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人生的碰撞总是偶然又惊心动魄。《历史风涛中的文人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选自“新文学史料丛书”，是二十世纪若干文人在政治风涛中辗转颠簸之境况的真实记录，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中，包括了“胡风反革命案”、“丁玲反党集团”等文坛大事件。

　　“相信人民”

　　潘汉年同志被囚禁的最后几年里，我有幸(其实应该说是不幸)能见到他。那时我已经是“湖南省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的“老犯人”了。

　　大约在1974年底或1975年初，管绘图室的劳改队干部忽然交下一项任务，要在关押反革命犯的二队和关押女犯的一队的监房旁边各盖一栋小平房，叫绘图室赶快画施工图、编造预算。这两栋小房是干什么用的？盖起来以后让谁来住？干部照例不说，犯人和就业人员也照例不问。

　　我在被捕之前，从“大字报”上看到，胡风被判刑后关在四川，是单独监禁的，知道咱们国家里有这么一种囚禁犯人的方式。“文化大革命”打倒了这么多人，许多人被“永远开除”，被宣布为“反革命”，关人的地方当然需要很多啰。但是，究竟是谁会被关到这个井冈山脚下的地方来呢？——当时我万万没想到关来的会是潘汉年和他的爱人董慧。

　　大约在1975年夏天(也就是上述小平房改好后不久)，有个泥木队的犯人告诉我一个“新闻”:小平房里“住”进了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看样子是犯了错误的大干部，他们有不少的书，有钱买鱼和蛋吃，抽的又是好香烟。还有两个去给小平房修阴沟的犯人，还从老头儿手里弄到了一包“牡丹牌”。这一“好运”马上成为新闻，传遍了机械厂的监房，但随即也就产生了后果:“非奉命令，不准接近本队以外的犯人，尤其是特殊犯人。”这证实了我的判断:来者是被当作犯人的特殊人物。但是我仍然没有想到，他就是二十年代的诗人和战士、党在香港和上海的地下工作的负责人、在陈毅市长之下实际主持上海全面工作的老干部潘汉年同志。

　　就在“新闻”发生后不久，1975年八九月间的某一天，我们收工整队回监房，经过场部商店门口时，走在我旁边的一个犯人轻轻对我说:“快看！快看！站在商店门口的老头就是那个特殊犯人。”我一眼望去，是一个身材矮小、面容清癯、头发白多于青而且非常稀朗、穿着一件旧灰色派力司干部服的老头，手里提着一只小竹篮子。再一看他的面貌，似乎像一个什么人，可是又全然不能记起。一面看，一面走(犯人在行进中是不许出列的)，很快就走过商店了。我忙问那个犯人:“他是谁啊？”“特殊犯人嘛！”“真特殊！”旁边走着的犯人也议论开了:“准许他到商店买东西哩！”“我还看见过他到邮局取报纸。”“听说还拿几十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

　　那时正在“批林批孔”。有个“造反派”工人当了我们的队长。这是个性子直爽的北方人，凭良心说对我并不坏，只是常常“说话走火”，“原则性不强”，粉碎“四人帮”后听说受了一顿批，后来自己请求调离劳改单位了。他常找犯人谈话，进行“形势、政策、前途教育”，“最高指示”是少不得要背诵的: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这样的人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造反队长”越说越兴奋，忽然想起也许应该“联系实际”了，伸出一个手指头，对着我点一点:“钟叔河！你当然也不杀啊！”他意味深长地说，“‘不是没有可杀之罪’啊！现在呢？不杀，一个不杀。这就是政策。英明的、正确的、伟大的政策，是不是？你说！”

　　停了一下。“造反队长”见我没有回答，又继续说下去:“一个不杀。这是事实。潘汉年也没有杀，你们不是都看见了他不是？……”

　　听到这里，我心中一动，不禁“啊”了一声。

　　“是吗，你也不能不感动嘛！”“造反队长”为他的教育引起了我的反应而高兴了，“该杀的我们都不杀，养起来。潘汉年就养在我们洣江茶场。中央交的任务。这是不能让你们知道、议论的事情。你表现还不错，图纸画得很好嘛。告诉你，让你相信党的政策。潘汉年还不杀，你就更不得杀了，是吗？嗯？”

　　我漠然地点了点头，心里却在想:“潘汉年，潘汉年！我知道了！难怪在商店门前一眼望去似曾相识。你‘创造社’的青年作家，你久绾机要身系安危的革命秘密工作者，竟也到这个劳改农场来了吗？唉，‘夜正长，路也正长’啊！”

