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是火山总要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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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二年初，上海市派出首批慰问团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进行慰问。慰问活动历时半年。慰问团对云南兵团所属各营、团、师进行一系列调查研究，然后写出长达数百页的汇报材料。

材料共分为五部二十一章节，其中第一部分“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中，慰问团将兵团各单位作了详尽比较后，得出结论如下：

“……仅以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而言，兵团所辖各师及独立团中，尤以新建第五师环境最为恶劣。该师之内，又以第二十一团、第二十二团条件最为艰苦……”

在云南西部边疆耿马、沧源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接壤的崇山峻岭之中，有条地貌古怪的荒山沟，当地人叫“拖木沟”。“拖木”是佤语，即不长草的意思。

拖木沟地处北回归线以南澜沧江河谷地区，气候炎热，雨量充沛，四周高山均为郁郁苍苍的原始森林和热带植被所覆盖。然而唯独这条长约一二十里的荒山沟里不长树，也不长草，溪水里没有鱼，也没有蛙，只有两壁高高低低的山坡上布满光溜溜的怪石，远远往去，好像许多龇牙咧嘴、面目可憎的骷髅。

据说这条山沟原先并没有人，大跃进时候有了几户内地移民来到这里定居，后来都得了莫名其妙的怪病，死的死，迁的迁，拖木沟就成了无人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一个外地药农进山采药，途经拖木沟，拾得一块五彩斑斓的石子。药农只识药，识不得石头，觉得好玩，就带回家去。不料过了几个月，这家人纷纷病倒：呕吐，乏力，面色苍白，浑身浮肿。适逢城里医疗队下乡巡回治病，教授专家急贫下中农所急，把药农请到城里会诊。会诊结果，结论竟为现代医学的尖端病例：

——铀放射性感染（核辐射病）。

城里的教授为此惊讶不已。一个乡下人，久居深山，何以染上现代核工业的不治之症？何况当时中国并无核电站，原子弹研制工作正在中国西部沙漠中极端秘密地进行，核辐射从何而来？

情况迅速反映上去，有关部门极为重视，派出专家携带仪器赶赴有关县区进行探查分析。结果制造疾病和死亡的元凶很快被仪器发现并捉拿归案。

原来那块色彩斑斓的五彩石并不是普通的观赏石头，而是一块含有铀成分的天然矿石。

顺藤摸瓜，拖木沟何以荒凉至鸟兽绝迹的秘密从此真相大白

。当时这一重要发现的意义不啻于爆炸一颗原子弹。它雄辩地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并不是贫铀国，别人有的我们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有。

拖木沟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一队队建设者们满怀壮志豪情乘着“文化大革命”的浩荡东风开进拖木沟。荒凉的山沟沸腾了。建设者们决心用自己的双手而不是科学技术在国防建设尖端项目的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来。

由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剧烈动荡，或者叫做风起云涌，铀矿建设时停时续。至一九七〇年，有关方面接到上级命令，铀矿原有人员撤出，改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接管。

建设铀矿的伟大使命就历史地落在了兵团第五师第二十一团（勐岗农场）广大知识青年身上。为保密起见，铀矿对外全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第二十一团红旗化工厂”。

2

一九七二年旱季，“红旗化工厂”正式投入生产。

所谓国防建设，其实一点也不神秘，或者说拖木沟的铀矿跟当时遍布北方大地的那种小煤窑、石灰窑也差不多。全矿四百多名知青，工序分为三道，即采矿、选矿和储运。

采矿最为艰苦，耗费体力最大。知青们不是操纵机器而是使用锄头、铁铲、十字镐等原始工具，沿山坡两壁掘出一条条深长的坑道，将并不十分坚硬的矿石刨进竹筐，然后一筐筐拖出洞来。由于此处地质构造比较复杂，含铀的矿石往往与稀薄煤层混杂在一起，因此有时免不了发生瓦斯爆炸，起火塌方等等事故。

选矿的人们则操纵经过改造的饲料捣碎机或者挥动大铁锤，将铀矿石进行粉碎和筛选。筛选时使用浓硫酸对含有杂质的矿石进行腐蚀分解，经过多次循环往复，几吨或者几十吨黑色土石中便能筛选出一只鸡蛋大小的浅黄色粉末团。

然后装入容器，装车储运

。于是核工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初级原料——铀矿石粉就这样诞生了。

据有关数据测定，要完全遮挡中等烈度以下核辐射对人体造成的危害，至少需要一米厚的铅板进行防护。一九八一年我国有关部门颁布劳动保护条例规定：凡从事有害射线放射性工作的人，都应该受到相应措施的保护，并享受一定的劳动福利待遇。

由于“红旗化工厂”是在非常时期匆匆投产的国防工程，国家既无足够的资金投入，又无长远规划，因此只好土法上马，打人海战术。好在采矿就是把矿石从地下刨出来，并不需要如何高深的技术，所以化工厂广大职工能够在因陋就简的不利情况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而把革命和生产同样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突出的优势在于政治挂帅和思想革命化。

厂领导都是部队来的现役干部，他们对工业生产虽然不大在行，但是从突出政治的角度讲，各行各业并没有什么不同。因此他们一面狠抓对知识青年进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再教育，一面以身作则，轮流带头参加劳动。

“红旗化工厂”以南十多里有条小山沟，叫岗底河，河里有种小鱼，当地人叫胡子鱼。这种鱼只有两寸长，像泥鳅，又似鲶鱼，味极鲜美，为当地一道佳肴。但是自化工厂开工之后，洗矿的废水源源不断地流进岗底河，久而久之，胡子鱼从此绝迹。后来，当泛着泡沫的岗底河水由东向西流进滔滔南定河，偌大一条南定河下游竟然也鱼虾绝迹。

兵团组建时，化工厂定为营级单位，属二十一团管辖，因此厂里一律按照部队职务，称“营长”、“教导员”。知识青年以连排为单位进行管理，一天二十四小时，生产三班倒。起床吹号，上班点名，下工点名，星期日外出要请假，回厂要汇报。化工厂是保密单位，知识青年还要轮流站岗，以防阶级敌人破坏。

初时，知青们并不在乎劳动艰苦，因为仅就体力强度来讲，挖矿石毕竟比上山开荒轻松得多，而且不用日晒雨淋。何况化工厂还有颇为丰厚的劳保和营养：每人每月一只口罩、一块肥皂、一双帆布手套，每月两斤白糖、一斤猪肉和半斤红茶。两年发一套工作服、一双高统雨靴。要是你在那些天天喝玻璃汤（盐水汤）的橡胶连队，能指望享受这些令人羡慕的物质待遇么？

