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顿完毕，大伙都聚到屋前的草坪上，观察起周围的情况来。

   我们这幢房子与两头十数幢茅草房别无二至，想是湖区风大的缘故，屋檐低得不能再低，远远看去，像是一个个巨大的草垛。已是正午，家家户户的屋顶上升起了阵阵炊烟，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柴草燃烧的味道。

   一群小孩在不远处向我们好奇的观望，有好几个拖着长长的鼻涕。他们那脏兮兮的小手 ，好像是从来就没洗干净过。天气还有些凉，居然大部分都光着脚丫子。

   一个肩头扛着梨、牵着一头大水牛的年轻人走了过来，他头发蓬乱，穿着一件到处都裸露着棉花、已分不清颜色的破棉袄，腰间扎着一根粗粗的草绳。

   走到我们跟前，他操着一口地道的长沙口音问道：“你们是刚来的长沙知青吧？”

   “对呀!看样子你也是长沙的咯？”我说。

   “是的，我叫张友国，比你们早来两年。”他介绍自己，接着又道：“好了，这回有伴了。”说完，牵着大水牛慢腾腾地走了。

   大伙都惊讶地望着他远去的背影。

   “难道以后我们也会像他一样吗? ”每个人都这么问着自己。

   “同学们，都安顿好了吗? ”谢支书走了过来。

   “差不多了。”陈铁军说。

   “那就吃饭去吧！” 谢支书道。

   大伙跟着谢支书往食堂走去。一路上，不断有三三两两、拿着各种农具刚刚下工的人们。

   “谢支书，把小知青接来了？”一个三十多岁，扛着一把锄头的高个子女人问。

   “是啊!这不刚把他们安顿好。” 谢支书说。

   那女人转头跟我们打招呼：“你们好！”

   “你好! ” 孙海潮说。

   “我也是长沙人，六0年来农场的。”她自我介绍道：“我姓潘，以后你们就叫我潘大姐吧，有空到我家坐坐。”说完，她急匆匆扛着锄头走了。

   好一个风风火火的女人。

   “她是周队长的爱人，两口子都是六0 年来的。” 谢支书说。

   说话间，已经到了生产队食堂。

   “好大的灶台啊！”走在我前面的郑丽云惊呼。

   郑丽云属于特有心计的女生，性格与李艳红绝然不同。

   食堂里，足有半人高的灶台几乎占据了一半地方，三口一米多直径的大铁锅，巨大的笼屉码了五六层。屋子另一边的空地上摆放着几张大方桌。

  “这是队里专门安排给你们做饭的郭妈。” 谢支书指着一个正站在灶台旁炒菜的大娘介绍说。

  “郭妈好！”我走上前去打招呼。

   “你们好！孩子们。”郭妈转过身来说。

   郭妈个子不高，头上有一半的银丝，脸上透着一股慈容。

   谢支书接着介绍：“这是聂爹。”

   只见灶台下站起一个正在烧火的老人，他微微有点驼背，剃光了的脑袋上又长出了一层白茬，两只长长的耳朵，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皱纹。还是初春，但他的衣袖和裤腿都挽得高高的，裸露出的胳膊和小腿上布满了蚯蚓般的青筋。

   孙海潮走过去说：“聂爹好。”

   “嘿嘿，好，好。”聂爹搓着双手局促不安的说。

   “聂爹年轻的时候能挑起五百斤的担子。” 谢支书说。

   “嘿嘿，嘿嘿。”搓着双手的聂爹更显得手足无措了。

   张宏凑到灶口边，道：“我来帮你烧火吧！”

   聂爹急忙摆着双手：“不用，不用，饭已经好啦。”这回他终于没搓手了。

   “孩子们，别都站着，快坐下来吃饭吧。”郭妈招呼大伙说。

   一大盆肉，一大盆鱼，加上一大盆炒萝卜丁。

   一路劳頓，大伙显然都有些饿了。

   “这米饭真好吃。”彭新民边吃边说。

   “那当然了，这是柴火烧的，而且是新米，肯定比我们城里的饭好吃。”杨老师说。

   这来农场的第一頓饭，伙伴们都吃得格外的香。

   吃完饭，大伙出得门来，顺着堤坡爬上了堤坝。

   “呆一会儿回屋开会啊！”杨老师在堤底下喊着。

   眼前的小河，微风吹起一层层水皱，近处的河面上，一条渔船的船头，站着一个身披蓑衣、头戴斗笠的男人，一手拿着一个近两米高、漏斗形的鱼罩，一手拿着一柄鱼叉在叉鱼。只见他，将鱼罩快速地按向河底，用鱼叉在鱼罩里搅几圈，反复多次，终于叉上来一条尺来长的鲤鱼。