　　虽然“造反队长”嘱咐我“不要说”，我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另外几个知道潘汉年这个名字的犯人。渐渐地，所有的犯人都知道了，住在小平房里的是保险“不杀”的原上海市第一副市长(许多人是通过别的途径知道的)。

　　有一次，木工间没有小木块了，只剩下一些大块头。潘汉年同志将大块头往篮子里装时，篮子倾倒了。恰巧我在一旁看到，赶紧走近去帮助他扶住篮子。他对我说道:“谢谢！”声音很小，但是清晰、凝重，完全不像在劳改队里听惯了的声音。

　　“潘老！”当两个人同时弯着腰侍弄篮子时，我轻轻地喊了他一声。

　　潘汉年同志没有回答。他只把脸孔正对着我，注视了片刻。脸上的表情仍然安详、恬静，但是也含有几分疑惑，因为我是个陌生人，又是湖南口音。

　　“我也是干部。读过你的作品。1957年的右派。攻击‘文化大革命’。判了十年。”我急急忙忙地、低声地向他吐出这一串不连贯的字句。我不知道为什么，甚至事先连想都没有想到，会在有机会碰到他时，对他讲这些话。在关押五六年，被迫和同志、亲人、朋友隔绝五六年，在整天是“请示汇报”、“交心交罪”、“坦白检举”的气氛中，恐怕是遇到任何一个自己认为是可以信赖的人，都会这样迫不及待希望向他多少讲几句人话，甚至是一句半句也好的吧！

　　他脸上的疑惑消失了，恢复了安详，用同样轻轻的声音说了一句:“相信人民。”

　　哦！相信人民。我们当然应该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有最后的发言权。

　　“你还年轻”

　　这样又过了好几个月。有一次，我奉命去场内邮电所取犯人订阅的杂志，单独行动，在邮电所前又碰到了潘汉年同志。

　　他显然已经认识了我。他的目光除了安详、恬静而外，又增添了友善的光彩。

　　“您好！”我四顾无人，又忍不住向他说了起来:“您难道会永远在这里关下去？我是想不通的，我要申诉。申诉有没有用我不管，总要把我的道理讲出来。”事实上，我已经在写申诉了，一年一篇。

　　潘汉年同志仍然没有做声。他凝望了我一眼，似乎轻轻地摇了摇头，不知是示意我在这种环境下最好少冒风险呢，还是对我所讲的情况表示迷惘和惋惜，然后就提着篮子(篮子里放着报纸)走过去了，只轻轻地说了一句:“你还年轻。”

　　我还年轻吗？1976年我是四十五岁，也许正是为人民服务的大好时光，可是，十年徒刑还有五年啊！

　　“你还年轻。”当晚躺在监房的黑暗中，这句轻轻的、平淡无奇的话仍然萦绕在我的耳际和心头。在我听来，它似乎蕴藏着深厚的关怀和热烈的鼓励。“你还年轻。”这就是说，你还应该有坚持下去的力量，你还可以看到该倒的倒下去、该起的站起来，你还可以看到历史的公正的裁判。

　　不错，我还年轻，我不怕，我得坚强地支持下去！……

　　1976年10月，黑夜终于开始破晓。关于潘汉年同志的情况，我又陆续地听到了许多。

　　潘汉年同志是1975年7月从北京某个关押“特殊犯人”的单位送到洣江茶场的。董慧同志比他早两月到来。他们原来并没有关在一块。听说，这对老夫妻在见面的时候，都流了泪。

　　他们夫妇俩同住在由浴室改成的小平房里，被允许在茶场范围内“自由活动”。在初来的头一年里，潘汉年同志总是每天五点多钟起床打太极拳，接着就打扫屋子周围的卫生。到六队买柴火，到邮电所取报纸，都是这一年里的事情。可是，贾谊所谓住在这里“寿不得长”的湖南这块“卑湿”之地，对老人的健康太不适宜了。尽管他恬静、安详，尽管他天天打太极拳，尽管他已经等到了“四人帮”的完蛋，到1976年冬天，潘汉年同志就开始生病，出来行动的时候也少了。

　　大约是1976年底、1977年初的一个大晴天，我被叫到场部去“搞宣传”，有意从潘汉年同志居住的平房前经过，看见潘汉年同志穿着棉衣，戴着冬帽，坐在屋外晒太阳。他的面孔向着一大片菜园，替场部干部们种菜的犯人正在菜园里劳动。我只看到他的背部。