因此大多数知青对自己能够有幸分配在化工厂劳动，感到很荣耀，很自豪。

由于化工厂的性质严格保密，开始知青们并不清楚这些鹅黄色的矿石粉末究竟有什么用途。但是随着天长日久，有人出现脱发、头晕、频繁感冒等症状，于是便有一些关于铀矿和放射线的可怕说法渐渐流传开来，在知青中造成很大恐慌。营长、教导员及时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在全厂批判“铀矿有害论”，批判阶级敌人破坏国防建设的险恶用心。批来批去，挖出一名原化工厂留用人员，判刑七年，堵住风口。为了证明阶级敌人确实亡我之心不死，厂里又从县里请来一位曾经亲自参加过拖木沟建设的领导，用革命传统和现身说法教育知识青年。领导同志有四十多岁年纪，几年前在这里指挥建矿会战，他在滔滔不绝地回顾了化工厂建设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之后，终于怀着按捺不住的兴奋心情向听众宣布：他老婆最近又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儿子重七斤三两、器官发育正常，绝对没有长出如兔子的三瓣嘴或者多出一条猴子的尾巴来。

事实雄辩地证明化工厂的工作也就是铀矿对人体无害。

准确地说，在那个不尊重科学和文化的精神一片荒漠的时代，即使是城里来的知识青年，他们对一切有关铀射线的知识也是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道听途说。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命运注定是上山下乡，是从事身不由己的艰苦劳动，那么在化工厂或者在橡胶连队又有什么区别呢？

更有部分头脑单纯的知识青年，笃信“人定胜天”的理论，把世界看成精神者的世界。脱发么？有什么了不起，比起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还差得远哩。如女卫生员小苗，不仅踊跃参加革命大批判，并且身体力行，坚持下采矿点劳动，用实际行动破除“男尊女卑”和“铀矿有害论”。

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

“红旗化工厂”年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多次受到上级通令嘉奖，还集体荣立三等功一次。营长、教导员走马灯一般，换了一茬又一茬，知识青年以厂为家，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继续接受再教育。

整整十年，“红旗化工厂”共为国家提供初级产品若干吨。后来有消息说，该矿生产的矿石粉品位质量皆低，蕴藏量亦少，无重新投资和大规模开采价值。

一九七九年，知青大返城，该厂始撤销，拖木沟重归荒寂。

苗晓娜，女，成都知青，原籍河北沧州。同所有来自天府之国的纤纤少女相比，这位成都二十六中的七〇届初中毕业生可以算得上少有的粗犷型：身高一米七十，膀大腰圆，粗声大嗓，性格豪爽，做事从不转弯抹角。小苗最大的特点是吃苦耐劳，用当时流行的评语，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九七一年，她被调到团部当卫生员，无论守护危重病人，还是进深山老林挖中草药，她都事事争先，圆满完成任务。一次卫生队试制中西药注射剂，她瞒着领导在自己身上试验，结果造成血液中毒，险些丢掉性命。她为此光荣地加入中国共青团。

小苗原本在化工厂医务室只是一名卫生员，除了给病人打打针，还兼管熬制大锅药。同大多数知青相比，她的工作是轻松而且优越的，按说她应当知足，然而她对自己不满意的恰恰就是这种无所作为的轻松。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要求下作业点采矿。”革命大批判伊始，她主动找领导请战，脸因为激动而涨得通红。

“上级有规定，女同志……不下井嘛。”领导有些为难。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的事，我们女同志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领导同志自然没有理由不扶持新生事物成长，报纸上已经有那么多“铁姑娘”、“花木兰”、“穆桂英”，红旗化工厂为什么就不能破一破女同志不下井的陈规陋习呢？

小苗白天下井，晚上熬大锅药，她的事迹在厂内外广泛传颂。一九七三年，她光荣地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她日记中记载的最大愿望。

彭永成，男，成都知青，原二十一团宣传队演员，红旗化工厂采矿工。

“兵团时期成立宣传队，还有篮球队，全脱产。那时候时兴演样板戏，我们排过《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巡回到连队去跳，有没有戏台都无所谓，深山里的芭蕾嘛。

“后来兵团撤销，宣传队球队解散，就把我们安排在红旗化工厂。听说化工厂待遇不错，进厂嘛，总比干农活儿强。

“进了化工厂，才发觉烧香摸错了庙门。因为这里不仅下坑道干活儿，听说还有放射线，要得血癌肺癌什么的。

“领导给大家做工作。领导说这里有几百知青，谁得了癌症？难道就你们怕死？还举了女卫生员苗晓娜作例子，说女同志都能下井干活，难道你们比女同志还不如？又讲了一大堆工厂发展的远景，仿佛共产主义明天就要在化工厂实现。

“既来之，则安之，想换个地方也晚了。反正到哪里都干活儿，差不多。心一横，人家能活下来咱们为什么不能活？于是就下了坑道。那坑道又矮又窄，直不起腰，有的地方只能爬着走。每个知青腰间挂盏电石灯，用锄头十字镐刨矿土，然后用竹筐子拖上来。那种干活的方法，跟电影《燎原》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资本家。

“采矿跟挖煤不一样。挖煤能看见煤层，铀矿用肉眼却看不见，因此要借助伽马仪的指示。伽马仪是个方方的仪表盒子，它能测出哪儿有伽马射线，达到多少强度，并且还能自动发出呜呜的报警声。

“矿上只有两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姓林，成都地质学院毕业的。另一个姓刘，大家叫他‘牛鬼’，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两人都是犯错误的大学生，在这里劳动改造，所以不敢乱说乱动。后来我同老林混熟了，大家又是老乡，他才悄悄告诉我：小彭你快想法走吧，这个地方了不得。我吓了一跳。原来按照规定，伽马射线达到五十个单位就对人体有害，而在我们睡觉的床底下，伽马射线至少在两百个单位以上。

“我问他为什么不想法调走？他眼圈红了，说像他这样的人，到哪里都一样，不像我们知青将来也许还有前途。

“果然，不久我就看出苗头。上面来的人，一般只在办公室听汇报，从不到工作现场，更不要说跟知青一道参加劳动。一次北京二机部来了三个人，据说是来考察的，结果连水都不肯喝一口，听完汇报连夜开车走了。

“他们都把这里视为地狱，而我们却天天生活在地狱里。

“我的未婚妻原先也是宣传队的舞蹈演员，我把这些跟她一讲，她立刻吓哭了。哭也没用，只有想法远走高飞。这时我想起《国际歌》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想来好笑，没有解放三分之二，自己倒先栽进地狱。

“幸好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制度，我和未婚妻是抱着置之死地而后生、杀开一条血路的决心去考试的。那种动力你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多留下来一天，就会让你感到离死亡更近一步……”

彭永成终于在一九七八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回到成都。他现在成都某民间律师事务所当律师，专门替人打官司，一家三口生活得很幸福。

