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归途

                                                            （一）

    转眼到了1972年下半年。

    下乡已经四年，马上要进入第五个年头。

    乡村的劳动和生活我已基本适应。还能说一口娴熟的当地的“客家话”。

    回想下乡几年来，早已物是人非。

    原来的石下生产队早已经撤销，田地和人员分到另外三个生产队。我们几个知青倒是一起分到山低一点的专业队，除了种田以外，还要种茶树并加工茶叶。由于有了茶叶的收入，经济条件比原来的生产队要好一些。虽然如此，我们谁也没有在这儿长期干下去的想法，我们期盼的就是能够继续读书学习或者招工进厂。  

    离开农村重返城市，已经不再避讳了。

    我们所下乡的张坊公社位于山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除非有特殊关系，否则，招工很难招到这个山旮旯里来。

    看看眼前，同队的六个知青已经走了三人，其中唐托关系招工到株洲铁路部门，徐妹子迁走，马小妹因眼疾和关节炎病退回株洲。另外的两个知青，李正在办理病退，马妹子正在办理迁移，在生产队的时间都不多。

    其他生产队的知青也大致如此，各找门路迁出，有的干脆在城市滞留不归。仍然坚守在当地的知青已经寥寥无几。

                                                            （二）

    我在1970年底当上了拖拉机手，在大队开上了手扶拖拉机，农忙时耕田，农闲时跑一些运输。开手扶拖拉机同样也辛苦，常常是风里来、雨里去，维护、维修都是自己动手。在乡村公路上一路跑下来，排气管排出的黑烟将脸熏得乌黑，风沙将头发吹得粗硬、竖直，全身早已被颠簸得快散了架。

    望着绵延不断的乡村公路，我在脑海里不停地问着自己：“出路到底在哪里？何处才是一个头？”

    收车回到住屋，一个人身心疲惫的躺在床上，透过斑驳的屋顶，看着时隐时现的星星，不禁愁绪满胸。

    我的父亲是一个老实本分的普通铁路工人，而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都没有文化，原籍又都不在湖南，也没有任何当权的亲戚、朋友，是没有办法找到招工关系的。

    又想到在每次填写政治表格时，我都要在那固定的栏目里写上“父亲曾集体加入过国民党”这十一个字。

    这哪里是十一个字？

    这是十一道捆缚我们手脚的锁镣！

    这是十一座压在我们心头沉重的大山！

    还有其他的出路吗？

    还有另外的办法吗？

    没有希望的日子在痛苦地煎熬着。

                                                           （三）

    我的大弟也早在1970年2月25日下乡到株洲县古岳峰公社翟家大队杨家生产队。他们也是插队落户，借居在一户社员的偏屋，自己开火做饭。也有人向我提过建议，说：“株洲县经济更好一些，招工出去的机会更多，何不投亲靠友转点到弟弟那儿去呢！”这几年来，我自己也不是没有这个想法，但那时又想：兄弟俩人在一起，如果开始招工，俩人中肯定只能走一个。分开在两个地方，机会可能会更多一点。

    人算不如天算。

    几年了，偶然听到的消息是：某某被其父母单位点名招工回去了，或者另外还有一个有背景的本地青年，按对等的比例也被同时招走。

    一直没有看到有大规模的招工。

    推荐到大学读书，只怕更轮不到我们这一类人。

    和弟弟一起下乡的三个知青也病退迁走两人，只剩弟弟一人还在生产队出工。

    没完没了的等待！还在等待什么？

    难道我们就没有其他的出路吗，难道我就要在这个偏僻的山乡呆一辈子吗！

    我不甘心。

    走。一定要走！

    到株洲县去！兄弟俩个能走一人也是成功。

                                                             （四）

    就这样，我终于下定决心，让弟弟开始帮我办理接收、迁移手续。

    经过一番周折，弟弟好不容易在1973年初把株洲县的接收证明办了下来。听到弟弟告诉我这个信息，真是百感交集，五味杂陈，不知是喜还是忧。

    望着青翠而沉默的大山，朴实而贫困的乡民，五年来，我们相依相随、嬉笑怒骂，既有感激，也有无奈。这个山乡在短时间内接纳成批的知识青年，社员们要在有限的粮食总量中，从自己的嘴里匀出一部份给知青，还要关照知青们的生活起居，这对他们是额外的负担。但是，这些朴实的乡民们都默默地承受了下来。这么多年来，我们也诚惶诚恐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老实而努力地劳动，期盼能在推荐时给一个良好的评语。我们也曾意气风发、事事表现，以至后来看见招工无望，万念俱灰，消极沉闷，生活懒散。我们彷徨、无助而又无可奈何，原来的激情都消失殆尽。偶有知青相遇，除了相互打听消息，就是摇头叹息。