　　这就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1977年2月，听说潘汉年同志病重，在场部医院治疗。场部医院的医疗水平，大概等于长沙市的街道卫生院吧。三月间，又听说“上级”叫把潘汉年同志送到长沙去抢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反正人是用汽车送走了。送走的消息我是事后才知道的，接着就听到了他的死讯。据说，他的病是肝癌。送到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去时，用的名字是化名。

　　潘汉年同志死后，董慧同志也因高血压住进了场部医院。我是在原判刑期还差一年的1979年3月16日离开“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的。董慧同志在我离开之前十来天死于茶场医院，病名是高血压。据说在死前，她向党提出了恢复党籍(她只被“停止党籍”)的要求，当时当然没有结果。不过，茶场总算给她开了一个追悼会，花圈的上款写的是“董慧女士”。……

　　我一次也没有在近处见到过她，没有和她讲过一句话。

        潘汉年曾是与被称“没上过战场”的开国上将李克农齐名的中共秘密战线负责人。但两人在全国解放后的命运截然不同。潘据说是因所谓“镇江事件”蒙冤的：

       “ 镇江事件”其实本不是一件“事件”，它仅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我上海地下党领导同志巧妙利用敌伪中的统战关系，在敌人眼皮底下，“游山玩水”般安全而轻松地通过敌占区封锁线，撤离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的一件颇具传奇色彩的事情。然而十多年后，这件事情竟成了震惊国内外的“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重大罪证之一，当时被称为“镇江事件”。这起共和国历史上的大冤案，使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潘汉年蒙冤数十载，直至1982年才得以沉冤昭雪。那么，这起所谓的“镇江事件”的本来面目如何呢?本文拨开历史的迷雾，向读者再现了这一段历史的真相。
　　潘汉年，1906年2月生，宜兴归径乡人。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叶，这位被称为宜兴“奇才”的潘家三公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熏陶下，只身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从创造社的“小伙计”到中共第一任文委书记，立下了“笔阵戎行双胜利”的奇功。三十年代初，这位才华横溢的艺苑骁将，又奉命调往中央特科工作，出任情报科科长一职，卫党除奸，干出了一番鲜为人知的英雄业绩。从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至新中国成立之时，潘汉年长期活跃于敌人的心脏地区，战斗在秘密战线上。
　1949年春，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把潘汉年推到了前台，中央决定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协助陈毅市长工作，并具体分管政法、统战工作。1955年4月3日，对潘汉年来说是一个灾难之日。这一天晚上，他在北京开会期间，突然遭到秘密逮捕，从此在中国的政坛上消失了。被捕不久，他被按上了“内奸”、“反革命”等莫须有的罪名，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囚下徒”。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含冤病逝，终年71岁。
　　1、形势严峻被迫撤离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并派兵进驻上海租界。日军开进租界后，残暴地对待原租界区的人民。上海的形势日益紧张起来，我地下党的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在上海的领导同志及秘密机关处于极危险的状况。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指示：处于地下的中共江苏省委领导机关，从上海向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撤退。在转移前，主持情报工作的潘汉年亲自审定了交通站、交通员，确定了交通线。这些交通员大都是年富力强、精明能干、革命性强的同志，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陆续把大批干部平安地转移到了淮南根据地，中间没有发生过什么特殊情况，只有省委副书记刘长胜在撤退途中经过瓜州时，曾被伪军盘查扣押了数小时，后来总算因处置得当而脱离了险境。但这也给我们提了一醒，高级干部的撤退行动必须更妥善地安排好交通路线，否则是很危险的。