公元一九八四年元月，四川省人民医院接收了一位名叫苗晓娜的女病人。病人年仅三十岁，职业为医助，身体健康，无抽烟史，亦无不良嗜好。初诊为肺部空洞性结核，复诊为肺癌晚期，癌细胞扩散，几无生还希望。

通常情况，年轻女性患肺癌的几率很小，何况病员身体十分健康。医院很重视，把病员当做一个典型病例来分析。经查询病史，原来该病员曾经在铀矿放射性污染区劳动过整整七年。

医生默然。专家默然。一切具有科学常识和同情心的人们对此都无话可说。

仅仅两个月后，年仅三十岁的原红旗化工厂女卫生员被癌症残忍地夺走生命。她临终前受尽病魔的折磨，脸色乌黑，人体因失水萎缩，只有那双失去光泽的眸子大大地圆睁着，仿佛责问冥冥之中命运之神为什么这样残酷？

小苗的悲剧也许只是悲剧的开端。由于原红旗化工厂知青分散在全国各地音信不通，我不知道他们中间是否已经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小苗，或者将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小苗。我想今后医学的进步也许可以治愈他们的疾病。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毕竟走出了那片污染区，走出了蒙昧状态下的封闭、落后和自我虐待。我们有了改革开放。不论未来的目标还有多么遥远，也不论将来的道路还有多么曲折漫长，人民决不会选择倒退，因为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诚如彭永成先生所言：“我想我的儿子再也不会当知青了。”

3

公元一九七八年岁末，当西双版纳知青大罢工的风潮席卷边疆各农场的时候，距离西双版纳数百公里的勐岗农场和岗班农场却呈现出奇的平静。尤其拥有上万名知青的勐岗农场，一直是省里“再教育”先进集体，因此知青们照常披星戴月学大寨，会战苦战拼命干，把革命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知青大罢工的风潮似乎离他们很遥远，并未扰乱他们的生活，唤起他们重返城市的欲望和信念，因此上级对勐岗农场的局面很满意，归之于“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

社会学理论有一条著名的“反弹定理”，就是压抑愈深，反抗愈烈。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正是在于无产，推而广之，革命首先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现实。

一九七九年元月，就在赴京请愿的知青代表偃旗息鼓退回农场，西双版纳罢工风潮渐趋平静的时候，一向默默无闻的勐岗农场却突然发生新的骚动。骚动始于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因素，然后引发一轮席卷整个云南边疆的更大规模的知青大罢工和绝食请愿运动的高潮。

龙胜云，男，上海闸北中学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勐岗农场红旗化工厂采矿连指导员，知青中出头露面和有影响的人物。

龙胜云的经历较一般知青有所不同：他原先在团部警卫排站岗，给首长当通信员。后来现役军人轮换，他破例被首长带回部队，实现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当上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还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仅仅两年之后，他就被复员回农场，复员的理由很简单，因为那位首长犯了路线错误。复员兵龙胜云先在场部当保卫干事，后因工作需要调到化工厂采矿连当指导员。当时农场领导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先到艰苦岗位“锻炼锻炼”，再挑重担。

谁知一锻炼就是好几年，其间形势大起大落，风云变幻，他的前途就这样被耽搁下来了。但是更出人意料的是，这样一个干部苗子，有一天居然带头造起反来。

元旦过后不久，省里一个工作组到达勐岗农场，要在场部召开知青代表大会。其实工作组并无特殊使命，无非传达中央领导同志接见知青代表的讲话，做一做稳定人心的工作，进一步巩固平息罢工的大好形势。但是工作组来头很大，组长是省里知青办一位副主任，因此消息传开后，知青们奔走相告，于是原定三百人的会议，竟不请自到来了三四千人，连场部礼堂外面的空地上也坐满黑压压的人群。

先传达文件，再由副主任讲话。副主任是位两鬓斑白的老人，他戴上眼镜，先环视会场，然后才不紧不慢地开始念一篇事先草拟的发言稿。

“国营农场广大青年职工同志们，战斗在农场生产第一线的广大青年工人、干部、党团员同志们：

“……”

会场一片静默。人们惊愕地捕捉扩音器里传出的每一个字节和音符，他们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

“你再念一遍，开头那句。”台下有人喊。

副主任宽宏大量地把上述称呼重复一遍：“……青年职工……同志们——”

台下顿时哗然，会场如同开了锅。

“知青就是知青，你们捣的什么鬼？”

“怎么干了十年，反倒连知青也不是了？”

“阿拉怎么不是知青了，老家伙说清楚！”

副主任自恃有政策撑腰，振振有词地阐释：

“中央《知青工作四十条》规定，今后国营农场知青一律……”

这是一个痛苦的现实。对知青来说，改变称呼决不仅仅意味着改变某种可有可无的头衔，它意味着改变你的知青身份。知青身份是一种值得期待的理由，因为当历史不公正地对待了这些饱经苦难的拓荒者，知识青年当然有权利期待并要求平反（回城）。眼前的问题在于，如果你连知青都不是，那么你就被剥夺了平反的权利。

好比右派，苦苦煎熬二十年，终于盼来平反昭雪的出头之日。但是如果你却被宣布连右派都不是，你能对这种毫无道理的剥夺和命运捉弄保持沉默而不表示极大的愤慨么？

知青也许可以对自身的屈辱保持沉默，对苦难和种种坎坷际遇保持沉默，但是如果有人试图剥夺他们最后一点小小的愿望也就是回城的权利，他们内心积郁已久的火山就必然不可遏止地爆发出来。

会场大乱。知青们情绪激愤，有人当场痛哭失声，更多的人冲上台去质问，抗议之声不绝于耳。

那位副主任结结巴巴解释一阵，毫无效果，于是就犯高血压到卫生队去了。

指导员龙胜云也因激怒而失去往日的冷静。

从本质上讲，他也是知青，离乡背井，坐三天三夜火车，再换乘整整一周汽车，才来到这片荒无人烟的亚热带边疆上山下乡。他还在等待，还没有安家，他通过城里的父母正在想办法寻找回城途径。他渴望获得重新选择生活和做一个体面的上海人的权利，而决不是那个什么鬼文件里的“农场青年职工”。但是仅仅一刻钟以前那个出自领导之口的政策性称呼的改变，就把他回城的道路结结实实地堵死了。

龙胜云留恋大城市并不仅仅出于狭隘的乡土观念。

他曾经有过雄心，有过献身边疆的激情和冲动。但是现实使他的小知识分子狂热彻底碰了壁。如果说历史赋予这代人的伟大使命是消除“三大差别”，在全中国最终乃至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那么他用自己最美好的十年青春证明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就是“三大差别”不是被有效地缩小而是相反。

从龙胜云的个人处境看，他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前途担忧。红旗化工厂是个前景险恶的地方，农场领导明明心里清楚，却偏要把他派到那里去“锻炼”。他决不是哪里艰苦到哪里去而是身不由己。一个长期同放射线打交道的人，他能不对自己的生存状态和未来出路忧心忡忡么？

