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集萃-[原创]长沙文夕大火亲历记（一－

1938年11月12日夜，在长沙发生的一场大火，震惊了世界，史称“文夕大火”，至今已有70年了，

当年，叔叔是一个19岁的热血青年，他投笔从戎，在湖南省政府直属机关的《湖南民众抗战统一委员工作干部大队》担任区队长职务，对这场大火前后的情况有着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

现在，他已近九旬，尽管一生坎坷，仍保持军人的风度，心胸开阔，作息守时，健身散步，思维清晰。

他从一个小人物的角度，将他所经历的文夕大火写了出来，为了忘却的纪念，将他的这篇文章发在网上。

1938年10月25日，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以中国军队撤出武汉而告结束。

日军继续挥军南下，临湘、岳阳相继沦陷，最后我军撤至新墙河南岸与日军呈对峙态势，当时的的长沙城已经笼罩在战争的恐慌和阴霾之中。

从11月初开始，湖南省政府就已经开始了撤退的准备，省府各厅局均已迁至耒阳，在湘西沅凌设置了省府行署。省政府也从南门口的学院街迁到容园（今湖南省省委所在地）与九战区司令部合署办公，当时的省长是张治中，九战区司令长官是陈诚。

当时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共有45所，则已迁到偏远地区，以利下半年能继续开学。多数学校迁在湘乡杨家滩和安化的兰田、桥头河、七星街一带，因为这些是方有大量的空房可以利用。

我结束在衡阳南岳参加第四届学生集中军训后，参加了湖南学生战地服务团。回到长沙后，10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全体成员在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礼堂（现省总工会地址，原是国民党省党部）开会，会上宣布：为了更好的发挥军训后学生的作用，将湖南学生战地服务团改名为湖南民众抗战统一委员工作干部大队。

他讲到了长沙已经进入紧急状态的形势后说，蒋委员长认为武汉失守时，没有对其进行彻底的破坏，致使许多的机器设备和战略物质落入敌人手中，是个大的错误。现在，湖南人一向有忍辱负重的骡子精神，不能再发生那样的情况。

“你们已经接受了军训，便是一个军人，不要学生气，军人的天职是绝对服从命令。

前几届的集训学生被派到湖南后方去，对组训民众，澄清吏治起了很大的作用。你们来到位于前线的长沙的任务是协助前线军队作战，虽然不会叫你们拿枪去与敌人拼搏，但是你们也要作好吃大苦、遇大难的思想准备，要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精神。”

听了训话后，我们对长沙的严峻形势更加清楚，也知道这次长沙有可能会要进行破坏。

会后，根据张治中的指示，我们从南门的妙高峰中学驻地迁到了河西的湖南大学工厂，因为相比之下，湖南大学的工厂有空落的厂房，更适合我们学生的训练和生活，同时易于躲避空袭。

上级发给了我们棉军服和棉毯，我因为是湖南学生抗敌后援会的执行委员，经过这个组织，募得了两百多件棉绒衣，在衣服的前胸绣上“湖南学生战地服务团”，发给每个队员。

从10月底到11月上旬，我们继续进行着军事训练，一边等待上级的任务。我们的大队长就是集训队的军事总教官熊文钦，他是黄埔六期毕业生。队长、队附也是集训队的政治指导员和军事学科的教官，只有区队长由学生担任。

自11月1日开始，省政府一方面对长沙市民和商家发出紧急疏散的通告，使人们知道长沙即将面临一场大的灾难；另一方面，张治中在报纸上、广播里号召市民誓死保卫长沙，为了振奋人心，省府通知在11月12日晚上举行火炬大游行。

