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武岗黄埔情》所思

     一九三八年，湖南西南边陲武岗，同时也聚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青年，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独自由，努力学习军事科学知识，结业后上前线奋勇杀敌驱逐日寇，有的英勇牺牲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刘桦华先生回忆：“李伯伯（李明灏将军）带了大批军官、办学人员携家带口来到资水上游武岗这个小小的县城，顿时街头巷尾好不热闹，而且只用了一年时间，四乡的山冈上，那么多军营房舍、大礼堂等公共设施便拔地而起，整个县城繁荣发达起来……” （摘自《武岗黄埔情》）

       刘公武将军回忆：“……我带着在武汉招考的第十五期一部分学生，从武昌乘火车到湘潭易家湾下车，然后徒步到达武岗。路上风餐露宿，宣传抗日，人人精神振奋，没有一个人掉队，充分表现了青年学生从军国的坚强意志和决心。”（摘自《武岗黄埔情》）

      刘公武将军还回忆其兼任县长前、后武岗的情况：“‘长沙大火之后，湖南局势混乱。当时担任武岗县长的宋仁楚（黄埔军校五期，宋希濂的大哥） 出巡到南乡，被土围困在一个堡里……’我兼作县长……有责任安定地方，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巩固抗日后方……’ （摘自《武岗黄埔情》）‘从此，武岗长期匪乱，绅匪勾结，借匪自重、为害地方的局面，才为之一变， 全县治安得以维持，人民也得到一时安居。’” （摘自《武岗黄埔情》）

    尤广才先生毕业后奔赴缅甸前线对日作战其回忆：“我……于是带两个传命兵，向火线跃进。被敌人发现，子弹从我头顶、身旁嗖嗖穿过。只听到‘扑通’一声，我转身看，号兵周勇倒下，鲜血从胸部军衣内直淌。这时又是嗖嗖的子弹声，落在我身前……（摘自《武岗黄埔情》）只见刀光剑影，杀声震天，第一排正和敌人肉博拼刺刀……一阵厮杀，敌人终于不支，落荒而逃。两个排穷追不舍……一直追到瑞丽江边……”（摘自《武岗黄埔情》）

   《武岗黄埔情》是经过抗战烽火的洗礼和历次运动的幸存者或其后裔用平实的语言叙述的历史。言之成理，言之有物，读后使人了解了当年李明灏将军，为抗日前线培养军士，办黄埔分校时的艰辛；为有良好的办学环境和巩固的抗日大后方，刘公武将军大智大勇平熄匪患化腐朽为神奇的动人故事；武岗人民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的重大的牺牲和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许多前辈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奉献出自己的青春；从字行中了解到先辈们在国难当头的岁月里想什么，干什么，什么是喜，什么是怒，什么是哀，什么是乐，将永远激励着我们振兴中华的信心。

    早些年有所忌讳不敢讲真话，时过境迁，有些亲历者过早地逝去，这段历史可能还有更多的动人情节，而无人知晓了。应当感谢刘晓同志对历史的高度责任感，首先提出编纂《武岗黄埔情》。《武岗黄埔情》的出版，武岗人民没有憾事，海外黄埔人感到欣慰，而且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健康人人讲真话的社会。

    我们在受教育的时候，听老师讲抗战历史，将一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抗战史，仅知道抗战是在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创建革命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的历史。那时我们都很幼稚，认为抗日战争就是路军、新四军与日寇的战争，其余的武装力量见日寇望风逃窜，溃不成军，后来成了伪军，专跟八路军、新四军作对。