社会学家的“反弹定理”在这里发生效应。

无论我们今天的理论家有多少充足的理由驳斥龙胜云们的悲观主义论调，但是龙胜云们潜藏在心底的日积月累的返城愿望和决心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因为人们一旦认识到上山下乡是一条从理论到实践都被证明是行不通和错误的路线，一旦发现自己最宝贵的投入：青春、理想、汗水、劳动乃至生命统统都是无效投入，甚至负投入，那么他们的理想主义大厦立刻就会像雪崩一样坍塌下来。

指导员龙胜云终于在历史的潮流推动下，毅然决然站出来向不公平的命运挑战。

“知识青年同志们，战友们，大家听我说几句。”龙胜云登高一呼，混乱的会场逐渐安静下来。“我们的真实身份是兵团知青，我们是响应党和毛主席号召，到边疆来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而不是来就业找工作的，这是问题的关键……现在兵团撤销了，‘文革’结束了，为什么有人反而要任意篡改我们的知青身份，剥夺我们落实知青政策和回城的权利？……《知青工作四十条》是不能接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什么人的讲话，哪一级领导的指示，如果不尊重历史事实，不遵循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都不能接受！……”

一片掌声，龙胜云理所当然成为知识青年中众望所归的佼佼者和领袖人物。

当天晚上，知青代表草拟了十个问题，要求工作组回答。第二天与工作组对话，农场领导的脸上就很挂不住，悻悻然的样子，时不时地冷笑。龙胜云心中倒也坦然，心想知青就是知青，干吗非看你的脸色？反正我又不在你这里干一辈子。

一连两天，工作组那位副主任同知青无话可讲，只好反复宣读文件和政策。对话原地兜圈子。

第三天早上，知青代表照例来到场部会议室，等了许久不见人影，这才发现工作组已经在昨天半夜里悄悄撤退，唱了一出“空城计”。

农场领导为了平息众怒，从精神和物质上体现农场公有制的优越性，下令伙食团宰杀了一口肥猪，备下许多米酒，犒劳那些上当受骗的知青。知青代表吃饱喝足，就连夜赶回各自的分场和连队，分头组织知青罢工。

应该说，这样的局面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明明是知识青年，你却要千方百计篡改历史，把他们变成当地人，变成“农场青年职工”。政策朝令夕改，路线忽西忽东，谁能无限期地忍受这种命运而不发出“最后的吼声”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大众（包括知识青年）发出不满的呐喊之时，就是改革开放路线应运而生和中国经济建设新时代的曙光到来之日。

也就是说，人民创造历史，人民呼唤并推动改革的航船前进。

就在农场各级领导对于新起的知青罢工浪潮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封上海急信辗转送到龙胜云手中。

胜云吾儿：

上封信提及脱发和头晕一事，全家人都很担心，万望你多多保重，好自为之，切不可蛮干。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近日市里颁布政策，凡子女中有两名知青者，家长可退休或者提前退休，顶替一名回城。我与你妈商量，你妹妹在崇明岛插队，虽然艰苦，毕竟近些，还是打算让你回城顶替。你若没有意见，望速来信告之。

另外，听说云南知青闹事，罢工游行，等等。我和你妈都很替你担心。你的脾气我们是知道的，有时爱冲动，不计后果。“出头椽子先烂”，这是古已有之的道理，望你言语谨慎，三思而行，千万不要做得罪领导的事。切切。

我和你妈盼望你平安回来。

                            父字

                            一九七九年元月×日

龙胜云冷静下来，将信反复读了好几遍，然后开始觉得有些不妙。

如果他事先知道不久即可顶替回城，或者说当农场的政策尚未关门之时有希望赶上末班车，他又何苦要做“出头的椽子”呢？如果上海方面手续办妥，父亲退休，农场领导却不予放行，岂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退一万步说，即使知青闹出名堂，中央调整政策，那么大返城决不止龙胜云一人，而是人人有份。但是倘若事情闹大，闹出问题，承担责任的就决不会是广大知青而是他们少数几个“坏头头”。

这样的情形好比走独木桥，如果你一直目不斜视，你也许信心百倍无所畏惧地走到底。但是如果你偶然停下脚步并且左顾右盼，那么你就会猛然吓出一身冷汗，然后却步不前。

指导员龙胜云不幸停下来并且出了一身冷汗，他开始为自己的鲁莽行为感到后悔。

还是《国际歌》唱得好，全靠自己救自己。溺水之人，倘若自己尚未得救，又何必硬要冒充英雄好汉去拯救别人呢？世界上的事，坏就坏在感情冲动和意气用事上。真正成熟的男人，遇事应该不动声色，胸有城府，目光远大，下棋看五步。知青的命运，明明掌握在领导手中，你却要站出来与领导对抗，岂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么？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农场一万知青，全农垦十万知青，如果人人都有自救的觉悟，人人都自己想法而不是指望别人来拯救，知青的命运不就从此改观么？“量变到质变”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非要做那种失去理智和大动干戈的蠢事呢？大彻大悟的上海知青至少找出一千条理由为自己的急流勇退辩护，从而试图摆脱某种道德负疚重新获得心理平衡。这种情形，好比跃跃欲试的运动员，突然在水里抽了筋，于是只好不体面地爬上岸来休息。

龙胜云一面在内心里谴责自己，一面连夜赶到场部向领导汇报思想，主动斗私批修，并将知青内部的计划和打算和盘托出。焦头烂额的农场领导喜出望外，自然不计前嫌，勉励有加。并当场许诺上海方面函到放人。第二天，龙胜云回连称病不起，试图聚集场部闹事的知青群龙无首，军心动摇，一时无所作为。

半个多月后，上海方面果然办好手续，农场领导亦不食前言，龙胜云如愿以偿。临行，一向悭吝的上海知青托人将两百元积蓄送给罢工知青，以补偿内心的歉疚。

龙胜云同志现在是上海市某针织厂党委副书记，一个举止稳重言语谨慎的成熟男人。

4

龙胜云不光彩的退却在勐岗农场激起一片谴责之声。

谴责归谴责，义愤并不能改变现实，龙胜云的出走给罢工知青留下一个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但是知青返城的激情已经高涨，他们的愿望决不会因为缺少带头人而自动平息。

英雄不是天生的，没有英雄时代也会造就出来。这就是唯物主义坚持“时势造英雄”社会观的依据。

于是就有一大批名不见经传的角色注定要脱颖而出，并登上勐岗农场的历史舞台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或可歌可泣的人生活剧来。

