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湖湘轶事》老灯火兄写的“想起高山仰止——《读通鉴论》”，我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公元一九六零年，饥荒漫延全国，饿殍遍野，哀鸣不绝。东洞庭湖之滨新成立了“湖南省机关事务局农场”，分散在全省各地农村的108名头戴1957年帽子的知识份子集中到此，拓荒种地，建农场的目的是向省委机关提供农副产品。

家父也在这108人之中，他那时学着做古体诗，而结识了原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文元珏老师。他小家父一岁，我称他为文叔叔。

文叔叔是醴陵人，1920年出生，抗战时期考入国立师范学院，辗转于蓝田（今涟源）、溆浦，攻读史学。1946年毕业后，在长沙教中学，任历史教员。五十年代调入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历史是文叔叔的专长，他对家父说，学术讲究一个“通”，学历史要“通”就得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家父探亲回到长沙，从古旧书店购了一套民国版《资治通鉴》。厚厚的三大卷，不便于阅读，家父把书拆散，再分朝代装订成册。从那时起，我家的书架上就摆放着这套纸页发黄书。书脊上留有家父的墨迹：夏、商、周、秦、汉、东汉……我向父亲提问：为什么这套书有厚有薄？家父告诉我，一个朝代的时间有长有短，时间长的朝代，历史记录就多，书也就厚一些。书架上的这部《资治通鉴》成了我的历史知识的启蒙。

1975年湖南师范派人到东洞庭湖宣布摘除了戴在文叔叔头上的那顶1957年的帽子，随后调回原单位。当时的政治气候文叔叔不能上讲台授课，他被安排在图书馆管理期刊阅览室。从那时起，我常常与文叔叔见面，聆听他的历史课。这种历史课非常特别，没有讲义，没有教材，没有黑板，学生就是我一个人，一对一的教学。文叔叔讲话条理清晰，风趣幽默，肢体语言准确，文化味十足，让我记忆深刻。限于条件，他一次只讲历史上的一段故事，或者一个典故，远没有达到“通”的境界。文叔叔鼓励我读《资治通鉴》。我写信给远在靖县的父亲，让他把家里那套民国版《资治通鉴》邮寄给我。大概是1977年春天，我第一次接触到这部史书。随之而来的高考制度恢复，我中断了《资治通鉴》的阅读。八十年代末期，我心中重燃读《资治通鉴》愿望，购了一套岳麓书社出版的《资治通鉴》，简体字，有标点，横排版，读起来轻松多了。我受教育程度太低，读文言困难大。不可能一遇到读不通的句子，就去问文叔叔。正好那时出版了柏杨《资治通鉴》白话译本，分册出版，计72卷。这是柏杨先生在台湾坐牢时的译成的白话文本。读史不但有纵向时间记记忆，还应有横向的空间感受。柏杨版的《资治通鉴》附有大量的历史地图，对我来说是受益多多。一边读文言的原著，一边读白话文本，用了两、三年的业余时间，通读了一遍《资治通鉴》。

当我读完一遍《资治通鉴》，文叔叔生病了，而且一病不起。我到长沙市四医院看望病榻上的文叔叔，他那削瘦的面容，让我非常难过。好日子才享受几年，病魔为何会忽然间缠住原本健康的文叔叔？

我告诉他，刚刚通读了《资治通鉴》，文叔叔连声说：好！好！文叔叔拿起病床上的一份《长沙晚报》，那份报上发表了我一篇豆腐块小文章。文叔叔指着报纸讲：“多写，多写，定有长进。要写下我们经历过的历史。”文叔叔重病期间，行走不便，还从报纸上看到了我的文章，他挂念着我，让我感动万分。我握着文叔叔的双手，久久不愿松开。

文叔叔离开了我们，我再也无法聆听他的教诲。近几年，我总想找到文叔叔发表的文章，尤其是文叔叔有关史学的学术论文。我找不到，找不到啊！文叔叔，你那一肚子的史学知识，难道就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给我们吗？

陶懋炳是湖南师范大学历系教授，毕业于国立师范学院，比文叔叔低一届。他著有《司马光史论探微》，1989年11月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后记中，陶懋炳教授如是说：“撰写过程中，曾向知友文元珏、谭绪赞、马积高诸兄质疑问难，商榷论点，受益良多。”

这是我找到的唯一的文叔叔有关的史学文字记录。

附：听文叔叔讲课

这是我十年前写的一段回忆文叔叔的文字。

文叔叔在长沙街头遇到他教过的一位中学生。师生多年未见，学生握着老师的手，请老师上面馆，6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饥荒年代，能吃到一碗面条是最高礼遇的接待。学生回忆解放前在长沙上中学时，听文叔叔讲课的故事。

文叔叔当年身着长衫，手持教案，走上讲台，点头示意上课，但却一言不发。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划了一个大圆圈，全体学生都睁大眼睛看着他，发出疑问的目光。此时，文叔叔在教室内营造出一种悬念，学生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到他的身上。然后他在圆圈中写了一个“卷”字。

这时文叔叔开始讲课：今天我们学习英国圈地运动。

文叔叔用这样的方法切入主题，讲授英国工业革命，带动纺织业迅速发展，羊毛供不应求。导致羊毛价格上涨。庄园主驱逐农民离开土地，把土地圈起来放牧养羊，大量失地农民只好进城打工，为工厂主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资产阶级和庄园主发了财，而失地农民生活陷入贫困之中，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学生恍然大悟，明白了黑板上那个圆圈的含义。

文叔叔巧妙地利用象形文字来诠释英国近代史上的圈地运动，产生了极佳的课堂效果，让学生终身不忘。

   要下去吃中饭了，不及细读楚人兄美文。其实我只在下乡时读过其中的一册(还是残缺的半本)，后来单位图书室有因出差多又静不下心读——当时也是浮躁于名利中吧？佩服楚人兄下乡即读过一遍。现在一刀切回家“吃老米”，倒能静下心来读点皮毛了。

难怪楚人君通古达今，少年楚人就“啃”完了大部头的《资治通鉴》。

文叔叔真是你的良师益友。

    楚人在非常时期遇到了好人。我也一样，我后来遇到了我父亲的中学时期的英语老师，他使我走上了学习的道路。真是要感谢前辈呀，在知识不重要的年代鼓励我努力学习。我遇到我的启蒙老师时，他多年没有上讲台，年纪也大了,尤其是他得了鼻癌，鼻子被割了，发音不清晰了。但他是教师出身，讲课有规矩，会按照从易到难的启发性教学。读了楚人的文章，我知道一位好的老师在教学中该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学生容易记住其重点与难点。如果说一个难点能找到一个典故引起学生的注意，那么多的知识要点，想要每一个知识点都能找一个典故让学生记住，不容易忘了的话，是很难的。楚人是幸运的，能遇到高人，受益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