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物面对面
他是闽西大山走出的儿子；他是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掌门人”；他是“改革作家”、中国出版界“风云人物”；他在厦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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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胜友 1948年出生于龙岩永定，当过10年知青，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张胜友，前些年因一直比较关注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长期追踪改革开放的发展走势，而被一些媒体称誉为“改革作家”。他从一个记者、作家的角色转换成一位出版家后，不负众望，连年把作家出版社的业绩推向高峰，又被媒体称为中国出版界的“风云人物”。但张胜友并不满足，为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又拉开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幕，把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十几家单位组建成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不断超越自我，不断追求新的境界。从一介平民，到出版界的“风云人物”，张胜友让人惊服的理由在哪里呢？
2月4日晚上，我们在厦门文联大楼见到了从北京赶来参加第十届红土地·蓝海洋笔会的张胜友，这位从闽西大山走出的儿子，一直保持着朴素的情怀，他像老友一样对我们娓娓而谈他的知青情结，他的文学梦，当然，还有他的出版理想和改革理念，采访结束我们发现，在他朴实的外表下竟然藏着如此之多的现代思想！
关于出版业改革
管住不等于管死，搞活不等于搞乱
厦门日报：作为一名出版业改革先驱，您闯过了一次又一次改革险滩，至今依旧勇立潮头，有何秘笈？
张胜友：在中国搞改革，风险巨大，但作家出版社在此期间出版各类获奖图书达100多种，年图书发行总码洋由1200万元飙升至1.8亿元，增长15倍，职工月薪从1996年的人均500元到今天人均5000元以上。
中国特色的出版业改革，秘笈是两个词：管住与搞活。管住就是要抓好出版导向，出版业是属于意识形态的，肩负着社会教化功能，所以舆论导向不能偏，更不能错。但管住不等于管死，管死了就没有经济效益了，我到作家出版社上任第一天，就对职工说：“在保证政治导向和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怎么能来钱，我们就怎么干！”当时，送我上任的领导和出版社的职工都面面相觑，9年过后，事实证明这个指导思想没错。再说“搞活”：9年前的出版社经营不善、矛盾重重、举步维艰，但我认为它有品牌优势，关键在于资源能否重组。我打破按文学门类划分编辑室的做法，把它们变成并列的编辑室，允许他们放手开发各文学门类的图书，即微观搞活。同时，我安排几名副总编辑各终审一个门类的稿件，把好政治关和艺术关，对选题总体调控。这样就灵活多了，涌现出一大批贴近市场、具有双效的优秀图书。当工作中出现一些矛盾时，如畅销书与主旋律图书、纯文学图书的矛盾，由于编辑收入与其创造的效益挂钩，做主旋律图书的编辑就不平衡，我就给他们特殊的优惠政策。我说，你能做主旋律图书，就放手去做吧，亏了算社里的，赚了算你的，获了奖社里再重奖。于是大家也没意见了。改革就是要“以人为本”，个体的能量最大限度地释放了，整个社就搞活了，也促进了整体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出版社除了有党的领导和高素质的编辑外，还要大力引进经验丰富的经营人才。我们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双效丰收！
关于文学与市场
贴近现实的作品绝对有市场
厦门日报：这几年，不停地有人喊“文学边缘化”，“文学的市场逐渐萎缩”，但从你们作家出版集团的实践来看，文学其实大有市场。您能具体说明一下吗？
张胜友：文学一直是强势力量，我对此深信不疑。所谓的“边缘化”和“萎缩”，指的是文学的极小一部分，即高雅的纯文学。而大众文学和影视文学其实都没有归进来，这两部分可是大头啊。即便是纯文学，也很有市场啊。《小说选刊》、《小说月刊》、《中篇小说选刊》的发行量加起来已经超过60万册，这里面选的可都是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啊；还有各种选本的《小小说选刊》，发行量加起来也超过100万册。关注现实的作品绝对有市场，《白鹿原》、《尘埃落定》的发行量都超过100万册。周梅森也是个典型例子，他现在每年在我们作家出版社出一本书，像《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和《我本英雄》等，每本起印都是20万册。他的小说又成为电视剧导演的抢手货，他自己又能写剧本，加上获奖，一部作品就能给他带来200万元的收入。作家要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你对现实不了解，对现实冷漠和排斥，闭门造车，却指望作品能够有市场，那不是白日做梦吗？像张平在我社出的《国家干部》，定价39元，卖得很好，二三十万册卖出去了。因为他写小说像记者采访一样，扎到底层，搜集了很多的素材。