公元一九七五年，勐岗农场所在的当地县城曾经发生一起轰动全省的知青大闹县城案。事件起因并不复杂，由于农场知青往返探亲，调动工作，外出办事均需到县城搭乘长途客车，当地人大权在握，因此对知青百般刁难。比如住旅社，靠近厕所、洗脸间或者垃圾桶的房间必定住知青；明明有车票，要优先满足当地关系户。知青吗？对不起，慢慢排队吧。托运行李更是难上难。有时北京上海知青回到城里探亲假已经到期，行李还不见踪影。更有当地恶少，成群结伙欺负勒索过往知青，甚至光天化日之下追逐调戏女知青。有关部门对此不闻不问，置若罔闻。

这样，知青的利益便只能由知青自己来捍卫。

一连几天，县城大街上都有三五成群游手好闲的知青在转悠。他们看上去无所事事，或蹲在旅馆门口聊天，或泡在车站上闲扯，但是小小县城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他们有意无意的记号。

一周后某个熙熙攘攘的赶街天，县城异常拥挤。夕阳西下，街子渐渐散去，县城重归冷清。这时一声呼啸，近千名手持刀棒的知青从事先埋伏的角落冲出来，直扑车站、旅店、商店、饭馆以及事先做了记号的有劣迹的当地人家。一时间全城大乱，到处玻璃粉碎，柜台倒坍，被痛打的恶少鬼哭狼嚎，磕头如捣蒜，与知青结怨的人家被捣成一片废墟。等县城公安、民兵清醒过来紧急出动时，知青已经干净利落地退出战场，借着夜幕掩护有条不紊地踏上归途。

事后统计，被打百余人，打伤数十人，捣毁民房二十余间，砸坏公共财物无数。奇怪的是，挨打人之中竟没有一个误伤。

这件事惊动了省城和北京。省委和军区联合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但是始终未能抓出幕后指挥者和操纵者。军区一位作战参谋观看现场后不胜感叹：“真难让人相信是一群知青干的，这个头头一定是个军事方面的天才……”

多年后知青大返城，这个事件自动解密：原来指挥和实施这场“自卫反击战”的幕后人物并非军事天才或者别的什么专家，而是三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知青中替天行道的草莽英雄：胡传本、吴向东和李忠诚。

胡传本，成都知青，红旗化工厂采矿工，人称“胡司令”。吴向东，北京知青，六分场割胶工，外号“智多星”。李忠诚，昆明知青，水稻连农工，自封“李闯王”。这是三个类似《水浒传》或者瓦岗结义的草寇人物，他们是中国社会延续几千年的文化遗产，虽然没有了梁山泊好汉的威风，却还是常常一呼百应，同时干些打架斗殴偷鸡摸狗和替天行道锄强扶弱的勾当，令各级领导头痛。

胡司令生就矿工脾气，个子牛高马大，动不动就要抡拳头。他的势力范围在化工厂一带，手下有几十个拜把弟兄，啸聚山头，时常下山与那些“走黑道”（走私）的知青过不去，勒索些零钱买酒喝。有次一个兄弟不自量力，掏了厂领导的鸡窝，结果他挺身而出代人受过，被团部警卫排绑去吊了一天一夜。从此厂里的事，名义上领导说了算，背地里胡司令说了算一半。

割胶工吴向东与胡司令相反，又瘦又高，像根摇摇晃晃的芦苇秆。他在六分场原本不是个人物，没有人把这个言语不多的瘦高个割胶工放在眼里。但是有件事使他名声大噪。

一九七四年建设兵团体制转变，现役军人撤离农场。当时知青人心浮动，许多人议论纷纷，要收拾团部几个作恶多端的干事，出一口恶气。吴向东不动声色地听着。

“你们敢拦车吗？扔石头？或者半夜去放一把火？”割胶工开口了，悲天悯人地摇摇头，“你们没有胆量。想出气，又没有机会……阿弥陀佛，我替你们算一卦。”

他装模作样地在地上画了一阵天干地支阴阳八卦，口中念念有词。

“哦，有了。这是一卦天地玄黄，金缺铁，火缺木，爻像混沌，动中待静……”他吩咐众人：“你们只消听我安排，神机妙算，保证马到成功。”

知青们将信将疑，就糊糊涂涂被他调遣了一番。三天后，当撤离人员的车队正欲离开农场时，许多边防海关的工作人员却不期而至，对满载家具木材的车队进行铁面无私的检查。检查结果，证明情报来源准确无误，每辆汽车都夹带大量走私物品：外国手表、尼龙布、尼龙蚊帐、外国香烟、打火机等等。处理结果大快人心：走私物品自然一律没收，许多撤离人员还受到警告或者处分，一些人包括那几个干事都被提前复员回家。

策划向海关告密的正是北京知青吴向东。

吴向东酷爱读书，但是从不读正经书，只是将那些来历不明的“野史”“演义”或者通俗文学一律兼收并蓄。他常以“智多星”自居，别人叫开去他也不否认，只是不置可否地笑笑。“野书”读多了，脸上就多了一股妖气，让人感到莫测高深。久而久之，六分场知青有大事小事或策划什么行动，都要请他摇鹅毛扇。

一九七六年清明过后不久，勐岗农场追查政治谣言，查来查去，竟查到割胶工吴向东头上。他父亲原本是北京郊区一家破落地主，成分不好，现实表现亦差。据本连革命群众揭发，吴向东不仅一贯思想反动，而且善于躲在幕后操纵，“智多星”的外号就是证明。于是罪加一等，大会批斗，巡回批斗，田间地头也批斗。正批得热闹，北京粉碎“四人帮”，批斗只好不了了之。吴向东回连队劳动，不得乱说乱动。

昆明知青李忠诚则是另外一路好汉。

从外表看，水稻连农工李忠诚不仅生得其貌不扬，而且简直算得上有些猥琐。他原先在中学的外号叫“九寸半”，意喻其矮，还不到一尺的意思。然而知识青年九寸半很快就在勐岗农场崭露头角并在角斗场上表现出与众不同和征服一切的英雄主义气概。

勐岗农场建新桥一座，桥高十余丈，凌空飞架于南定河悬崖峭壁之上。初到边疆，有知青打赌，谁敢从桥上跳下河去，并且不被淹死，可得上海产猪肉罐头两只。许多拍胸脯的好汉都到桥头探头探脑一番之后，就借故讪讪地缩回去，从此不再逞勇斗狠。但是貌不惊人的九寸半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稳稳当当站在了桥墩上。只见他做了两次深呼吸运动，然后大叫一声，抱了脑袋就直直跌下去。随着河水浪花飞溅，半天却不见人影。原来他并不会游泳。

幸好雨季尚未到来，河水将他冲至浅滩，否则那两只猪肉罐头注定只能成为昆明知青李忠诚的祭品。

九寸半从此远近闻名。一次在勐岗街与当地人斗殴，他的耳朵被一把锋利的长刀砍掉半只，当地卫生院借口没有麻药，活活将那半只耳朵重新缝上。他痛得脸一抽一抽的，却硬是不叫疼。