　　1942年9月，中共中央又电示仍留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组织部长王尧山和潘汉年等人，让他们考虑自己的撤退问题。鉴于刘长胜上次撤退时的教训，而且这一次要撤离的人员目标更大，更需要保证安全。经过潘汉年与刘晓、王尧山等同志的商量，决定动用情报系统，利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关系另开辟一条交通线，以保万全。于是，由潘汉年出面，通过联络人员提出同李士群进行会面。
　　李士群大革命时期曾经加入过中国*，在中共中央保卫机关工作过，1934年被捕后为中统特务机关工作，不久又投靠日本特务，在汪精卫叛国后充当汪的得力助手。他为了给自己留后路，又设法同中共方面联系。经中央社会部的批准同意，我们也希望争取他做一些有利于抗战的事，有限度地为我所用。这样，当潘汉年向他提出“准备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一趟，可能还会带几名助手，希望能得到帮助，为路上的安全提供保证”时，李士群很痛快地答应了。
　　此外，李士群还指派了专人具体负责，由特工总部设在镇江的特工站护送，帮助潘汉年一行经由镇江北上。这样，一条安全撤退的交通线就被打通了。
　　2、利用关系巧妙周旋
　　1942年11月初的一天，刘晓、王尧山和夫人赵先，以及江苏学委书记张本，各自按约定的时间到上海四川路的一家旅馆集中。第二天黎明，四人又分乘两辆三轮车到广东路的一家商号与潘汉年会合。这天，潘汉年穿了一套时髦的西装，外加秋季大衣，派头很足，俨然一副阔绰的洋派经理的样子。正寒暄间，已经有人叫来了两辆出租汽车，大家直驶上海火车站。到了车站又立即有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把他们引进了餐厅进餐。吃过早饭后，直接从贵宾通道乘上了二等车厢。二等车厢里，设备豪华，环境优雅，只有寥寥几个旅客。从上海到镇江，中间未受到任何检查。
　　火车到镇江后，李士群指派专门负责此事的胡均鹤和镇江特工站站长刘毅亲自到车站迎接。
　　这胡均鹤是何许人也？此人大革命时期也曾加入过中国*，从事工人运动和共青团的领导工作，1929年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2年被捕叛变，投靠了中统。抗战初期，被汪伪逮捕后就在李士群的手下工作。他的夫人赵尚芸是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抗日英雄赵尚志的亲妹妹。当时他担任汪伪特工总部副厅长兼江苏实验区区长。1941年间，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潘汉年同他之间建立了情报工作关系。
　  胡均鹤将潘汉年一行安排住进了镇江有名的金山饭店。
　　路上，王尧山颇有点紧张地悄声告诉刘晓：“那西装小个子是胡均鹤，那穿长衫的是刘毅，他们都是中央通报过的叛徒！我们可要当心点。”刘晓听了也顿时警觉起来。午饭过后，刘晓径直找到了潘汉年：“你知道胡均鹤、刘毅他们是谁？他们都是我们党的叛徒，是汪伪的特务头子！”
　　潘汉年说：“没错，他们都曾是我们*的干部，后来因为受不了国民党的严刑逼供而被迫叛变。他们对国民党其实是非常恨的，也明知跟着汪精卫、李士群干没什么好结果，所以都想为*、为抗日做些事，以争取党的宽大。我们就是要利用他们的这种心理，尽力帮助他们从敌伪阵营中分化出来。再说，南京、瓜州渡、江阴都有‘检问所’，特务多如牛毛，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别想出镇江一步。况且，他们并不认识你们，只知道我是*员。你们尽管去赴宴，自称上海商人，是跟我到新四军那边做生意的就行。”
　　刘晓终于表示了同意。大家换好了衣服，下午在胡均鹤、刘毅的陪同下游览了金山、北固山。一路上潘汉年谈笑风生。第二天，大家又应邀赴宴。饭后，又由特务人员陪同着一起大摇大摆地逛了竹林寺。
　　3、嬉笑怒骂潇洒过境
　　第三天一早，刘晓、潘汉年一行五人又在胡均鹤的亲自安排下，乘上了一条去仪征的机帆船，刘毅亲往护送。船上另有一些镇江特工站派来的青年伪军军官和便衣特工，他们殷勤接待了刘、潘一行。刘晓与潘汉年并肩在甲板上站着，刘晓小声说：“我们倒像是被特务和伪军押解出境一样。”潘汉年笑了。机帆船逆长江而上，下午就到了仪征县城。刘毅早已在仪征安排好了旅店，大家就在仪征好好休息了一晚。次日天刚蒙蒙亮，刘毅找来几名挑夫，帮刘、潘等人提着行李，大家换上了中装短衫等方便行走的衣服，往城门去了。到了城门下，只见城门还没有开，“检问所”也空无一人。刘毅大声叫道：“开城门！”不一会儿就见从警卫房里跑出个伪军，看了看刘毅，忙掏出钥匙。大家出了城门，谁知刚走了不多远，城墙上就又有一名伪军军官探出头来大声喊叫：“站住！”潘汉年转过身用双手拢着嘴，高声呵斥：“和你们上面讲过了，还不知道吗？混蛋！”经过这一训，那人没声了，缩回了头。大家继续在泥土公路上前进，走了十几里路，就到了敌我交界的地区。拐进一条小岔路，走不多远，迎面是一排小山岗，两个站岗的儿童团员忽然探出头来：“站住，不准动！”看着这两个威严而又认真得可爱的孩子，大家都会心地笑了。潘汉年上前笑嘻嘻地对他们说：“你们罗炳辉师长的客人来了，还不快去报信。”不一会儿，当地的乡长就赶来迎接他们了，并招待他们吃了午饭。饭后，刘毅就带着便衣和挑夫回仪征了，潘汉年向他们表示了谢意，并坚持付给了挑夫们酬金。