关于人生选择
我梦想有个实现改革理念的舞台
厦门日报：翻阅您的人生履历，我们没有发现您受过经营管理方面的教育经历，您经商的知识、改革的理念是从哪里学到的？
张胜友：我曾经是记者，而且是跑经济口的记者，在改革开放之初，作为光明日报的经济记者，我一直奔波在改革的最前沿，我每年都要跑深圳特区四五次，深圳是个大熔炉啊，我一到那儿，就借来自行车到处跑。在深圳，我见识到许多成功与失败的案例，从这些案例中，我更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是我们国家富强、民众致富的惟一出路，它不仅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大命运，也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小命运，而只有把个人的小命运与国家的大命运联系在一起，你才能获得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当我还是一名记者时，我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拥有一个得于实现改革理念的舞台。
厦门日报：您是以报告文学出名的，说说文学对您的人生影响。
张胜友：在知青年代，文学是我苦难生活的最大享受，当我劳累了一天后，捧起文学作品来，就像进到了精神的殿堂。我们村有个“右派”，他的家里有很多藏书，我劳动之余经常跑到他家去，这些藏书为我以后走上文学道路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厦门日报：现在您搞起经济了，对于放弃写作，有遗憾吗？
张胜友：没有！当我全身心当作家时，也没能成为一流的作家，现在，我搞起经济了，即使我抓住笔不放，也更不可能成为一流的作家，反而可能因为一心两用而耽误了经济改革，所以，与其如此，我倒不如全心全意地做好出版管理与改革。
关于知青情结
走出来，把经历化作前行的动力
厦门日报：作为一名知青，您如何看待知青情结？
张胜友：过去的那个年代是动荡的年代、苦难的年代，也是贡献青春的年代、值得终生记忆的年代。但是，我们不能总沉湎于过去，不能无休无止地诉说苦难，不能把苦难当作包袱。时代正在经历着伟大的变革，我们应该迅速地走出来，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改革的洪流中，往前看，把知青经历化为前行的动力。现在，在全国各行各业中，都有我们知青勇挑重担的身影，这就更加说明了，谁先走出来，谁就先被时代所认可。
关于厦门文学
厦门作家应敞开胸怀，拥抱伟大时代
厦门日报：作为中国作协领导，您对厦门的文学发展有何期望？
张胜友：厦门是个理论上可以出大作品、大文豪的地方！厦门好山好水，艺术氛围浓厚，历史文化积淀丰厚，现代化建设成就引人瞩目，这些为厦门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土壤。现代社会要比以往任何时候，丰富得多，绚烂得多，这些是作家创作的源泉，同时，在我们的改革进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果作家能够抓住这些本质问题，切入时代深层，必将写出大作品。厦门比起内地，在许多方面要丰富得多，尤其是改革进程，所以，我希望厦门作家能够抛开小圈子，敞开胸怀来拥抱这个伟大时代，写出伟大的作品。别坐失良机！
人物印象
思想的火花在寒夜跳跃
张胜友的名字很响亮，在出版界有如雷贯耳之势，他在改革方面创造的奇迹引人瞩目，《经济观察报》对他的评价是：以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非破坏性的方式，推动着中国的变化。
可是我们见到的张胜友却是其貌不扬的，如果他走在大街上，则很快会被人海所淹没。
厦门知青闽西乡亲春节联欢会的那个夜晚，我们坐在角落里从侧面看了张胜友两个小时，他坐在第一排的领导席上，舞台上，他的知青兄弟姐妹正在吹拉弹唱，他眼睛看着台上，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台上一有人说客家话、演客家戏或者打客家拳，他就停下烟来兴奋地侧过脸与人交头接耳，在节目的间歇，他总爱回过头来，他一回头，就有人低声而又执著地对他喊着：“胜友！”这时，他会赶紧站起来，对发出声音的人抱拳、点头。这时，真不知他把燃着的香烟往哪里搁。
我们与张胜友面对面采访只有半个小时，亲切与务实是他留给我们的最深印象，比如，他先对我们招呼：“喝茶吧！”我们还再客气，他就直奔主题：“不喝？那就开始吧！你们都想知道哪些？”而当他神采飞扬地说起他的改革时，我们分明听到思想的火花在寒夜里跳跃。这就是一位改革家。告别时，他边送我们边嘱咐：“不清楚的，随时打我手机！”走了几步，回过头，发现他还站在厦门文联宾馆的走廊里，一手插着衣兜，一手挥动着，这时，他又像邻家慈祥的大伯大叔。
文/本报记者年月 宋智明图/本报记者 郑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