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中共建党88周年。马克思的老师黑格尔说过，“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本文后面那侦探对留在会场的一大代表陈公博关于社会主义的评价倒是有趣。66年文革串联中灯火曾窜至当时七一路这幢公馆(当时叫“七一”纪念馆)，看过基本保持1921年会场原貌的餐厅。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末虽有过几次出差上海，但再未去过原一大会场。对于当年会议的介绍，似以叶永烈先生此文较客观及详尽。

   当年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密探究竟是谁？/叶永烈    文

   1921年7月30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一幢石库门房子里秘密举行闭幕式，一个陌生男子突然闯入。一大代表立即紧急疏散。就在代表们刚刚散去不久，那个陌生人就带着一群法国巡捕前来搜查。

   这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果真是密探吗？他究竟是谁？

   密探突然闯入，马林当机立断

   当时，出席中共一大闭幕式的总共有十四人：其中中共一大代表十二人（周佛海因病没有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两人。

    当事人后来在各自的回忆录中这样回忆那个陌生人：

   包惠僧回忆他“穿灰色竹布长褂”；李达说是“不速之客”；张国焘说是“陌生人”；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这便是留存在当时目击者们脑海中的印象。此外，再也没有更详尽的文字记录了。

   由于没有详细的线索，多少年来一直没有查清这个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密探。

   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笔者查清了这一历史谜案。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上的“李公馆”举行。“李公馆”是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住所。1921年春，三十九岁的李书城租下这里两幢房子，即108号与106号。他把两幢房子打通，李书城和妻子薛文淑住在108号楼上，而他的弟弟李汉俊则住在106号楼上。

   不久，李书城带着警卫梁平到湖南去了，在那里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李汉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他和李达一起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李汉俊说，他家房子大，可供开会之用。

   这样，中共一大就在李公馆底楼的餐厅里举行。

   7月30日夜幕降临之后，李公馆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马林来了，尼科尔斯基也来了。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忽然腹泻，只好独自躺在离此不远的中共一大代表的住处———博文女校。

    8点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然进来一个陌生面孔、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立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平日，李公馆的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打开……

    李公馆遭搜查，“共产党组织大纲”安然无恙

     在不速之客走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紧急疏散，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那里没有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他的书房里。

    陈公博不走，据他在《寒风集》中自云：“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现在有了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对他有这样的恶感……”

   此后的情景，唯有在场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亲历。李汉俊死得早，没有留下任何回忆。陈公博倒是写过两篇回忆文章。

   陈公博写的第一篇回忆文章，是中共党史专家李俊臣所发现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此文是在发生这一事件后十来天内写的。除了因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而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之外，所忆事实当是准确的：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

    ……那个侦探告诉我，他实是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思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

    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后来，陈公博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又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四十八支烟卷全部吸光!

破解历史之谜，巡捕程子卿浮出水面

密探为什么会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呢？经过中共党史专家的查证，是马林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马林，这个来头不小的“赤色分子”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又获释之后，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马林在1921年4月动身来华。因为马林早已引起各方注意，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

到上海之后，密探们更是把马林的行踪查得清楚、准确，并记录在案。7月23日当晚,马林来李公馆时就已经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然而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1926年进入法国巡捕房工作的薛耕莘先生说，他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

薛耕莘回忆说，那是20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程子卿跟他聊及，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首先进入李公馆侦查的便是程子卿！

薛耕莘说，程子卿是镇江人，生于1885年，读过三年私塾，后来在镇江米店当学徒。

在1900年前后，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他在那里结识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结拜为帮，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又因为他的皮肤黝黑，绰号叫“黑皮子卿”，属青帮的“悟”字辈人物。

1905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

程子卿连法语都不会讲，怎么会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呢？原来，在米店里不断地拎米包，他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

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最初做巡捕，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人萨而礼。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个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

薛先生有个习惯，凡重要的见闻，必定记录于笔记本。他和程子卿当时的谈话，亦被他记于本子上。新中国成立后，薛先生曾被捕入狱，笔记本被收缴。那个本子如今很可能仍在有关档案部门保存。

薛先生说，身为法租界的华人巡捕，程子卿跟他一样，处于法国领事馆、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势力的夹缝中。

程子卿在法租界有时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引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1931年至1936年间，程子卿曾先后收到七次匿名警告信，最后两次还附有子弹。程子卿曾在上海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遇刺未中。此后，程子卿上下班时，法租界巡捕房派员护送，前后达半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才得以平安度过。