   望着渔船，我心痒痒的说：“一会儿开完会跟谢支书说说，弄条渔船过过瘾。”

   “我看行。” 孙海潮马上符合道。

   “河对面不知道是几分场？”陆小婉说。

   陆小婉性情温和，学习成绩特好，父母都是老师，父亲还是中学校长。她和我都参加了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有一次排练歌舞“长征”，她套在外头的灰军装裤子没系好掉了下来，羞得她好一阵子不敢正眼看人。后来那个节目在全市中学汇演中拿了个第二名。

   “那是大同公社，不是我们农场了。”身后传来团支书的声音：“我们这里是工、农、兵交界的地方。”

   望着我们不解的神情，他马上解释道：“我们是农场，虽然也是种地，但不叫农民，叫农垦职工，这算是工。对面是公社，是农。”他頓了頓，伸出手指着北面，道：“你们看到远处那条大堤坝了吗？”

   大伙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在我们脚下的堤坝尽头，

   横着一条更高的堤坝。

   “大堤坝另一面是一条比这还宽的河，河对面是部队的军垦农场，那就是兵。”他说。

   “哦”大伙恍然大悟。

   我还惦记着打渔的事：“我们队里有渔船吗？”

   “船倒是有几条，但是不能在河里打渔。”团支书说。

   “那是为什么啊？” 孙海潮和我一样着急。

   “因为这条河是归对面公社管。”他说

   顿时，我象泄了气的皮球。

   “那这河里的鱼是公社养的吧？”林东亮问。

   “河里的鱼不用养，隔一两年，他们把两头的闸门关上，将河水抽干，就可以把鱼捞得干干净净，然后打开闸门，大河里的鱼又游了进来。”团支书说。

   “天啦，这么多的水，得抽多长时间啊？”陆小婉惊讶的说。

   “得抽两、三个月吧！”团支书指了指北面：“前面河底有个大坑，水抽干后，整条河里的鱼都顺着河道里挖的深沟，全部都集中到那个大坑里了。”

   本来无精打采的我，立刻来了精神：“那得有多少鱼呀！”

   “每次都有个十几万斤鱼吧！一脚下到水里，就踩鱼堆里了。” 团支书说。

   十几万斤鱼挤到一个水坑里，那种情景简直令我神往。

   万万没想到，第二年，就在团支书所说的那个水坑里，在我和我的伙伴们身上，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捞鱼风波。

“同学们！开会了。”堤坝下传来了谢支书的声音。

   大伙陆续走下堤坝。食堂门前，立着一根十来米高的长木杆，木杆顶端还有一面小红旗。

   “这是干什么用的？”我指着木杆问团支书。

   “这是出工、收工用的信号旗。”团支书解释道：“红旗立着，表示出工，红旗倒下，就表示收工了，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有趣的是，连我们这里的耕牛都看得懂信号旗，红旗一倒，牛死活不干活了，任你拿鞭子怎么抽，它就是不动。”

   “牛还能看懂？不可能吧！”陈铁军表示不相信。

   “那你们以后自己验证吧！”团支书说完，迈着外八字步，背着手哼着走了调的样板戏，朝我们屋走去。

   会议开始前，谢支书介绍了我们已经见过的张友国，和另外一名老知青杨金凤，接着又介绍了农场的一些基本情况。

   我们农场的前身是一座劳改农场，一九五九年交给了地方政府，成立了国营农场。农场总面积七十五平方公里，总人口一·一万人，耕地七·一万亩。我们生产队一百多号人，耕地面积近一千亩，也就是说，除了老人和孩子，平均每个劳力担负着十多亩田地的耕种，这个数字此刻对我们来讲，没觉得有什么意义，时间长了以后，对农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才知道这有多么的艰辛。在山区有些地方，人均才有三、四分耕地，且也没有多么的轻松。