    如今，我也要离开了。要离开这个曾给予我们无限希望而又无数次使我们失望的地方，离开这些我们既爱又怨的、朴实的人们，离开这些我们付出过感情、出过汗、流过血、精心伺候过的沟沟壑壑，离开这个偏僻、秀丽而又贫瘠的山乡。

    再见了，我的浏阳！

    再见了，我的张坊茶林！

    再见了，我的手扶拖拉机！

                                                      （五）

    1973年3月，我一担箩筐挑着简单的农具迁到了株洲县古岳峰公社翟家大队杨家生产队。

    这儿地属湘东丘陵，离株洲市只有30多公里。但是由于隔着湘江，交通不太便利。我们一般是坐火车到三门站下车，再乘渡船过江，然后步行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生产队将一个茅草牛棚进行了简单的维修。在四面土墙上用锄头各挖出一个脸盆大小的圆洞作为窗子，安上了木板门，分隔为两间，外间迎门砌了个灶台。于是，一个像模像样的牛棚新家落成了。

    我和弟弟从借居的房子搬进了这个冬暖夏凉的新家，又一次热切地感受到了社员们的情谊。

    比起浏阳张坊，这里的信息更加通畅，社员们对新鲜事物更加容易接受。稻田普遍种植双季稻，还搞起了温室育秧。

    我和弟弟一起，在生产队参加队上的出工。这儿的田丘面积都较大，大的田丘有八亩，一般也有一、两亩。在山区耕种一、两亩田要几十个劳动日，这里只几个劳动日就完成了，田地里的劳作量比山区要少得多。而农耕操作也都大同小异。除了挑重担等出大力气的农活以外，其它的普通农活已经难不住我们了。

    在生活上，我们兄弟俩共同操持。偶尔得闲，还到屋傍的池塘里钓上几条小鲫鱼改善生活。

    在我们大队另外还有十一个知青，1972年刚下乡，年龄都还小。他们集体插队，住在统一搭建的知青点，集体出工，集体开火吃饭，无忧无虑地过着日子。大队还从各生产队抽调了一些骨干社员，带领这些知青挖山种地，做瓦烧窑。

    从这里回到我们株洲的家，只要半天时间就够了，比起浏阳张坊来，实在是太方便了。我们常将家里计划供应的豆制品和粉丝带到农村，送给社员们改善生活。社员们进到城里，或者在我们回家时也拿些自家的鸡蛋、辣椒送给我们。年轻的社员晚饭后常常聚集到我们的“牛棚屋”里聊天。

    我很快融入了这儿的生活。阳光灿烂的日子好像又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六）

    双枪过后，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今年的工农兵大学招生要进行考试，下乡三年以上、符合报考条件的知青也可以报名。                       我们高兴万分，这儿的天地果然不同。

    弟弟的意思是：我学的课程更多，今年就由我先参加考试。于是收工以后，弟弟就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杂事，让我集中精力复习功课。

    不久，我到县政府所在地渌口镇参加了招生考试。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试题很简单，有的近似如生活常识。我还记得物理题中有“车轮为什么是圆的?”，化学题中有“氨水池为何要密封？”等等。考试过后不久，公社管文卫的蒋老师告诉我说，在我们公社数我考得最好，要我作好上学的准备。我心里暗自高兴，总算是看到了希望，做起事来更加劲头十足。

    可是，秋收开始了。学校已经录取报到，中专招生也要开始进行了，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到公社一打听，才知道今年有个张铁生交白卷的事情，而且市里新规定，当年转点到株洲县的知青一律不录取。

    事情原来是这样。

    来不及沮丧，赶紧商量着要弟弟去报考中专。

    早知如此，又何必兄弟俩轮流报名呢！真是鬼迷了心窍！自以为是高招，却是臭得不能再臭的一步臭棋。恨不得将自己狠狠的打一顿才解气。

    后来，事情总算是有了转机，弟弟在年底还是很顺利地招到了株洲卫校，学习临床医学。

    他很不放心地报到学习去了。

    我也松了一口气。

                                                            （七）

    转眼就进入了1974年，我下乡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

    大队领导见我参加招生不顺利，一个人在生产队不太方便，就把我调到大队知青点，跟他们一起吃住。作为老大哥，在工作和生活上要我带他们一下。

    我的工作仍旧是开手扶拖拉机。大队原有一个机手，我和他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我们相互学习，共同维护好拖拉机，使拖拉机始终保持着正常运作状态。我还经常擦抹拖拉机，使其看上去比以往更加干净。

    由于经常开手扶拖拉机到处跑，附近社员甚至其他大队都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从浏阳转来的老知青，遇到他们要接送什么物品或者其他要求时，我都尽量给予帮助和满足。

