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其人

舒芜本名方管，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的家庭里，是桐城三方“鲁谼方”一系。他的曾祖父方宗城曾师从姚门四弟子之一的方东树，后为曾国藩幕僚；他的外祖父马其昶，31岁作《桐城耆旧传》，后经安徽巡抚推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教习；祖父方守敦，是近代知名诗人、教育家和书法家；姑母方令孺更是“新月诗派”的才女。舒芜自幼爱读诗书，有着极好的旧学底子，读中学时开始办报。后来流浪到四川，凭借着深厚的家学功底，高中未读完的他却能够受聘到一些高中和高校里当老师，并讲授着“墨子指导”这样艰深的课程。家乡的文化土壤孕育了舒芜学识上耀眼的光泽，使得他很快济身进文化界与学术界，并能和名作家台静农等用诗词相唱和。但真正把舒芜推向赫赫位置的却是胡风。

舒芜与胡风

   舒芜是通过小说家路翎而结识胡风的。他们相逢的时候，舒芜不过二十出头，而胡风则已是当时文坛最重要的批评家，是鲁迅的学生兼挚友，“左翼”文学的正宗传人。经胡风之手，舒芜发表大量的哲学论文，其中《论主观》一文一经发表便遭到了茅盾、冯雪峰、胡绳、林默涵等重量级中共高层文化界人士关注和批判，而在这个时候胡风和他的友人们却在不断支持着他并因此而展开了和这些高层文化界人士的论战。

   建国后，胡风来到京城，恩怨重起，舒芜则被抛弃在南宁的一所中学中。当舒芜渴望通过胡风的关系把自己调到京城来工作的时候，他失望了，因为胡风的受冷落让舒芜陷入了无尽的凄凉中。传记家李辉这样描述着舒芜当时的心理：“他知道自己的过去、胡风的过去，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了、胡风的受冷落，对他，正是一种强烈的刺激。”“他还不到三十岁，他有满怀的才华要展现。沉默不属于他，无为也不属于他。”

  《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舒芜建国后发表一篇重要的文章，也是他不再沉默的最好表现。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很多事情就在必然与偶然间形成了。这篇文章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后，随即被《人民日报》转载，并由当时国家主管文艺工作的胡乔木加了按语，第一次点出胡风小集团的存在，成为后来“胡风反革命集团”得以“形成”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口。舒芜的这次出卖，换来的是自己顺利进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而自己的至交好友路翎则遭到强烈地批判，胡风也被转入这次大风浪中，再也无法脱身。而后更因他交出私人信件作为批判胡风的根据，导致了株连2100多人、被捕92人，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的共和国第一冤案“胡风集团案”被最高领袖所定案。

  对于“胡风集团案”舒芜一直讳莫如深，随后又轻描淡写或者干脆进行辩解。为此评论家林贤治这样写到：“对于胡风集团事件，《<回归五四>后序》勾勒出了某个局部的较为真实的外部轮廓；它的出现，应当算得是历史的一个进步。但是，文章终究不敢触到死穴，人格的缺陷，内心最阴暗的地方。”“假如自私、卑怯、不义就是人性恶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让一个人弃恶从善，而非要隐善扬恶不可呢？如果叛卖者就叫犹大，那么正如胡风的朋友聂绀弩所说：‘人们恨犹大，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之类’这是为什么？……建国以后，卖友的情形尤甚。这就不能不让人考虑一个个人以外的社会问题，国情问题。在追究个人责任的时候，决不要因此转移了大的目标。认识和改造人格赖以产生的环境，与人格自身的完善是有机地联系着的。如果舍弃了对社会环境的追问，而专注于个人道德的完善与否，最终也只能使知识分子保持‘慎独’而失去现代的意义，人格也将是不完整的。”

  舒芜后来一直没有得到胡风和他的友人们所原谅，毕竟三十年的苦难，不是说过去就过去的。在新近出版的“胡风集团”重要人物诗人牛汉的口述自传《我仍在苦苦跋涉》一书里，牛汉说在80年代初，一次作协开会后，舒芜试图想到胡风家看望胡风，结果为胡风所拒绝。

   还是上海学者陈子善说得好：“‘胡风集团冤案’是历史悲剧，也是舒芜的个人悲剧。虽然这是时代所造成的,但也有舒芜个人的责任。”

暗暗的死还是他人的歌？

   在叙说和争论中，舒芜终于离开了我们。他的离开有被歌颂的，也有被咒骂的。历史是无情的，即使我们现在极力夸饰他在世时所取得文化业绩，但却永无法抹去他在历史上所涂抹上的污点。

  在舒芜离开这个世界两天后，《东方早报》用《舒芜：半生是非俱终结》这样文字做着报道的标题，它似乎在暗示着我们人死之后是非将因此而散去。但是，我想说的是真实的历史难道就真的那么容易散掉吗？

  去年的12月30日，舒芜写了一篇《暗暗的死与他人的歌》的文章，其结尾处悲凉意自现：

  “ 有人说：从来没有听说叫花子自杀的，不论他怎样在死亡线上挣扎，形单影只，啼饥号寒，已毫无生人乐趣，可还是千方百计地挣扎。他们是要在这个世界上追求什么享受么？不可能。他们无非想象不出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根本没有了自己，想象不出一个没有自己存在的世界。陶潜作的《挽歌》中有句云：“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意思是，送葬的各自回家了，其中也许有的亲戚余哀还未尽，别的人已经又唱起歌来了。人死了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是寄托躯体于山阿，和山陵同化而已。陶公千古旷达人，他才打得破这道关，这几句诗真是写尽了他的高旷襟怀。”

   也许在舒芜心中，他早已知道自己永生也无法摆脱“是非”了，而只有死才能让自己得到真正的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