至于薪传，宜秉真火。众人拾柴，无非秋蓬，蓦然冲天，息不旋踵。学界中人，理应守拙清醒，当知传媒所为，常在求一时之功，既无工夫，也无能力将任何人送至学术塔顶，成就其“领军人物”之梦。明白此点，便不会望蜀心动，急不择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