    事情不多时，我和另一个机手就轮流在大队里出工。空闲时，也帮忙修理一些农机具。

    大队在一面山坡上种满了西瓜。进入八月份，西瓜开始成熟。因为我的年龄比其他知青更大一些，晚上守瓜棚就由我和几个社员共同担任。这是一个需要责任心的工作。在一次守夜时，我及时发现了偷摘瓜的人，大队对我很是信任。

    每逢轮到我去守夜时，这些知青都欢喜雀跃。等天黑透了，他们小心翼翼的吹着约定的口哨，到我事先告诉他们的地方，将熟透了的西瓜一扫而光。第二天早上，知青屋的门前必定扔了一大堆西瓜皮。来上工的社员心知肚明，只是冲我们笑了笑，也不说破。

    真是一些好人啊！

                                                             （八）

    大队支部书记姓杨，是一个瘦小的老头，话语不多。

    双抢过后有一天，他找到我说：“白水呀，你在我们这儿干得不错！我们想让你在农村长期扎根干下去，你怎么考虑呢？”并且告诉我，大队领导已经到过我家，让我父母对我作“扎根教育”，不要作“拔根教育”，还表示如果我能表态扎根农村，将会培养、发展我入党。

    我诚恳地说：“书记，让我扎根农村干一辈子，我是不愿意的。至于招不出去，也没有办法。但我肯定是不会安心的!”

    老支书看着我，很有一会儿没有出声。

    然后，点了点头，走了。

    自从老支书找我谈话以后，我心里开始忐忑不安。

    我没有答应老支书想树立典型的要求，扫了他的面子，他会不会给我穿小鞋呢？我不得而知。

    总之，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时，公社又有人传出话来：只要愿意，可以调我到公社石灰厂开汽车。我知道，前提肯定是做好长期扎根农村的准备。

    这里的条件确实比浏阳好很多，而且我的表现也得到了大家的承认。但是，要我扎根农村，我是一千个不愿意，要我口是心非的表态，又违背了自己的意愿。

    我十分矛盾，更加小心翼翼的做事情。

    而老支书还像以前一样，看见我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然后，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也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九）

    秋收已经结束。

    日子在一天又一天地捱着。

    听说现在学校招生主要由大队和公社推荐，也不需要参加什么考试了。

    一切只能听天由命。

    记得那是11月1日，我正准备到一个生产队去开柴油机抽水，老支书走过来，也不说话，只是笑眯眯地递给我一封信。我莫名其妙的接过来，打开一看，原来是株洲卫校的录取通知单和报到注意事项。

    望着老支书布满皱纹、黝黑的脸，我一时无语。

    我下乡已经七个年头，还辗转了两个地方，等待的就是为了能够回到株洲，回到父母的身边。到株洲县以后，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国家为了巩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成果，正在对知识青年进行扎根的教育，号召广大的知青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我没有投入到这个潮流，更辜负了大队领导想树我为典型的良苦用心，他们却能够谅解我，优先考虑并解决了我的招生问题。

    事后我还知道，大队领导为了争取我这个招生指标，还到公社据理力争，说我年龄大了，机会越来越少，应该轮到我了。他们默默无闻地为我做了很多工作，却没有任何的表白炫耀和要求。

    真是令人感动！

    又是一次离别。

    想起他们首先是无私地接纳我，而后又给予我很多的关心和帮助。他们是善良的、出自本能的、不求回报的帮助知青，把知青当作自己的家人。望着那些诚恳、朴实的社员，看着他们既同情高兴又眷恋不舍的目光。我觉得：七年的时光并没有白白流逝，青春的年华并没有白白浪费。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我们与社员们共同努力，共同奋斗，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同。

    弟弟特地赶到生产队，帮我一起办理户口和粮食迁移手续。并陪我一起到位于朱亭镇的株洲卫校报到。

    我不知道是否还能适应学生的生活，长满老茧的双手握起笔来，是否还能得心应手。但是，我又向往能坐在那庄严的课堂，聆听老师深入浅出的演讲，汲取科学的知识。虽然没能实现儿时的梦想进入大学读书，但这也是中专。在现实条件下，这曾经是奢望的结果已经实现了，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早已陌生的、等待已久的、新的生活，又即将开始。

同样的蓝天，同样的命运，却有不同的出路，我辈似乎被世间遗漏只有守株待兔，皇天不付苦心人，苦力的干活也是招工。

在那荒唐的年代,我们这帮出身不好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受尽了歧视，苦不堪言。终于在6年6月6日的某一天由本厂招工回到了家，脱离了苦海。

   那份抑闷的漫漫坚守等待，皆知其味，不堪回首。

   经过多种途径，费尽心机，终于拿到了那一纸病退通知，才有了“儿子不再是黑人”一文之说。

   楼主仍是幸运的，贫下中农帮你说话算了数，应有记恩之心。

   只是我们被耽搁了太多太多，归咨问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