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由共产党员到“军统”少将

       26年的战犯生涯
　　
　　文强被俘后，先后被关押在华东野战军设在山东益都和白滩头的“解放军官教导团”中一个高级组进行学习管训，开始了他的战犯生涯。
　　
　　1950年春，文强被押解到了北京功德林监狱。
　　
　　初到功德林监狱的时候，文强自知问题严重，历史复杂，又是军统高级特务，觉得有生之年也难以走出这高墙大狱，于是拒绝写悔过书。当时，他对监狱管理人员说了这么一段话:“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批被特赦的症结所在。后来，特赦之后的文强被重病中的周恩来召到医院，度尽劫波的师生见了最后一面，周恩来当时就怪他不肯早写悔过书。
　　
　　在功德林监狱最初的几年中，文强除了不写悔过书外，在其他方面表现得还是很好的。这种表现是全面的，包括交罪认罪、劳动学习、遵守监规（值得一提的是，功德林监狱的监规就是由文强拟订的）等各方面。由于表现好，文强先后当了学习组长、劳动组长。
　　
　　1958年10月初，文强和其他一些身体强壮、有劳动能力的战犯一起离开功德林监狱，来到燕山山麓的秦城农场参加体力劳动，开始了又一阶段的改造生活。文强和战犯们一起在农场里劳作，既收获了劳动果实，又从中增强了对劳动的认识，加深了对劳动人民的情感，思想改造前进了一大步。
　　
　　建国十周年国庆节，功德林监狱的战犯参加了国庆观礼。当晚，文强激动得夜不能寐，想想自己多次参加监狱组织的外出参观中所看到的天翻地覆的新面貌，不禁拿起笔写下了一首长诗《建国十周年国庆大典参观述怀十韵》，其中有“形势逼人焉再误，喜情如醉耳边驰”句，这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
　　
　　1959年11月底，在秦城农场劳动的全部战犯回到功德林监狱。此前，战犯们已经从报纸上知道政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将特赦一批服刑十年、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这一消息，令文强这些战犯们兴奋不已，都在憧憬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监狱的大礼堂隆重举行第一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犯大会，宣布对杜聿明等10名战犯予以特赦。
　　
　　虽然首批特赦没有文强的名字，但他从中看到了新生的希望，乘兴写了一首古风体诗。诗云:“雪霁春宵夜，欣闻‘嫁女’归。登堂谒慈长，入室问同帏。携饴各分赠，谈吐新风随。衣着何昂扬，弹冠生光辉。公民权可贵，良思可安危。往事如逝水，来者犹可追。新人明似镜，新月照天陲。难得‘归宁’语，晨钟暮鼓催。天安门再见，依依话久违。”
　　
　　
　　1960年3月，功德林监狱的全部剩余在押战犯搬进新建成的秦城监狱。
　　
　　此后，1960年11月28日、1961年12月25日、1963年4月9日、1964年12月28日、1966年4月16日，先后又有5批战犯被特赦。然而，前后6批特赦都没有文强的名字。这情况，使文强不免感到有些悲凉和失望。但由于特赦一批接一批，文强也知道早晚会轮到自己，万万没想到这一等就是整整9年。
　　
　　1966年5月，就在第6批特赦不久，一场雷霆万钧的“文化大革命”席卷整个神州大地，全国陷入一片混乱，特赦战犯的工作自然就搁置起来了。
　　
　　值得庆幸的是，在这9年里，很多革命干部包括一批从中央到地方的高级干部都被批挨整，甚至含愤而死，监狱外的“地、富、反、坏、右”和所谓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天天挨斗受批，受尽人间折磨，就是前几批特赦的战犯又有人“回笼”了，来了个“二进宫”，但是由于中央明确规定不准冲击监狱，使这些在押战犯却因祸得福，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对此，特赦之后的文强在他的长篇自传体《新生之路》一书中写道:“自1959年起至1966年止，共六次特赦，平均一年多一次，而这次，也就是被宣布为最后一次，因为受‘浩劫’的影响，竟拖长了十年。拖长了十年，似乎是不幸，其实，对我来说，却是不幸中的大幸，我们在这个‘保险箱’中，平安度过了十年。”
　　
　　时间到了1974年，由于“文革”导致战犯的生活和医疗条件恶化，许多国民党的重要战犯在监狱里先后病逝。为此，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报告，说这些人都要关得老死了，对社会已经没什么危害了，如果都死在监狱里对外影响不好，都释放了吧。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批示:一个不留，全部释放。这样，特赦战犯的工作重新提上了日程。
　　
　　1975年3月17日，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党中央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战争罪犯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在293名特赦战犯的名单中，文强位列前十名。3月19日，当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在特赦会宣布特赦“给予公民权”时，文强等人禁不住热泪长流。至此，文强长达26年的劳改生活画上了句号。
　　
　　特赦之日，文强兴奋之余，想想自己从战犯走向新生的漫长之路，不禁百感交集，挥笔写下了一首七律，题为《顽石点头难》:“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恶梦聚心田。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全国政协委员
　　
　　特赦后的的文强又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当时，他和其他特赦战犯一样，面临着两个选择:可以留在祖国大陆，听候分配工作；也可以申请去海外或台湾。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后，文强决定留在祖国大陆。他在填写今后志愿的表格中写道:“我个人的志愿是永远定居祖国大陆，……我愿意回到原籍或定居上海，过自食其力的生活，除此，别无请求。”
　　
　　三天后，生活安排工作办公室的一位干部找文强谈话，认为他请求定居祖国的决定，是真心实意的，是多年脚踏实地的改造结果。政府对此表示满意和信任，希望他能留在北京，以后多做些力所能及的对人民有益的事。
　　
　　此后不久，文强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
　　
　　1983年5月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委员会的2036名委员名单，在“特别邀请人士”的234名中赫然出现了文强的名字。会议开幕前夕，新华社记者特地邀请文强等八位新增补的委员举行一次茶话会。在即席发言中，文强说:“实现祖国统一，是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心愿。六届政协的新阵容，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大团结达到空前广泛的程度。我们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有八位专员当上了政协委员。我们这八个人都是当年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是被特赦释放的前国民党将领。过去我们对人民犯了罪，现在我们成了新人。我们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各显神通，就是要利用我们自己有利的条件，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献计献策。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我衷心希望台湾的故朋旧友，以国家民族为重，与共产党携起手来，共图民族的振兴大业。”
　　
　　文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以一颗赤诚之心回报共产党，为祖国的统一积极奔走。
　　
　　早在1978年中秋节，文强寄给台湾友人一首诗，以表达他盼望祖国统一的殷切之情。诗是这样写的:“谁道蓬莱岛有畛，海天原是一家亲。乡心萦绕关山梦，故国常怀草木春。隔海鹏程明月共，满江渔火友情真。中山陵祭鲜花灿，茗奠先贤少故人。”
　　
　　文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1983年以前，他主要以通信、会谈、写作的方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83年后，他利用担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这些身份，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八方联络两岸人士，沟通包括在台湾的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与大陆的联系，为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结束了他坎坷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