薛先生说，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意识到可能被捕，求助于宋庆龄。那是因为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时，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这样，宋庆龄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也就没有被捕。1956年他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

薛先生因为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熟悉那里的法文档案，例如政治性案件归在“S”类，捕人报告归在“R”类。关于搜查中共一大会场的情况，可能会在法租界巡捕房当年的“S”或“R”类档案中查到准确的原始记录。

子夜紧急决定，李达夫人提议改赴南湖

在法国警察和密探们离去之后，陈公博才呷了几口清茶，忽地又闻楼梯响，陡地一惊，以为警察和密探杀“回马枪”。抬头一看，只见从楼梯上来一个人———包惠僧!

原来，在马林下了紧急疏散令之后，包惠僧和代表们走出李公馆，不敢回博文女校，生怕那儿早已被密探们所监视。于是拐入渔阳里，走进二号———当时住着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以及李达夫妇。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看看外面没有异样动静，包惠僧便自告奋勇，前来看看。

“法国巡捕刚走。此非善地，你我还是赶快走吧!”陈公博简单地向包惠僧介绍了刚才惊险的一幕之后，对他说道。

于是，包惠僧先走。李汉俊叮嘱道：“你还是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宿舍，防着还有包打听盯梢!”

包惠僧点了点头，消失在夜幕之中。

他走出李公馆不远，正巧遇上一辆黄包车，便跳了上去，在外绕了一大圈才步入渔阳里，来到了二号。已是午夜时分，李达家中还亮着灯光。一进屋，好多人聚在他家中，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包惠僧———因为渔阳里离李公馆并不远，而包惠僧竟一去多时未返，大家为他捏了一把汗!

包惠僧述说了李公馆的遭遇，果真是法国巡警出动，大家无不佩服马林的高度警觉。只是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离开了李公馆之后，怕甩不掉跟踪者，未敢到渔阳里来，在上海城里兜了几个圈子，各回自己的住处了。

“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李达说道。

代表们都赞同李达的意见。可是，离开上海，上哪儿去开会呢？

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开会。他原本因腹泻未去李公馆，迷迷糊糊躺在博文女校楼上。将近午夜，忽听有人上楼，睁眼一看是毛泽东。经毛泽东一说，他才知李公馆遭到了麻烦。“走，我们一起到李达家去商量。”周佛海这时腹泻已好了些，便与毛泽东一起朝渔阳里二号走去……

不约而同，大多数代表都聚集在这里。

“我倒有一个主意。”坐在李达旁边的王会悟听了周佛海的话，开口了。王会悟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但她是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

经王会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从上海开往南方的火车，都要路过嘉兴。”王会悟说，“最好是坐早上7点35分从上海开出的快车，10点25分就可以到达嘉兴。另外，上午9点、10点，各有一趟慢车，不过到了嘉兴，就要中午以后了。另外，下午2点50分，还有一趟特快。坐这趟车的话，得在嘉兴过夜。”经王会悟这“老土地”一说，代表们心中有数了。

“我看最好是坐上午7点35分这趟快车，当天来回。”李达说，“现在，我们的会议已经被法国巡捕注意，形势紧张，事不宜迟，以早开早散为好。”

李达的意见，得到代表们的一致赞同。

考虑到马林、尼科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嘉兴。

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也就不请他去嘉兴了。

陈公博说，当天夜里大东旅社突然响起枪声，发生凶杀案，使他再度受惊，决定不去嘉兴……

7月31日早上7点35分，一列快车从上海北站驶出，朝南进发。

在各节车厢里，散坐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只是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到达嘉兴之后，王会悟安顿代表们在鸳湖旅馆内开了房间，洗了脸，吃个粽子，暂且歇息，然后便请鸳湖旅馆账房先生代订画舫。

王会悟还特意要了一桌酒席，借了两副麻将。

订好画舫，代表们在“导游小姐”王会悟的带领下，来到了湖边码头。代表们分批登上一艘小船。小船来回摆渡，把代表们送上一艘中号的画舫……(摘自《讲述》2007年第九期 叶永烈文)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名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至３１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３号（后称望志路１０６号，现改兴业路７６号）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１２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他们代表着全国５０多名党员。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

   (其中陈公博与周佛海后脱离中共，并蜕变为大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