    下放农村在劳作之余，听队里一位曾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讲叙他参加抗战的经历。有很多事是书本上无法看的，其中有两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其一，当兵的扎棕编腰带穿草鞋行军，美国大兵坐在吉普车中，看到能吃苦耐劳的中国士兵非常敬佩，个个都竖起大拇指称赞。其二，常德汇战时在日寇的枪林弹雨中士兵掩护城里的百姓转移，事已过了二十多年，每次他谈起这事还特别兴奋。当时我很警惕，因为从没听说过常德驻扎过八路军和新四军，那么是什么队伍掩护城里百姓转移的呢？我顿生疑惑，在这些类似的问题上对别人来说可能是认识问题，可落到我的头上会变成了立场问题，生怕遇上阶级敌人和国民党残渣余孽造谣，受到牵连遭灭顶之灾。队里的贫协主席说，这位参加过抗战的老兵，是被抓壮丁出去的雇农，从此后引起我对抗战历史的关注。但仅凭一位生活在社会底层，参加过抗战的老兵的叙述，他是无法了解深层次的问题有其局限性。心里时常在想：有敌后抗战，那么就会有敌前抵抗，敌前是些什么队伍呢？全国抗战的形势是怎样的呢？很多问题想弄清楚，可惜无书可看，无资料可查。改革开放后，我在报刊杂志陆续刊登了不少参加抗战前辈的回忆录，又有机会看到海外历史学者的有关著作，拓宽视野，才能比较全面、真实地接触到抗战的历史。

    抗战爆发前我国多数地区所收土地税仍根据明代底账，这套底账沿用了六百余年。全国钢铁产量13000吨，相当于1995年全国90分钟的钢产量。可是当时的日本经过明志维新后逐步富强，进入发国家行列。而中国仍是中世纪农耕社会！日本军事领袖向天皇汇报：“中国事件（即占领全国）只要三个月就可以解决……”

     抗战之初，所着重的曾国藩的蛮干精神，官兵吃饭只要吃够，不要吃饱；发现伤兵无医无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曾国藩语）。”全国动员兵力300万至500万，武器装备奇缺，只有步枪100万支，兵工厂生产的子弹，每位士兵每月只能分得四发。“……史迪威为驻华武官时，曾亲见1938年江西德安之役有一个王团，全团只有轻机枪四挺（应有100挺），每挺配子弹200发（可10分钟内射完）。但仍向日寇攻击，激战五昼夜之后全团1500人只有400人余存，死伤1100人内有600人阵亡。”（摘自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209页）

    蒋介石所撑握的30个德式装备的步兵师，不到一年耗损殆尽。兵源补充都是吸收地方保安和征调农民（抓壮丁），人员素质与日方相比差距很大。“我在军官学校毕业后，在1941年分发到部队当排长，我手下36个士兵，就只有四五个能识字。”（摘自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75页）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用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抵御强敌，奋战八年，赢得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

     据黄仁宇先生在抗战胜利去上海接收时的记叙：“沪上各学校纷纷组织欢迎队，到江湾机场迎接国军……时人还以为我们的军队是百战英雄，及至看到下机的士兵身体孱弱，掮水桶，扛箩筐，与苦力无异，已失去了对我们的一般仰慕。”（摘自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201页）

    历史的真相被隐瞒、遮蔽或者对真相躲躲闪闪的事，历朝历代时有发生；有的颠倒黑白、公然编造、无耻虚构误人千秋。《论语·子张篇》记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这就是说：“商纣的坏，不像现在传说的这么历害。所以君子憎恨居于下流，一居下流，天下之恶全都算到恶者身上了。”似乎君子的过错如日蚀月蚀，谁都能看见，不值得一提，这不是科学的历史观。中华民族要振兴，不能割断历史，应当用客观包容的胸怀对待历史，实事求是梳理历史，决不能把历史作一种抒情的工具。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必然有它的前因后果关系，不应该对已过去的事情去评价如何展开才合理，而是要说历史是如何展开和如何终结的，还其本来面貌。

    我们生活在历史发生巨变的时代，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国人民朝者一个个目标前进，当一个目标到达后，在朝另一个目标前进时，会产生许许多多问题不能顺利解决，面前又给予人民多个选择。但是，人民都不愿意看到在选择的过程中，发生过头足倒置的事情。许许多多久信的什么以及宣扬为应信什么，绝大多数是经不起历史分析的。

    1938年，史迪威将军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中国人的精神伟大可佩，中国人只要保持这种精神，不怕没有出头的日子。”中国人站立起来60年了，保持这种精神，中国人出头的日子就在眼前。历史是面镜子，可以知兴替，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迈出坚实的脚步朝下个目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