出了医院，九寸半突然笑起来，对同伴说道：“妈的！老子干吗不叫‘闯王’？对，就叫李闯王！”

从此在勐岗农场和当地乃至邻近县城的知青斗殴中，时常都能看到这三条好汉的身影。也正是在这种弱肉强食和生存竞争的社会环境里，胡、吴、李三人相见恨晚，结下深厚的战斗友谊，并模仿“桃园三结义”排了座次。

就是这样三个人物，都来自文化深厚历史悠久的大城市，都秉承父辈乃至几千年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遗产：豪爽，侠义；讲义气，轻得失；知恩图报，肝脑涂地。在他们身上，“一诺千金”的优秀品质和“士为知己者死”的封建思想混杂并存。因此当历史来到一九七九年元旦过后，在那场被知青精英领导的大罢工运动眼看就要夭折之际，三名替天行道的好汉居然“受命于危难之中”，被历史推上政治斗争的大舞台，义不容辞地充当了罢工运动的群众领袖。

一九七九年元月中旬，曾经席卷边疆各农场的知青罢工浪潮再度呈现死灰复燃趋势。

元月十二日，勐岗农场通过《罢工宣言》和《致全省农场知青书》，并选举出罢工领导机构。红旗化工厂成都知青胡传本任总指挥，六分场北京知青吴向东任副总指挥，水稻连昆明知青李忠诚任罢工纠察队队长。

十三日，农场一万余名知青全线罢工。知青在场部及县城张贴大字报，公开批驳“知青赴京请愿团”的检讨。

十四日，罢工知青要求与中央通话，反映罢工知青的五点要求。遭拒绝。

十五日，罢工指挥部单方面发出通牒，限农场机关干部十二小时内全部撤离场部机关，由罢工指挥部进驻接管。

十六日，部分罢工知青强行进驻农场机关，接管场部广播站、电话总机、招待所、食堂、礼堂等，并在场部以外五十米设立纠察线，任何人不经允许不得入内。

至此，地处偏远深山交通不便的勐岗农场的性质发生变化，权力机构被接管，日常工作陷于瘫痪，干部们纷纷解甲归田，扛起锄头种自留地。知青控制局面并随时准备与上级派来的代表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在勐岗农场带动下，毗邻的勐班、勐龙、勐底、耿马、双江等大小十几个农场的知青相继宣布罢工，罢工浪潮再度波及西双版纳、德宏、临沧、红河、文山等边疆地、州。

勐岗农场成为知青罢工运动“第三次浪潮”的风暴中心。

5

一九七九年元月中旬，也就是知青宣布接管场部第二天中午，一辆北京吉普车颠颠簸簸地开进勐岗农场的大门。

汽车嘎的刹住，下来几个披军大衣的干部，为首一个小老头，自称姓劳，知青便知道他就是垦区党委大名鼎鼎的劳副书记。

劳副书记有五十多岁年纪，精瘦，一双鹰眼很严厉，属于那种脾气和烟瘾都很大的领导。由于通信不畅的原因，他们显然还不知道知青已经接管场部机关，因此当劳副书记皱着眉头在场部巡视一周，看见许多男女知青跟赶街似的进进出出、热闹非凡的时候，心里生气，就拧着脖子大声训起人来。

劳副书记当然有资格训人。副书记是老革命，出身贫农，十五岁参加八路军，出生入死，身上至今还残留着三块未取出来的日本弹片。他看见眼前到处是知青，把个好端端的场部搞得一团糟的时候，还以为农场开什么大会或者搞什么活动。

“老康！康场长……人到哪里去了？都给我出来！”

人倒是出来了，呼啦啦一大片，都是知青。才知道场部已经被接管，干部去向不明。劳副书记原本是来打前站，为一个中央调查团来农场视察工作鸣锣开道的。发现眼前的问题是如此严重，副书记自然不能不管。要管就要生气，脾气一上来，就训开了人。说心里话，副书记一直不大看得惯这些城里来的小知识分子，觉得他们“娇”“骄”二气严重，尾巴夹得不紧。接受再教育嘛，就是要端正态度，好好劳动，动不动就要造反，要罢工，罢谁的工？真是瞎胡闹！

谁知那些知青居然不怕领导，同副书记面对面拍桌子，外面的知青听说来了大官，一窝蜂拥来，把他们围得水泄不通。还提出许多问题，要他当场回答。这种场合，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愿意被别人说服，因此就不像辩论而是带有吵架的性质。大家都动了肝火，都不冷静不客观，都吵得脸红脖子粗，都说了许多很激烈很冲动的话。劳副书记毕竟年事已高，加上寡不敌众，差点儿犯了高血压。知青也不客气，扣下吉普车，然后将他们驱逐出境。副书记只得在随行人员保护下穿越荒无人烟的大山和丛林，前往几十里外的县城去求救。

当他们终于气喘吁吁地爬上一座小山坡，环顾脚下狭长的勐岗坝子和蜿蜒曲折的南定河时，劳副书记忽然来了幽默感，他指着秘书腆起的大肚子说：

“你们看，他像不像跟我上山打游击？”

元月二十日，中央调查团一行六人到达勐岗农场。

当调查团乘坐的面包车徐徐驶进勐岗坝时，成千上万的知青迎出农场几公里外的公路上夹道欢迎。农场大门口搭起鲜花牌坊，插起彩旗，横幅标语大书：欢迎你，北京来的亲人。许多知青热泪盈眶，口号声此起彼伏，人们无疑怀了极大的期待迎接中央调查团的到来。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场面，它充分表明知识青年绝非无法无天，而是迫不得已才采取行动来促使“法”和“天”关注和解决他们的问题。

调查团稍事休息，便被请进会场，登上主席台就座。会场设在露天山坡上，四周设了纠察线。本农场知青以分场、连队为单位席地而坐，纪律严明，许多毗邻农场闻讯赶来的知青则簇拥在会场外，人头攒动。每一个知青都很激动，因为他们真诚地相信，当中央调查团了解农场知青的实际情况之后，《知青工作四十条》不公正的条款是一定可以改变的。

面对知青的期待，面对他们井井有条和黑压压的阵势，调查团的人们反倒有些沉不住气了。

首先他们的使命不是来解决问题，而是来宣传《知青工作四十条》和解释政策文件的，也就是说不是调查而是走走形式。其次他们事先并没有得到通知，勐岗农场已经被知青接管，所以他们下车伊始就陷入身不由己和有口难言的被动局面。

因此他们唯一明智的办法是保持缄默。

当一个个知青代表慷慨激昂或者痛哭流涕地发过言，宣读了《公开信》《呼吁书》以及以诸多形式表达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之后，轮到调查团首长表态。

