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运动的一支孤旅
老知青大都一九四九年前后出生，与共和国同岁，他们的经历，不可避免地要与共和国的风雨历程交织在一起，他们的道路是共和国道路一个侧面的小小缩影。因此在邓鹏以一个史学专业研究者的眼光看来，他所经历的那段知青生活，在共和国的历史中具有不可替代和磨灭的史料价值。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的计划经济一再遭受严重的挫折，经济增长率力不从心，特别是“大跃进”之后紧接着的三年自然灾荒，加之城市人口的恶性膨胀，使城市的承载力和就业面临巨大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把上山下乡明确定为城镇青年学生就业的一项长远方针，并制定了一套相应的政策措施，如成立各级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等。
这一阶段，上山下乡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运动的色彩。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首当起冲的就是出身不好的子女。
重庆市教育局、公安局发布的1964、1965年大学、高中生招生文件中这样写道：“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是无产阶级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极为重要的工具之一，也是我们和资产阶级争夺后一代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战线。中等学校是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学校招生，必须坚持贯彻阶级路线，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提高新生的政治质量。把好这个关口，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印把子掌握在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的手中的问题。”
被人为地剥夺了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在这些本来品学兼优的青少年心里引起了极度的惶惑与失落，留在城市当“社青”为他们不齿，就业前景又渺茫而暗淡，而父母的历史问题所造成的“原罪”又无时无刻压得他们不能抬头。强大的政治攻势不仅在客观上形成了无形的舆论压力，而且在主观上也激起了当年许多老知青乌托邦式的英雄主义梦想，上山下乡成为这些不更事的青少年唯一体面的出路和一了百了的解脱。
于是，从一九六四年开始，全国范围内成批的、运动性的上山下乡开始。据后来的资料统计，这些文革前的老知青全国有一百三十多万人，而重庆到达县专区的就有一万四千人之多。应该说，他们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驱者。他们遭遇的不公与歧视，从根本上揭示了“文革”及其前后的那些做法给中国人造成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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