   我们队以种植水稻、棉花为主，其他经济作物有黄豆、甘蔗、西瓜、芝麻、油菜籽等等，还有一个养猪场，一个养鸭场，一间小小的酿酒作坊。

    随后，团支书介绍了团组织情况。我们十一人，只有赵玉萍、陈铁军、陆小婉是团员。

   最后，谢支书代表总场任命赵玉萍为知青排排长，陈铁军为付排长。

   赵玉萍在学校就是我们班的排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年级称连，班级称排），她稍有点胖，扎着两根羊角辫，我们都叫她“告状婆”，班里的捣蛋分子，一遭到老师的批评或家访，找不着原因的时候，总会与她挂钩，虽然大多数时候都冤枉了她。

   散会后，张友国和杨金凤留下来与我们聊了起来。他俩都是七0年来农场，家庭出身都不好。

   眼下这个时代，家庭成分不好的子女，统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入党、提干、参军、招工等方面，比常人矮了一头。他们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才有实现的可能，这也是这个年代许许多多悲剧中的一个。

  作为老知青，他俩向我们传授了他们两年来在农场的一些经验和体会，并且善意的提醒我们要作好吃苦的心理准备。

   这一聊，一下午就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郭妈，饭好了吗？”我一进食堂就问。

“已经好了，可以吃了。”郭妈说。

   大伙一窝蜂涌进了食堂，张友国和杨金凤也在其中。我们来之前，他俩是在职工家里搭伙，现在也和我们一起吃食堂了。

   一进门，大伙就抢地方、争座位，一时间食堂里显得好不热闹。

   “看看你们这付吃相，一个个像是饿痨鬼变的。”我吃着碗里剩下不多的米饭，逗着伙伴们说。

   “你比谁都吃得多，还好意思说别人。同志们，把他的饭碗没收。”彭新民的话音没落，好几只手伸过来把我的饭碗抢走。

   “孩子们，这是干什么啊？怎么抢碗呀！”郭妈见状走过来说，大概她从没见过这种阵仗。“不要紧，我再给你盛一碗。”她对我说。

   “不用了郭妈，我已经吃饱了。”我赶紧说。

   “真的吃饱了？”

   “真的”

   郭妈这才转身走开。

   晚上，队里为我们举行了欢迎会。天刚黑，全队男女老少陆续来到食堂，人多，连灶台上也坐满了人。男人们都抽着旱烟叶，屋子里飘荡着呛死人的烟味。女人们“叽叽喳喳”聚成好几堆，她们不光嘴没闲着，手上不是在织毛衣，就是在纳鞋底。孩子们遇到这种场合也绝不会放过，满屋子跑来窜去闹翻了天。

   “同志们，安静一下。”谢支书奔波了一整天，声音略有些沙哑。

   屋子里慢慢静了下来，只是还有几个小孩还在闹个不停。

   “贺主任，把小家伙都轰出去。”谢支书对妇女主任说。

   妇女主任立即起身，把一帮小孩赶出了会场。

   谢支书清了清嗓子：“同志们，今晚我们在这里召开大会，欢迎十一名从长沙来的知识青年，在此，我代表全队的男女老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屋子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从今天起，他们每一个人都将是我们这个集体中的一份子，将与我们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也希望知识青年同志们在我们这个地方生活好、工作好，得到很好地锻炼。同时，更希望全队的老职工们，在各方面给予他们无私的帮助，使他们能够尽快的融入到我们这个集体中来。”

   谢支书热情洋溢的讲话结束后，杨老师也向队里表示了感谢，我们也一一作了自我介绍。

   接着，赵玉萍代表知青发言，不外乎“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农村干革命”等等眼下时髦的豪言壮语。

   望着一张张终年在田野里劳作，日晒雨淋而变得黝黑的脸庞，我暗自寻思，今后我就将与这些人为伍，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了。他们能够接受我们吗？而我又能适应这里的环境吗？

   管他呢！船到桥头自然直，他们能在这里生存，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我又想。

   “这根本还是一群娃娃，能吃得了这里的苦吗？”我前面有人在小声嘀咕。

   “我看够呛，弄不好呆个三月两月就得跑回家去。”又有人接口道。

   “等着瞧吧。”我心里暗暗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