还是静默。

面对台下一万多双焦急渴盼并且情绪激动的眼睛，空气好像大山一样沉重，台上的人们开始出汗，紧张地交头接耳。

足足过了一刻钟，副团长——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干部困难地站起来，微微向台下听众颔首致意。

“同志们，青年职工……”她开始念一份发言稿。

“我们不是青年职工，我们是知青！知青！”台下立刻作出敏感反应。

“同志们，同……志们，”女干部更加沉不住气，频频将发言稿念错。“我们中央慰问……不，调查团来到边疆，来到你们勐岗、勐班……农场，是为了……”

一篇几千字的官样文章，足足念了一个小时。台下的听众耐住性子听，越听越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因为台上的发言与他们的期待相去甚远，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副团长话音未落，就有好几个情绪激动的知青代表同时抢上台去提问。

“请问中央调查团，你们将怎样调查知青的情况？是全面调查？还是走马观花？”

“请问，中央究竟知道不知道农场知青的真实情况？”

“我们当初都是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到边疆来的，为什么不在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之内？”

“《知青工作四十条》严重违背历史，违背广大农场知青的实际情况，中央到底知道不知道？……”

“……”

“……”

台下怒火万丈，台上的女干部和调查团成员都吃不住劲了。他们完全无法招架这么多尖锐的诘问，或者说无权回答这么多严峻的现实问题。因此当女干部愣愣地站了好几分钟之后，终于带着哭腔向知识青年公布了调查团成员的身份：

“同志们，同……志们，请安静……安静。我们并不是有意要隐瞒大家，我们实事求是……告诉大家，我们只是受中央调查团……委托，委托来工作的。”女干部相当紧张，豆粒大的汗珠从脸上滚下来。“我姓陆，在省、省妇联工作，其余这几位，也都是从省里，省里各单位抽调来的……”

原来并不是北京来的亲人，北京来的调查团一行五人此时正远在西双版纳。好比那些冒牌的武工队，吃过馒头就露了馅。当然，这也怪不得姓陆的妇女干部，他们本来奉命协助中央调查团工作，因此将这块金字招牌分成若干块，然后走南闯北做工作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问题出在他们恰恰来到勐岗农场，勐岗农场的干部们全都不知去向，因此没有了当地干部的协助，他们就陷入知青罢工的汪洋大海之中寸步难行。

静场片刻，然后知青开始沸腾，喊口号，口号之后是秩序大乱，大乱之后就有了一些不文明不冷静的举动。知青心目中的神圣期待被亵渎，被欺骗了，因此都很浮躁，很不客观和理智。于是罢工指挥部紧急决定，将冒牌调查团保护出会场，然后驱逐出境。

其实“中央调查团”原本是个抽象的概念，你对北京来的某个小职员，可以笼统介绍为“中央来的”，而对于省里的大干部，却只能称呼“省里来的”，这便是中国老百姓对京城始终怀着某种敬畏心理所致。

鉴于形势急转直下，罢工指挥部紧急商议对策。既然北京来人迟迟不肯露面，说明他们根本不曾重视勐岗农场，西双版纳已经偃旗息鼓，但是他们却在那里转悠。为了提高勐岗农场罢工知青的影响和知名度，指挥部决定，即日起罢工升级，并通电中央和省委，如果真正的中央调查团三日内不到达勐岗农场并答复知青的要求，勐岗农场知青将进行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千人大绝食运动。

指挥部决心背水一战。

口号：“不回城，毋宁死！”

6

元月二十三日晚七时整，通电的最后期限已到，中央调查团依然杳无踪影。

指挥部面临何去何从的严峻考验。

十几双眼睛从那只“滴答”作响的马蹄闹钟上移开，大家的目光又疲惫又沉重。每个人都明白“绝食”的分量：它决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斗争手段，它的直接后果完全可能导致许多知青战友的生命丧失！

总指挥胡传本一拍桌子，叫道：“×他娘！开广播，发布第一号绝食令。”

吴向东：“慢！敢死队的人选还没有定下来。”

胡传本一瞪眼：“咋啦？我这个总指挥，当个敢死队队长还不够格？”

李忠诚：“大哥，不是有约在先，兄弟我打先锋，你掌大旗么？”

经过一番争吵，指挥部成员投票表决，推选原纠察队队长李忠诚出任敢死（绝食）队队长。预定千人大绝食将分三批即每隔五天一批进入绝食现场。

晚九时，首批参加绝食的男女知青（敢死队员）共计三百一十一人在场部露天会场集合完毕，经过庄严宣誓，然后鱼贯进入绝食现场。宣誓的方式很有中国特色：每人一碗酒，歃血为盟，然后齐刷刷跪下，面向家乡，右手握拳，誓言铿锵。这样就造就了一种很悲壮很古朴的气氛，唤起人们“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壮烈情绪。

绝食地点选择在农场招待所。这是一幢三面环水的土坯平房，一道大铁门将院子与外界的往来牢牢隔断。知青选择在这里进行绝食，正是为了传达某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强信念，排除种种外来的和人为因素的干扰，从而在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中坚定地走向死亡。

万余名知青围聚在招待所铁门外面为自己的勇士送行，一时间泪飞如雨，哭声动地。人们与其说被战友崇高的献身精神所打动，不如说被自身的愿望和激情所鼓舞。胡司令执着最后一名进入铁门的绝食者，也就是敢死队队长李忠诚的手，居然哽咽不能言。“闯王”在万千人目光注视下，脸不改色心不跳，极豪迈地拍拍大哥肩头，对众人抱拳作揖，然后视死如归地迈进铁门。

锈蚀的大铁门好像一道通往地狱之门，它狰狞地喘息着，终于“咣啷”一声闭拢来，把温暖、光明和生的希望拒于门外，把这幢隐没在黑暗中的死气沉沉的招待所变成一座耸人听闻的集体坟场。

时钟滴答滴答响起来。

九时二十七分，一份事先草拟的电报稿通过电话传到县城邮电值班室。此后每隔两小时，勐岗农场知青以罢工指挥部名义向当地县、州、省委以及北京通报一次绝食现场情况。

与此同时，该农场及毗邻农场大批知青聚集在绝食现场外面不肯离去，他们搭起简易帐篷或者草寮，点燃篝火，建立宿营地，以便随时声援绝食战友们的行动。仅仅一两天后，临时宿营地迅速扩展到场部机关和礼堂内，前来声援的知青总数已达两三万人。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评说这场早已成为历史的知青运动，我们有理由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划分为“前英雄主义”和“后英雄主义”两个时期。前英雄主义胸怀博大，空洞，心情浮躁和自以为征服世界。后英雄主义遍体鳞伤，形同弃儿，却又不屈不挠，知耻而后勇，很有些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流氓无产阶级相结合的复杂滋味。