　　他们一行又在新四军二师防区内步行了三天，才到达了淮南根据地，找到了中共淮南地区区党委，党委书记刘顺元亲自把他们送到了上海撤退出来的干部集中地点——盱眙县顾家圩子江苏省委机关所在地。先期到达的省委负责同志刘长胜、沙文汉、刘一宁等都跑出来欢迎他们的归来，祝贺他们撤退的胜利。这传奇式的故事迅速在顾家圩子传开了，大家纷纷称赞潘汉年的神通广大。
　　到达根据地后，潘汉年很快就见到了新四军军长陈毅和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他向两位领导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把李士群表示愿意和新四军联系“合作”的意见向他们作了报告，并提供了所收集到的有关“清乡”和“扫荡”的情报。
　　不久，潘汉年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这次撤退的顺利成功，同时也为新四军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建立了一条新的秘密交通路线。后来，潘汉年的政治交通员以及其他几位根据地的干部都曾利用这条秘密交通线往来于敌我管辖区之间，一直没有出现过安全问题。
　　4、十三年后黑白颠倒
　　刘晓、潘汉年一行五人之所以能够巧妙地利用统战关系，顺利平安地通过敌占区封锁线，完全是按照中央关于敌区工作的正确方针，长期工作的结果，是潘汉年对李士群这样上层汉奸特工人物所做的争取工作的一个积极成果，也是他对胡均鹤、刘毅这样的汪伪特工人员进行分化瓦解工作的巨大收获。这本是潘汉年的一大功绩，然而谁曾想到，十三年后功过是非却被戏剧般地颠倒了。这次淮南之行成了所谓的“镇江反革命事件”，成了刘晓、潘汉年一行勾结敌伪的罪行，成了“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重大罪证之一。
　　1955年是一个多事之秋，继“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之后，又一条爆炸性的新闻震惊了海内外。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参加党代会时被秘密宣布逮捕审查，执行者是当时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7月16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对原人大代表潘汉年的逮捕决定，罪名是“内奸”、“反革命”。原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亦同时被捕，罪名和潘汉年大体相同，他们两人被确认为是重大反革命案件的主犯，此后被相提并论，称之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1957年，经审查给潘汉年戴上了三顶“大帽子”———“暗藏在中共党内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内奸’”、“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潘案正式开庭审理，并当场宣布终审判决：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被假释安置在北京南郊团河农场。“文革”开始后，潘、扬案件又被重新审查，潘汉年再次被收监，并被开除党籍、改判无期徒刑。1975年潘汉年、扬帆分别被遣送到湖南和湖北的劳改农场“监督改造”。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以“肖淑安”之名在长沙医治无效，含冤去世。受到此案牵连，胡均鹤、王尧山等人亦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历史是曲折的，但毕竟又是公正的。1981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始对潘、扬案件进行全面复查。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的红头文件，对潘汉年的一生重新做出了高度评价，“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对“镇江事件”作出了结论，“在敌占区建立秘密交通线，不仅保证了淮南根据地与上海之间地下联系的畅通，而且当环境恶化时，把在上海难以立足的地下党领导同志和大批干部，安全地撤回根据地。”历史终于还其本来面目。

（摘自《文史春秋》）

        当年由mao亲自批捕，尔后由邓亲批平反，党却还是原来的党，历史却翻了个边。佩服潘老的坚毅，同时也痛惜他睿智的人生。

     钟叔河先生走到今天，真可谓“不幸”遇到潘老，使他坚持活到今天，钟先生的豁达，不无潘老的影响。

       谢谢灯火老师转来难得一见的好文。

有个文革中死去的大人物的儿子评论他的父亲，说他父亲将一个大金坨子捧上神坛，结果这大金坨子倒下来将他父亲砸死了（不是原话，是大致意思）。我以为这句话也适用于老潘的命运。

“相信人民”。这句话不管显示的是坚定信念还是执迷不悟，都令人感动。

   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