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群像谱（3）

                                                                                                乐乎

                                                   漫 浪 李 明

  李明，音乐老师。原来是一个什么歌舞团的小提琴演奏员，后剧团解散，分到中学教书，也算是专业对口吧。

  李老师年纪不大，未婚，脸颊总是红红的，眼睛又黑又亮，圆圆的，像个大男孩。他虽是小提琴手，但歌也唱得好，是那种带金属音质的男中音。一上音乐课，老远都能听到他那丰满柔韧，具有穿透力的歌声。

  一般来说，副科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比较淡，但李老师对我的影响却是许多主科教师所不及的。

  李老师酷爱俄罗斯音乐，尤其是俄罗斯民歌。他的音乐音课，除了讲授一些音乐的基本知识，如乐理，声乐和器乐体裁及音乐欣赏技巧外，大部分时间是教唱俄罗斯歌曲。至今那些旋律优美，舒缓柔和，拨动心弦的俄罗斯歌曲仍盘桓在我的心灵深处，沉浸于我那欢乐与痛苦，浪漫与现实的平凡生活之中。

  无论是富于浪漫色彩，俄罗斯风味浓郁的《云雀》；略带伤感，婉转而激情奔放的《吉普赛女郎之歌》，还是优美流畅，悦耳动听的《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明亮，咏唱春天蓬勃活力的《春潮》，或是忧郁而悲伤的《三套车》、《伏尔加船夫曲》，这些美妙动听、感人肺腑的俄罗斯音乐激发了少年无数浪漫的遐想和诗意的向往，产生强烈共鸣，体验到音乐的无穷韵味和博大精深。

  以我们当时年龄来判断，李老师的小提琴确实拉得好，有惊为天籁之声，绕梁三日不竭之感。因为李老师的影响，多少年了，我仍对热情奔放，欢快流畅的小提琴曲《新疆之春》、《阳光照耀库尔干》意迷神醉，百听不厌。而缠绵悱恻，如泣如诉的《梁祝》更是令我如痴如醉，进入忘我之境地。

  一般搞艺术的人都比较浪漫，不拘小节，李老师也不例外，但他浪漫过了头，居然和一位女生谈起师生恋来，那女生是李老师狂热的崇拜者，追星一族。师生恋，在那个时代可是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代名词，它的影响和社会关注程度远比贪污和刑事犯罪为大，更能激起人们的好奇心，引发更多的议论。犯了这个“错误”，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做不起人。

  李老师是聪明人，不会不知道师生恋的后果，但浪漫的个性和对爱情的追求冲昏了头，他忘乎所以，不顾后果了，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可怕的师生恋中。结果可想而知，女生家长气势汹汹上门问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不可收拾。后来，女生转了校，李老师可能受了个什么处分，调到郊区一间小学去了，棒打鸳鸯，一场爱情悲剧。

  我对此非常遗憾，因为后来的音乐老师太没情趣了，音乐课就是傻唱，从上课唱到下课，但唱了些什么，我现在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班 主 任

  龙闻盛，女，数学老师兼班主任。龙老师好胜心强，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女强人风格，凡事都要胜他人一筹。她当班主任，要求我们班每一门课程都要争全年级第一，这太难了，实际不可能。龙老师的严格要求给班干部带来很大压力，每逢重大考试或学科竞赛，大家都精神紧张，严阵以待，小心翼翼，生怕某一个环节出错。

  有一次期中考试，我们班的数学成绩排名跌出三甲之外，龙老师大发脾气，课堂上训斥了半个钟头，下课后令班干部开会检讨，找出主观原因并制定改进措施。班干部愁眉苦脸，想来想去，实在找不出成绩下降的主观原因。作业按时完成了；上课纪律不错，大家都在认真听讲；上学期期末考试还是全年级第一，基础蛮好……

  后来提交给龙老师的不是什么主观原因，而是客观原因，那就是本学期课程安排不当，数学课不能安排在周二上午第四节课，或者这节课不能上数学新课。龙老师听到我们的辩解后，哈哈大笑，连称言之有理，言之有理。

  我们提出周二上午第四节课不能上数学课的原因是：周二中午学生食堂打牙祭，有肉吃，所以上午第四节课时，大家都没心思上课了，注意力不集中，魂不守舍，一心想着中餐的红萝卜饨肉，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这种状态下如何能认真听讲，所以导致数学成绩急剧下降。

  那时，每人每月定量供应4两肉，食堂规定每周吃肉一次，每次一两，即50克。别小看这50克猪肉，对于正长身体，饿肠辘辘的我们来说，可是朝也盼晚也盼的大事，而且希望这50克肉全是肥肉才过瘾。因为平时是清汤寡水，连油星也少见的减肥型伙食，所以早就盼着这一餐了。

  食堂图方便，每次都是红萝卜饨肉，肉切成半寸见方一块，每人两块。我们当然不会去计较烹饪技术的粗糙，如饿虎扑食一般，猪肉一眨眼功夫就滑进喉咙，连味道也来不及品尝。事后连连遗憾感叹，要慢慢品尝就好了，让那美味尽量长时间留在记忆中。

  肉吃完了，又盼星星盼月亮，盼望下周二早点到来，心急火燎一般。所以周二上午第四节上数学课实在不明智，达不到教学大纲规定的效果，这种不合理，不合校情的课程安排要改。

  校方倒还开明，从善如流，认为学生的反映有道理。从此规定，凡吃肉的那天上午，最后一节课都不安排主课，改上音乐、体育之类无须大动脑筋，注意力无须高度集中的副科。于是，我们班的数学成绩又上去了。

  初三下学期开学时，龙老师特地将我叫到办公室，神色凝重地说，最近教育局有文，为了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确保工人阶级在教育领域的领导地位，学生干部中的重要及关键职务（正副班长、学习委员）应由三部分人的子弟，即工人、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子弟担任。

  听了龙老师这番话，我脸色大变，感觉一下子成了被社会遗弃的孤儿，少年的美好憧憬、向往，人生目标等美梦一刹那被击得粉碎。我扪心自问，我有什么错？甚至发出这样的疑问，我还是好人吗？

  从此以后，这片阴云如影相随，无时无刻都在笼罩着你，成为升学、招工、参军、提干，甚至谈对象不可逾越的障碍，生活在主流社会的边缘。我的青春岁月大部分就是在这片阴云之下度过的，歧视和偏见无处不在，直到改革开放的伟大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复出。

  龙老师说了许多劝慰激励的话，我知道她的心情也不会好，时势如此，徒呼奈何。我深深感谢富有责任感，要求严格而又善良，为人师表的龙老师，她虽然不能改变什么，但她的同情和不满是不言而喻的，师生的心灵永远相通。

龙老师这样的老师，当时不太多。

当然，这不能怪他们，因为，要对抗当时的形势，几乎是不可能的，能善解人意的安慰安慰遭遇到这种打击的学生，就很不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