不管怎么说，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三日晚九时，历史将记下这个不同寻常的时刻。知青运动终于走到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十字路口：要么回城，要么死亡。

绝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第十六章 “三个不满意”

1

“北京212”山地越野吉普车好像一头拖曳重犁的老牛，马达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慢腾腾地在坑坑洼洼的泥泞山道上行进。昨夜一场大雨，给布满积尘的山区碎石公路泼上一层厚厚的泥浆，车轮碾上去直打滑。搞得司机神经高度紧张，额头上渗出一排细密的汗珠。

因为吉普车上的乘客决不是平常那种可有可无和装腔作势的小人物，而是一位真正有身份的提起来足以让人脸上有光彩的大首长。

元月中旬，也就是赴京请愿团的知青代表们正在归途中认真写检讨的时候，鲁田同志率领中央调查团一行五人已经在滇南边疆重重叠叠的亚热带山林中艰苦跋涉了半个多月。

鲁田，中央委员，农业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同时还兼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李先念）。这是在抗日战争烽火中从延安窑洞里走出来的一位老八路，老布尔什维克。同党的许多高级干部一样，鲁田面庞清癯，头发花白，表情平静而眉宇间隐含一种敏感和威严。他穿一身蓝咔叽中山制服，领口扣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如果你再细心一些，你就会发现，副部长衣兜里竟然插着三支颜色不同的笔：金尖钢笔、红蓝圆珠笔和变色铅笔。这个细节很富于表现力，它说明鲁副部长是一个当时并不多见的动手能力很强的知识型领导干部。

此刻，副部长双手紧紧抓住座位扶手，身体随着吉普车的颠簸摇晃而起伏，并随时提防头撞在车篷硬邦邦的钢架上。他的神经被眼前这条险象环生的山区道路无休无止地折磨着，渐渐感到疲惫不堪。但是他努力挺直腰板，使身体保持平衡，并把目光投向窗外烟雨茫茫的远方。

新年伊始，准确说是元旦凌晨两点，他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指示，由他率领一个临时组成的调查团紧急飞赴云南，调查并妥善处理农场知青大罢工的非常事件。至于怎样“妥善处理”却没有明示，给他的使命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回旋余地。于是仅仅过了十二个小时，他和调查团成员就已经来到四季如春的边陲重镇昆明。

在昆明，他们鞍马未卸，劳顿未消，经过与当地有关领导紧急磋商和交换意见之后，就换乘三辆越野吉普车直奔西双版纳，开始了此后长达一个月的边疆农场万里行。

作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的一位主要成员，鲁田深知全国知青工作面临怎样的严峻形势。至一九七八年末，全国下乡知青总数还有约一千万人，其中二百万人是边疆农场（建设兵团）知青，他们的“知龄”大多已经达到十年的极限。在城市，待业青年的人数急剧上升，仅一九七七、一九七八两年已经突破五百万人。是继续坚持上山下乡，消极和被动地对待就业压力，“按既定方针办”？还是大力发展经济，广开就业门路，彻底消除“文革”路线的不良后果？在这个重大决策问题上，中央始终存在尖锐分歧和斗争。

短短十几天，耳闻目睹，边疆农场的落后和混乱状态实在叫人触目惊心。在大罢工发源地橄榄坝农场，知青们做了一锅鲜鱼汤招待北京来的领导。鲜鱼汤只有汤，没有鱼，味苦涩，腥臭扑鼻。原来知青将河沟里长满绿苔的卵石取来下锅熬汤，而连队长年累月缺菜，人们一年中至少一半时间要吃这样的“鲜鱼汤”。

在这个农场，人们还让副部长参观知青住房。那是一些低矮潮湿的草房，屋顶发黑，并有许多窟窿，屋里的墙角和床底下竟然长着一簇簇很神气的野蘑菇。

——扪心自问，十年过去了，知识青年的基本生存权利：衣、食、住、行得到应有的保障了吗？

政策规定，国家每月应供应每个知青一两食油、四两猪肉，这项政策至今只是纸上谈兵。

政策规定，国家应为安置每个知青修建五平方米住房，统计数字表明，百分之七十的农场知青十年来一直住在上述长蘑菇的破草寮里……

在滇南某农场，调查团被领入一排草房时，赫然看见每间草房里同时居住着两对甚至更多的男女知青。他们大多属于未婚同居者，有的女知青还牵着孩子。农场领导反映，该农场知青中未婚同居和非婚怀孕生子者已达知青总人数一半以上。

无公路，无电灯，无娱乐，无文化生活。原始的生活好像大山一样把人们封闭起来，一年看两次电影，还要步行几十里山路。

——堕落耶？倒退耶？历史向人们展示了人类文明急剧退化的一面。文明的火种熄灭之后，愚昧的黑潮将比洪荒时代更加泛滥。

但是造就这种堕落的历史原因何在呢？……

谁应当对此负责任呢？……

在勐腊农场，一群男知青脱下上衣，裸露出遍布身体的累累伤痕，那是兵团时期野蛮专制的终身纪念。统计数字表明：知青中伤、病率高得惊人，有几个数字已经接近或者达到百分之百：贫血接近百分之百，营养不良达百分之百，患胃病、肠炎、风湿性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达百分之百，女知青患痛经、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接近百分之百。

长期处于饥饿和劳累状态的男女知青，精神上的承受力已经超过极限，于是普遍复归到一无所有的赤贫状态，极端荒诞和精神变态的事件层出不穷。黎明农场发生的那起分食死婴事件就是其中令人发指的一例。

——如果说青年是未来，是共和国的寄托和希望，那么我们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动员了全社会所有的力量，历时整整十年，牵动城市两亿人口和几千万个家庭的命运，难道就是为了发动这样一场“再教育”运动和制造出整整一代遍体鳞伤的“希望”来吗？……

统计数字表明，知青中非正常死亡率逐年上升，其中自杀率已经高居各项死亡率之首。恶性犯罪案件亦急剧增加。一位农场领导尖锐指出：这样的青年，能接好革命事业的班吗？我们将来去见毛主席能放心吗？

在调查团所到之处，知青同农场各级领导的关系几乎无一例外都处于紧张状态。抗拒管理，对抗领导，消极怠工，目无法纪。知青大量滞留城市，走私贩私，聚众滋事和各种违法乱纪事件已经日愈突出地扰乱着城市的社会治安。

——从宏观上讲，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正如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的那样，应当努力发展经济，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才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向世界走向新生的希望所在。

——缩小三大差别，不是将城乡经济结合起来而是使之对立，或者说通过降低城市生活的途径来达到缩小差别的目的（城乡差别）；不是提高体力劳动者素质并使之知识化科学化而是将知识分子变成农民（脑体差别）；不是改造小农经济而是限制工业生产（工农差别）。这样就势必使历史的车轮不是向前而是朝着反方向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