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在红网见杨涌泉发的《抱愧湖南》帖，觉其颇有见地，一个外省人对湖湘文化的评价也较公允，奇怪的是少人问津，点击仅70余人次，顶帖只我一人？乃转此备考。其在网易博克自我介绍：

杨涌泉

北京 西城区 40岁 金牛座

　    抱愧湖南/杨涌泉    文

       一
　　
　　我在湖南旅行的时候，总是抱着一种愧疚的心情。长期以来，我一直以为“湖南人只会种田、读书和打仗，根本不会经商”。而且对于这样的认识，从来没有产生过怀疑。
　　也许是“湖广熟、天下足”这句为全国人民所乐道的谚语，在我的思想里很深刻的原因吧，我始终觉得生活在这样一个美丽富饶之乡的人儿，根本犯不着“舍本求末”，非得通过经商不可来养家糊口！
　　也许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那座让湖湘儿女引以为豪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曾经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旷世奇才的原由吧，我始终认为这样长期受到传统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熏陶的湖南人，大都是“学而优则仕”，根本不会有人会去选择从商吧！
　　也许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以至后来“无湘不成军”这句流传甚远的俗语，描述了许许多多湖南人擅长军事这样一个客观事实的缘故吧，我始终以为湖南人很是会打仗，而且不怕流血牺牲！
　　这绝非是我个人的臆想，翻开众多的典籍和方志谱牒，的的确确是这样描述的。《左传》就有“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论语•泰伯》亦有“唐虞之际，于斯为盛”的记述。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说：“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
　　明代李釜源撰《地图综要》内卷：“楚故泽国，耕稔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越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
　　明人唐源撰《水利议》说：华容县“上通黔蜀，下达鄂汉。水陆商贾，多闽、粤、豫（章）、皖之人，旧有六帮之号。本邑务本者多，逐末者少，亦无轻商于外者”。
　　清同治《益阳县志》载：本地人“勤于农桑，拙于工贾。大约工匠所业，不过木、石、陶、瓦、皮、铁、织、染之类，民所需，工乃常习，此外细巧之技，多取资外方贸易，则谷米竹木纸笱之属，本地所产，外客集焉。故多开充牙行，或自行囤贩，次则屠沽小肆，其余诸货，则皆苏杭、闽广、豫章诸省客商营运，居奇于此，盖益滨资水，上通宝邵，下达江湘，舟楫流通，百货易集”。
　　民国《醴陵县志》记载：“民尚朴素，敦礼让，勤于农桑，拙于商贾”；“务本业而不事闲游，苦筋力而不鄙纤啬”。
　　十九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利希霍芬在他所著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一书中，曾这样来描述江西人和湖南人，他说：“江西人与邻省的湖南人明显不同，几乎没有军事倾向，在小商业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爱，掌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湖南人没有商人，而军事思想精神十分突出。江西人则缺乏军事精神，……他们没有湖南人那种刚健，取而代之的是对计算的兴趣和追求利益的念头发达”。
　　如果说史籍方志里的记述仅是一面之辞的话，那么来自德意志的利希霍芬对湖南人和江西人的评价，则应当是比较客观的。“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就连我最喜欢的从湘西走出来的乡土作家沈从文，也是这样描绘他眼中的江西布商的。沈老先生的家乡凤凰县，早在八十多年前，曾被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誉为中国最美丽的两个小城之一，当年由江西商人修建的万寿宫，至今仍是当地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可以说“安土重迁、不习商贾”，是以往湖南人一种普遍的社会习俗。明清之际，湖南已跻身于全国经济较发达地区行列，“壤沃水驶，夙饶稼穑”。但这种物质生活的相对安定与富饶，容易消解人们的经商热情，故而“民无大富，亦无大贫”。所谓“楚民质朴，其智巧不及豫章、苏杭诸处。本薄利微，见迂识浅，非长袖善舞者也”。
　　然而，“一个社会不能没有商人，近现代社会更是如此”，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里这样阐述，“商人、商品和商业资本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商人可以存在于任何社会微小缝隙中，为自己开辟出一个活动的大天地，这种顽强的生命力，遇到适当的机会便会勃发出旺盛的生机，以至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商业竟然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也就是明清时期，也曾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当时全国各地相继崛起了不少商人群体——商帮，他们驰骋于商界，犹如一支支劲旅，操纵某些地区和某种行业的商业贸易。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山西商帮、徽州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洞庭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山东商帮、陕西商帮和宁波商帮等十大商帮。商帮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在十大商帮中，没有湖南商帮。
　　多年以前，我在研究中国十大商帮的产生、发展及其兴衰存亡的时候，发现这些商帮之间，既有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地域特征。但不管怎样，这些商帮产生的地区，大多是地少人稠或山多地少的地方，农业发展上的限制迫使他们走上经商之路。譬如著名的晋商，明万历年间的《汾州府志》就有这样的记载：“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织耕少”；清乾隆《太谷县志》也说太谷县“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此焉”。还有著名的徽商也是这样，明清两朝的徽州府，下辖歙县、休宁、黟县、祁县、婺源（今属江西省）、绩溪六县，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徽州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民谚，叫“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由此可见一斑。
　　我对湖南的最初认识，是从课本上获得的。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教科书里说湖南不仅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而且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老师还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湖南是多么的美丽富饶，湖南省的省会长沙，还是全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那时的我就曾经羡慕不已，要是能够住在这样的地方该有多好啊！因为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所生活的黔南山区，连粮食都不能自给，更不用说富裕了。为此，在我的想象中，湖南人是不愁吃不愁穿的，生活在如此美丽富足地方的人儿，还用得着辛辛苦苦外出去经商吗？！更何况在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经商并不是一件十分光彩的事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不仅物华天宝，而且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如明代大思想家王夫之；清代“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魏源；晚清重臣曾国藩、左宗棠；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谭嗣同、熊希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代表陈天华、宋教仁；武昌首义的领导者黄兴；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共和国元帅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等，都是地地道道的湖南人。
　　近代中国，湖南出现过两次人才高峰，前一个代表是曾国藩，后一个是毛泽东。至到今天，这两个高峰尚无人企及。毁誉参半的曾国藩自不必说，毛泽东把湖南人推到了极致，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活脱脱打出了一个新中国。毛泽东一生都在“革命”，直到晚年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然而，这位一心一意要“为人民谋幸福”的湖湘儿子，却不太喜欢钱，而且还轻蔑有钱人和想赚钱的人，说他们“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顶礼膜拜，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
　　纵观整个湖南人才史，不难发现，这些人物大都是一些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很难找到一个商人。由此推断出“湖南人不会经商” 或“湖南不出产商人”，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以上连篇累牍的引述，似乎在为“湖南人不会经商”或“湖南人没有商业意识”等等类似这样的命题找到某种注脚。相信不只我一个人有这种看法，许多人也有这样的看法；不仅别人这样认为，相信有很多湖南人也这样认为。
　　然而，这样的命题是不公平的。我在一次湖南怀化的旅行考察之后，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在洪江参观，如果不是身临其境，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历史上竟然会出现如此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尤其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这个地方历朝历代都没有行政建制，也就是说没有政府，别说县一级的了，就是乡镇一级的政府也没有。那么，这样一个“商贾辐辏”之地，是靠什么来维护社会秩序的呢？而且还管理得井井有条、一派繁荣。……”

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实际上就是如此。西方发达国家的“市政厅”，并不是我们中国意义上的“市政府”，他们有的“市长”甚至是业余的。可见并不是“官”。他们的城市并不是官僚管理的，而是市民自己管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