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 称 风 波

                                                                                         乐 乎

  翻砂车间的韦文良（化名），原籍广西南宁，人称韦工。实际上韦工的“工”完全是子虚乌有，与工程师的“工”毫无关系。韦文良的真实身份应该是劳改释放犯（现在的客气称呼是刑满释放人员），因为他劳改释放后在劳改农场就业，前后达22年之久，落实政策分到厂里还没几年。

  劳改释放犯到厂里没几年就被人尊称为“韦工”，也是有原因的。原来韦文良是五十年代的老大学生，曾就读于中南矿冶学院（现改名为中南大学），五七年反右，韦文良不知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去劳改，当时他正读大二，年仅二十岁。

  1979年摘帽落实政策，韦文良已是四十开外的人了，虽然专业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但大伙都很同情他的不幸遭遇，念他毕竟读过两年大学，多少有点专业知识，不约而同地称他为韦工，让他心理平衡一点。与他同届的同学，总工、高工、教授、专家比比皆是，而韦文良除了劳改释放犯这顶帽子外，一无所有，人比人，气死人。

  韦文良的老婆也是劳改农场的，但她不是劳改释放犯，是劳改释放犯的女儿，出身不好，两人同病相怜，惺惺相惜，遂结成夫妻。韦文良比他老婆大十几岁，工友笑他劳改并非一无所获，虽然“学而劣则帽”，戴了个右派帽子，但情场得意，艳福不浅，娶了个年轻老婆，“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

  韦文良落实政策成了国家干部，但他老婆还是农村户口，两个女儿随母，也是农村户口，生活自然非常困难，每个季度都要吃困难补助。韦工牢骚满腹，说落实政策拿几十块钱月薪还不如在劳改农场务农，农场收入低但开支小，柴米油菜都不用买，比分居两地强多了。

  我和韦文良共事，关系不错，便开导他道：“话可不能这么讲，在农场你的身份是劳改释放犯，而在厂里你是国家干部，还是韦工，社会地位岂可同日而语。”这话触到了韦工的疼处，他咆哮如雷：“我1955年就上大学，到现在连个职称也没有，还说老子是大学肄业，没有大学文凭，评不了职称，什么鸡巴韦工，老子不稀罕。”

  韦文良是个聪明人，在劳改农场关了20多年，居然还会跳大学时代的交际舞和探戈，还能拉一手不走调的小提琴，文章也写得好，被打成右派是聪明过了头，聪明反被聪明误。其实厂里也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他评一个助理工程师职称，但被韦文良一口拒绝，理由是没有大学毕业文凭不是他的错，按他正常毕业时间算，早就应该有工程师职称了；再说助工职称也解决不了他的困难，非得要有中级以上职称，老婆孩子的户口问题才有希望解决。

  文革刚结束，职称评定停了十多年，大批科技人员望眼欲穿，排队等着晋升和评定职称，象韦文良这种大学没毕业就送去劳改，既没有毕业文凭又没有什么业绩的人，一时还顾不上，老韦发牢骚也没用，挨几年再说吧。

  翻砂车间那时正在试生产半挂车的球墨铸铁转盘，以取代在用的铸钢转盘，因为球墨铸铁既有较高的强度，又有较高的塑性和韧性，铸造性能和加工性能都很好，而且成本低。韦工毕竟念过两年矿冶专业，本着人尽其才的原则，他被派去攻关，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前提下，降低生产成本，批量生产球铁转盘。别看韦工平时牢骚满腹，但对工作却不折不扣，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发挥能力的机会。

  虽然韦文良工作很卖力，但由于政策的限制，他的职称问题一直落实不了，韦文良为此事多次找过厂长、总工，甚至还到省机械局、省政府上访，拍过办公桌，摔过文件夹。大家都同情他但爱莫能助，政策已有明确规定，谁也不敢冒着风险为摘帽右派说话，文革整人整怕了，毛泽东不是说过七八年后还要再来一次文革吗。一个大学未毕业的劳改释放犯，过去20多年都没有从事专业工作，只会种田喂猪，想一举破格晋升为工程师，何其难也。

  其实，象韦工这样的情况厂里有好几起，都是冤假错案造成的，不是右派分子就是历史反革命，或是国民党特务，总之都是大帽子。闹了好几年，厂里总算想出一个折中的方案，那就是评定“内部工程师”，俗称“地方粮票”，本厂认可，享受工程师待遇，出厂无效。这一奇招既解决了韦文良等人的困难，又起到了安定团结，稳定人心，团结大多数的作用，可谓一举数得，皆大欢喜。

  韦工虽然觉得“地方粮票”低人一等，心情不够舒畅，但也无计可施，先解决后顾之忧，把老婆孩子转到厂里再说，毕竟20多年最艰难的日子已熬过去了，随着拨乱反正政策的落实，政策会越来越宽容和开放。韦工后来拿到“全国粮票”——全国通用的工程师证书时，已年近半百。又过了若干年，韦工才获得高级职称，此时已接近退休，用他的话说：“追认了一个高工”。

   好故事啊，

同情，同情韦工！

不知道这韦工认识我知青朋友青头闷的哥哥青步平吗（我们喊他叫二哥）？（都是1937年生的人）

二哥也是1955年上的中南矿冶学院，五七年反右时被打成的学生右派，被送劳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