     1938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的诞辰纪念日，省府为了鼓舞斗志组织了火炬大游行。下午四时，全大队集合渡江参加火炬游行，由于灵官渡渡口没有渡船，我们的队伍绕道猴子石轮渡过河，再向北走。行至南门口，天色就快黑了，全城特别异常，死气沉沉的，不见人影。我们一直走到教育会坪（现在教育街省农业厅地址），除在南门口看到警察台上站了一个警察外，沿途没有看到人，街道两旁的商店全关了门，有些还用砖将门封住。
      在会场里也没有看到民众团体和老百姓，全是警备司令部、警卫团和长沙防卫团的军人。只有长沙市长席楚霖和副市长王伟能两人在主席台上，没见到张治中，会场里没有开灯。
      天未全黑时，长沙市长席楚霖开始讲话，他说，长沙市民走得太快，所以今晚的会议开得冷冷清清。副市长王伟能接着讲话，如果长沙沦陷，他将组织一支游击队，与敌人硬拼到底。讲的话都很短，会场旁的一大堆准备好的火炬也无人取用。因为当日是农历的九月二十一日，天色很黑，又无路灯，我们每个分队都拿了火炬作为回去路上的照明用。
     我刚出会场，大队副尚宝琦喊我出队，命令我同他一起去抗战统一委员会。在途中他告诉我，敌人已经过了汨罗了，上面已经命令我们撤退到湘乡停止待命，现在我们是去领取撤退经费。到达抗战统一委员会时，大队长和副官已经先到了，共领得四万元现钞。四人一起准备在灵官渡渡江，大队人员则仍从猴子石渡江。
     这时的城里已经没有了行人，我们四人到达城南的灵官渡，准备坐船到水陆洲（现桔子洲），再从洲的西边淌水过小河，因为过河不远处就是我们的驻地。但这时根本找不到船。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发现江上来了一只打鱼的小船，我们赶紧大喊，说明身份，并许以多付过河钱，渔划子才靠近岸边。但船老板说船太小，一次只能渡三个人。我们看到船确实太小，就让大队长、队副先渡过去，刘副官随船先送他们到水陆洲，再与船老板一起过来接我。
      半个多小时后，刘副官和渔船一起过来接了我，我们四人在水陆洲会合了。但这时洲西边的小河水很深，无船也过不了，四人商议后只能决定大队长和队副带钱先坐小船从绕水陆洲头过小河，然后船老板再过来接我和刘副官
      过了很久还不见船来，突然听到了火车的汽笛声，同时看到了火车站（现芙蓉路与五一路交叉处）有一股由火光映出的白色蒸气上升。当时我还以为是火车进站，过后才猜测是否由于长沙停电，不能放警报，是否以火车汽笛声代替，现已成为了一个迷随着火车的汽笛鸣后不到五分钟，火车站附近升起了一团火柱，接着自南向北，无数的火焰和浓烟升起，渐渐的遍及全城，整个长沙城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映红了整个天空，燃烧中还伴着“轰隆隆”的爆炸声（事后知道那是汽油桶爆炸和墙壁的倒塌声）和稀疏的枪声，一阵阵的焦烟气味一直冲到了洲上，火星散落到江水中吱吱作响，火光将江水映成了红色。
       隔岸看到大火的我以为是日军攻进了长沙，根本没意识到这是震惊世界的长沙文夕大火发生了。我俩知道船老板不会来接我们了，必须自己想办法马上离开这里归队。
      我俩到处寻找过江的工具，找了很久，终于在水陆洲西岸的湾里发现了一条破船，我们先掏干净了船里的积水，又用布堵住了漏洞，每人抽取一块船板，我在前，他在后，连划带流地漂到了终于过江到达了荣湾市，再折回来往队部跑。到达队部时队员们正在打背包，大队长宣布紧急集合下达命令：向南行军二十里吃早饭。绕湘潭，晚上宿营姜畲，限十四日下午四时前到达湘乡县城，留言后来者跑步跟上队伍。
    出发时，我们只有三分之二的人，其余的人陆续都追上了队伍。

　　这时日本飞机追上来了，我们疏散在山坳和田坎里，敌机用机枪扫射，还投下了炸弹并撤下了大量的传单。在传单中奚落挖苦焚城行动，大概的内容是“全城如舔”“你们今天烧了一个长沙，即使再烧掉十个这样的城市，也休想阻挡皇军的前进。而损失都是你们自己的，聪明的办法就是放下武器，与皇军合作，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之类。

第二天，我就带领一个小组到火车站设立了一个粥棚，就近到车站附近的伤兵临时收容所为伤兵送水送粥，代写家书。

收容所设在刘氏家祠内，伤兵睡在地上，下面只铺着一层稻草。这些伤兵都是从前线包扎后送到长沙的伤兵，前三天由长沙运到这里的。出发前每人只发了一包饼干，多数人已经吃完了。到这里后，没有医生和护士来给他们治疗，也没有见到收容所的负责人。有个伤员说，他从上海负伤到这里，只换过一次药。这里伤员的死亡率很高，有一批戴着“三民主义青年团长沙青年招待所”袖章的青年人是专门负责掩埋收容所死亡伤兵的。他们用半边汽油桶做成担架，将已经死亡的伤兵从收容所抬出去，埋在收容所对面的山上。

我不戴口罩，忍着刺鼻的腥臭味，坐在伤兵边上与他们谈话，或者代写家书。这时我看到一个伤兵睁大着眼睛，我以为他要吃的，就端了碗粥，送到他面前，叫了一声：同志，喝粥吧。他还是一动不动，旁边的另一位伤兵说他已经死了，因为掩埋队的人埋不赢，所以未及时将他的尸体运走。

