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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乡后的业余生活极端匮乏，除了发上一些政治宣传资料外，只能从广播里听听“八大样板戏”。我带的几本小说，翻来倒去的看了好几遍，一到晚上，就只是打打扑克吹吹牛。前一阵，实在是无聊，玩起了小孩的把戏——吹银壳子。每人每次出二分钱，国徽朝上排成一溜，轮到谁吹得只剩下一枚国徽就赢了。

  别人都有输有赢，唯有张宏吹技超群，十几枚钢镚，他头轻轻一摆，一口气全能吹翻。输得最多的是林东亮和杨建成，这一阵子他俩好几块钱已经到了张宏的口袋里。

  “哈哈！我又赢了！”张宏喜滋滋地把桌上的钢镚扫到了手里。今晚他又赢好几毛了。

  “不玩啦！”陈铁军拍拍手站了起来。其他伙伴也陆续离开了桌子。

  张宏意犹未尽：“再玩一会儿吧！”

  “不玩了不玩了！”彭新民道：“还是来一段《沙家浜》吧！”

  这些年中，“八大样板戏”人们都耳熟能详，上至八十岁老人，下到几岁小孩，谁都能哼上两句，何况我们下了工就无事所所，平时没事就来上一段。

  彭新民演胡传奎，张宏尖着嗓子唱阿庆嫂，我当仁不让是刁德一，来了一段《沙家浜》第四场“智斗”。

  正唱得兴致高涨，门口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知青模样的人。

  “好热闹啊！”他站在门口说 。

  “你是…”孙海潮迟疑道。

  “我是对面大同公社的，听说农场来了不少长沙知青，今晚没事过来看看。”

  “欢迎！欢迎！快进来坐。”我热情地招呼道。

  “你们队里有多少知青？” 坐定后他问。

  我递给他一支烟：“新的老的加起来有十四个。你们公社呢？”

  “我们七0年下到沅江的有好几百人，分到生产队就只有一两个了。”

  “那你们有食堂吗？”赵玉萍问。

  “哪有！都是自己开伙。”

  “粮食够不够吃？”

  “哎！别提了，下乡时还有点补助，后来就与农民同工同酬了，十分工才一、两毛钱，一天吃一顿饭是经常的事。不光这些，甚至有女知青还遭到一些当地干部的凌辱。”他略带伤感地说，顿了顿又道：“也不是说农民全对知青不好，但知青受欺负绝不是个别现象。”

  一席话，听得伙伴们心里沉甸甸的。

  我们现在是由国家每月补助十八块钱，三十斤粮食。至于以后会是个什么情况，谁心里也没数，想想还不会到他说的那种地步吧。

  他口才非常好，聊着聊着开始讲起了故事，讲完《秋山一阵红》，

  又来了个《第二次握手》，伙伴们听得津津有味，他也乐此不疲，到后半夜，鬼故事又上场了。这下可好，他坐在窗户边，窗帘随着微风在他脸上“呼哧呼啦”，煤油灯光忽明忽暗，他的脸也突隐突现，加上他绘声绘色、声情并茂的讲述，听着听着，本来四散坐着的伙伴们开始互相靠拢，女生们更是都挤在了一个床角落里。听到恐怖之处，全都瞪大了眼珠子，凝神屏气，连大气也不敢出。

  到凌晨，故事会才结束。

  后来他又来过几次，每次讲鬼故事是必然的节目，而我们每次都吓出一身冷汗，好长时间夜里都不敢一个人出门上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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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男知青别往这边看啊！”钱大婶冲我们喊道：“我要方便方便。”

  跟妇女们在一起摘棉花，本来她们开着一些粗俗的玩笑，弄得我们就很不自在，钱大婶又来了这么一出，更是一脸的尴尬。连平时什么都不在乎的彭新民，也晃晃脑袋，伸伸舌头做了付鬼脸。

  “钱美华！你别胡搞行不行？他们都还是一些小年轻你不知道啊？”潘大姐生气的说。

  “我不就是逗逗他们嘛！还说得这么认真。”她讪讪地说。

  “你们别理他。”潘大姐转头对我们说。

  摘棉花算是比较轻松的活，但有一样恼人，棉朵里长着一些一寸来长、胖嘟嘟的棉花虫，收工回家，衣服里还不时爬出个几条来。

  黄昏时分，抬着棉花袋回家。远远望去，家家茅屋顶上炊烟袅袅，收工的人们，从田间各处悠然地往家走着，一派恬淡怡静的景象，与城市间的喧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们下乡后的生活还真的差不多。摘棉花；开玩笑。队上那些堂客打情骂俏的情景看样子还是记忆犹新喔。

    “ 跟妇女们在一起摘棉花，本来她们开着一些粗俗的玩笑，弄得我们就很不自在，钱大婶又来了这么一出，更是一脸的尴尬”每个队上的模式一样。看来也是当时文化生活匮乏，而养成的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