联想到昨晚中队副跟我说，长沙还有一部份伤兵未及时运出，可能已经葬身火海的事，我已是满脸泪水。

15日傍晚，刚吃完晚饭，大队长下达了“打背包，紧急集合”的命令，张治中发来了加急电报，“速乘来车回长沙”，五辆大卡车星夜兼程将我们接回了长沙。

上午七时，汽车将我们送到了六堆子五号，这里原来是一个防毒面具厂，现在成了我们的新驻地。下车后马上在办公室前坪集合，张治中主席和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主任黄少谷从办公室走出来，我们才知道他们早在此等候我们。此时的张治中面容憔悴，与上次对我们训话时判若两人。他说他始终未离开长沙一步，现在交给你们的任务只有两个一是宣抚安民，二是办理灾后救济。他简略地讲了长沙大火的发生原因：说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许多的流言满天飞，汨罗之战开始，便说敌人打过了汨罗江，还有传言说敌人到了新河，有一个名叫丁森的市民急于义愤，首先焚烧了自己的房屋，加之当夜大刮北风，火灾很快漫延开来。由于电话局的人员已经撤走，他在蓉园半夜被人叫醒，只能借助军事通讯线路与有关治安单位急力组织抢救，下令如有违者立即正法。但由于长沙木质房屋太多，风大火急，未得及时扑灭，致烧掉长沙三分之二有多。蒋委员长非常震怒，亲自从南岳赶到了长沙。逮捕有关人员，依法严惩。我身主湘政，督察不严，责无旁贷，委员长也给我撤职留任戴罪立功的机会。我现在以戴罪之身，特请同学们回长沙协助我完成长沙市大火后的宣抚和救灾工作。

为了体现对我们的重视，他特批准每个队员的生活费由十六元增到二十元，区队长由二十元提到二十四元，相当于部队的准尉级别。

上午大家休息，下午全大队组成许多三人小组，拿着省政府印的《湖南省政府致长沙大火灾民慰问信》，分赴全城的居民区进行访问，了解居民的反映，将慰问信送到居民手中。

我的老家住在长沙有名白沙井附近的白沙街，我们小组走访的路线就是走向城南老家的路线。自北正街、中山路、南正街（今黄兴路）、城南路、书院路，一路上都烧光了，包括当时长沙最大最高的建筑—国货陈列馆都被烧坏了，只见到处是断壁残垣，满街瓦砾，有的地方还冒着白烟，可闻到谷物和物体烧焦的气味。有些商店的风火墙虽然耸立，但店铺的门窗都已经烧尽。主要的街道路面已被清扫干净，这些工作就是原来的放火队员和九战区的政治工作队的队员们做的。

白沙街幸运地保存下来，我们向街上的市民了解当时的人员伤亡情况，他们说老早就知道会放火的，都做了准备的。只是听说坡子街劳九芝堂药铺一个守房子的老头烧死了，因为当听到有人叫喊时，他以为是空袭，便往防空洞里钻。为此，我又去了坡子街现场，确实一股尸臭气味。

晚上的汇报会上，队员情绪低落，反映宣抚工作不好做。大队将意见反映上去后，张治中又召集我们开会，会上让大家先提意见后，他就讲了许多我们原不知道的内情：“大火是执行最高统帅的指示，因为服从命令是军人天职。我们错在烧得太早，如果按命令安排，则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要抗日，必定有牺牲，我们只有打落了牙齿和血吞到肚子里去。”他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个是南京失陷时执行背水一战的战略，结果造成了三十万军民的死亡；一个是花园口的黄河决堤，使二十多县的人民生命财产受损失，都没有追究谁的责任。

在会上，安排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是发放火灾救济款。

火灾救济委员会吸收了社会民众团体的人员组成，如长沙青年会总干事张道藩，雅礼中学校长劳启祥等。救济款的来源是首先由省财政厅拨款100万元，以后中央又拨了50万元。救济委员会设在教育街原第一师范学校内，分为登记和财务两个处室。由我们干部大队派出一个中队和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工作第二队一起办理灾民登记，程序是：灾民自报姓名、年龄、职业、家庭住址，我们代其填表，然后由灾民按手印，再发给灾民领款单，灾民持单到财务处每人领取10元现金。由于手续比较繁，排队的人越来越多，登记的人有增无减。由于警察局的户口资料也在大火中烧毁，因此冒领、重领救济款的人也无法查清。

张治中前来视察时，对我们的工作很不满意，连说：“太慢了，太慢了。”乃召集人们开会商讨改进的办法。他提出三天结束发放工作，要求改变发放方法，增加发放的地点和人手，救济款由每人十元改为每人五元。并重点谈了重领和冒领的问题：“老板们在火灾中的损失成千上万的，他们还会来领这区区十元、五元钱吗？来领救济款的都是一些穷人，冒领、重领的有限。只有两种人坚决不准冒领，一种人是你们自己，二种人是国家公职人员，一经发现，严惩不贷。”

根据张治中的安排，财务处印了领款花名册，每页两面共二十行，每册三十页，可登记六百人，每人五元，共计三千元，全部编定号码。

大队部派几十个队员为经理，每两人组成一个发放小组，配一个宪兵为监察，发出布告，通知灾民们在指定的日期到教育会坪和协操坪集合，10时前入场，10时后开始发放救济款。

在教育会坪和协操坪场内建了临时的开水供应处和小便处，还安排了队员为灾民服务。在出口处摆上十多个发放小组，灾民排队，依次登记，打上手印，领取五元钱后立即出场，这时就只准出不准进。每用完一册，经理即去财务处换限新的花名册。如此三天，真的就都发完了。

在发放中，有一位警察换上了便衣领去十元钱，后被人揭发，竞送了自己的性命。我们大队部也有一位勤务兵换上便衣前来领款，被登记的队员认出，指着他对宪兵说：“这人是冒领的。”宪兵当场就给了他一个耳光，送走了他。

在救灾结束后的总结会上，张治中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从没有像这次一样这样及时而又不发生舞弊的。”

后记：

　　终于把叔叔的《文夕大火亲历记》全部录完发布了，心中久久不能平静。70年过去，漫步长沙街头，当年叔叔笔下的街道名称依旧，北正街、中山路、南门口、灵官渡、猴子石……，但现在的长沙城市现代，人心平和，与7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如今，何处还有长沙大火的遗迹？还有几人能知道当年脚下所发行的惨案？

　　湘江水缓缓北流，穿城而过，仿佛在讲述着当年的故事；岳麓山青翠巍峨，伴城而立，埋着当年抗日将士的忠骨；水陆洲已因伟人的诗出名而改名桔子洲，横卧江中，有关部门正在将其改造成一个城市公园；江山依旧，流走的是岁月，逝去的是年华，当年发生的一切正在渐渐地模糊。

　　只有当年亲身经历者回忆起那段历史，才是刻骨铭心之痛，真是：涛涛不绝湘江水，浪花淘尽伤心泪。

正如他侄儿在祝酒词中所言：叔叔一生坎坷，饱经沧桑；委屈和荣耀、挫折和成功、哀伤和喜悦相互交织，互为映衬，描绘出一幅壮丽的人生画图。

他少年时以长沙县前三名的成绩考入长郡中学免费读书，1938年文夕大火前后在《湖南民众抗战统一委员工作干部大队》工作，后回校继续读书，毕业于省国立师范，在中学任教。后来，带领一批学生奔赴抗日战场。抗日战争胜利后，不愿意打内战的他复员回到长沙，仍旧执起了教鞭。五十年代初，他因那段经历，被开除公职送去劳改，与妻子劳燕分飞。1983年他以六十四岁高龄再回长沙，无儿无女、孑然一身，居住在兄长家中，兄长过世后，与侄儿、侄孙住在一起，现在是四世同堂。

今天，我们全家欢聚一堂为叔叔庆寿，多年不见的亲友们从各地赶来！大姐从西安回来、二姐从怀化回来、民表哥从老家过来、启新表哥从株洲过来，还有灿表姐、二表嫂、陈表嫂等都来了。尽管大雨倾盆，仍挡不住人们的祝福。

我们祝福老人健康、长寿！相约十年后再与叔叔庆百岁华诞！

三湘都市报的记者小潘在网上看到了《七十年前，我经历了长沙大火》文章，留言与我联系，言及他们想直接采访叔叔，因为今年（2008年）正是文夕大火七十周年，而亲历者许多已不在人间。由于那一段时间家中人客较多，我担心叔叔应付不过来，没想到，当征求他的意见时竟一口就答应了，采访时间就约在11月7日上午。

天公作美，下了多日的大雨终于停了，我带着两位记者经过七弯八拐的小巷子，来到了叔叔居住的地方。

采访进行了两个小时，面对记者的提问，叔叔有时沉思，有时直接就能回答。他的记忆力惊人，当时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名字和经过都记得清楚，讲述得有条有理。

采访结束记者走后，他没有倦意，吃了中饭，仍与大家一起聊天，我们笑言：这么多后辈中，不知道谁有福气能像叔叔一样的长寿、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