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广阔天地启示录（荆棘篇）

1

时值五月，地处滇南山区中越边境的云南省金平县，雨季即将来临，空气溽热难耐，天边不时有一道道闪电划破夜空。劳累一天的人们纷纷上床就寝，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十八团一营十八连驻地很快呈现一片深沉的宁静。

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无数季节交替中一个普普通通的春夏之夜，大批重庆知青来到连队已经整整十天。这些来自遥远山城的小知识分子经过一天艰苦劳动，终于放松僵硬的四肢，然后迫不及待沉入香甜的睡梦中。

这是一个容易放松戒备和没有警惕的时刻。因为在地老天荒的南国崇山峻岭中，男女知青分别居住在一排排简陋的茅屋里，没有门，也没有锁，人们无须设防也无法设防。

他们一心指望获得充足的睡眠和休息来补充自己消耗殆尽的体力。

深夜，一声惊恐的尖叫打破连队的宁静，有人听见从女知青茅屋里传来一阵挣扎、厮打和急促的呼救声。连队被惊醒了，男知青纷纷冲出屋来，一条黑影窜出女寝室，被知青当场擒获。

流氓叫陆发云，十九连退伍兵。他的职责本来是站岗，但是他却趁人们熟睡之际悄悄摸进十八连女寝室，企图强行施暴。不料受侵犯的女知青拼死反抗，遂人“赃”俱获。愤怒的男知青将流氓痛打一顿，扭送营部。

流氓事件发生第三天，也就是公元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左右，一大群头戴战斗帽，佩戴领章帽徽的军人气势汹汹闯进十八连驻地。他们见人便抓，便打，对知识青年拳打脚踢，皮带呼呼乱响，连女知青也不放过。

这群“战斗帽”为首的就是流氓陆发云。

他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现役军人，而是陆发云纠集的本团第五、六、十八、十九连的退伍兵。这些早先的士兵自恃出身贫下中农，有过当兵入伍的光荣历史，根本不把党纪国法和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放在眼里。因此一时间十八连大乱，到处鸡飞狗跳，知青们猝不及防，被“战斗帽”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迫跪在地下磕头求饶，还有的流氓趁机对女知青进行肆意猥亵侮辱。

但是这群目无法纪的流氓歹徒还是大大低估了他们的对手。

与年纪稍长的北京、上海、昆明知青相比，四川知青（含成都、重庆）尤以性格蛮勇和好打架斗狠著称。“文化大革命”全国武斗，成都、重庆造反派曾经创造出陆、海、空三军立体战争的壮观局面，遥遥领先于全国武斗水平。后来四川知青支边途经昆明，有小流氓自恃当地一霸，对女知青动手动脚，双方发生冲突。结果四川知青个个勇不可挡，直打得半个昆明城关门闭户，行人绝迹。小流氓谈虎色变，作鸟兽散。

四川知青“好打架”的恶名从此远扬。

就在这帮恶棍得意忘形，扬言“踏平十八连”的时候，一个名叫黄勇的小个子男知青突然从厨房里窜出来，勇猛地进行自卫反击。黄勇在知青中素以讲义气和大胆亡命著称，他原本在厨房当炊事员，听见外面人声鼎沸闹翻天，这才急急忙忙拎起一根木棒参战。

小个子黄勇抡圆那根大棒，也不虚张声势，就像那种悄悄龇出牙齿的狼狗，使足力气逢人便抡。只听见扑通扑通几声闷响，转眼工夫已抡翻四五个“战斗帽”。躲在屋子里的知青们信心陡增，发一声喊，纷纷挥舞铁铲、锄头、扁担打将出来。恶棍没有料到这些十六七岁的城里学生如此奋勇，不怕死，不由得乱了阵脚，许多人先做了脓包。恶斗一场，“战斗帽”丢盔卸甲，溃不成军，知青大获全胜，还打翻一二十个恶棍捆起来做了俘虏。

就在这时候，领导出面干涉了。

第十九连指导员吕仕贵带领一个武装班跑步赶到斗殴现场。吕指导员的责任本来是制止械斗，处理和惩办肇事者，但是当他看到本连退伍兵被知青打得头破血流狼狈不堪时，不由得心头大为恼火。

本来，这并不是一场普通意义上的打架斗殴，事件起因就已经超出一般民事纠纷的范畴，因此陆发云们不仅应该受到党纪处分，还应追究其法律责任。但是在公元一九七一年的中国，指导员就是连队里一切公理的化身，指导员的话就是原则，指导员的意志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现在，当吕指导员看到许多戴领章帽徽的退伍兵惨遭知青围攻痛打的时候，一种惺惺惜惺惺和恨铁不成钢的感情油然而生。退伍兵的行为是他默许的，他同退伍兵是战友，是同乡，是上下级，同志加兄弟。知识青年是什么呢？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就是改造思想的“二劳改”。二劳改怎么能把前革命军人打得头破血流而不受到惩罚呢？

客观地说，吕指导员也来自农村，内心深处对城里人的优越感一向耿耿于怀。他坚持认为乡下人生在乡下和贫穷落后并不是乡下人的过错，谁叫你不生在城市而是在乡下投胎呢？这种潜藏的仇恨很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对那些趾高气扬的暴发户和华侨大亨的阶级感情。因此吕指导员打心眼里由衷拥护和欢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把城里人赶到乡下去，让狂风和烈日把他们的脸磨得跟土疙瘩一样粗糙，让乡下人轮流到城里去住洋楼点电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他认为只有这样，世界上的事情才公平合理。后来他果然在本营（半年后荣升营教导员）娶了一位上海女知青做老婆，从心理到生理都满足了对城市人的占领欲和报复欲，同时也初步完成从农村进军城市的伟大转折。

由于吕指导员亲眼目睹知识青年穷追猛打退伍兵的嚣张情景，不由得怒火中烧。他不是主持公道制止武斗而是拔出手枪来对空鸣枪后，命令将所有打架闹事的知青统统抓起来。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和领导的权威，知青一下子被镇住了，胆小的悄悄往后退。退伍兵有了后台，有恃无恐，冲上前来抓人。这个结局是如此不公平，小个子黄勇脸色煞白，继而铁青，他劈面夺过一个武装战士手中的冲锋枪，哗啦顶上子弹，大声喝道：“谁要敢上前一步，老子开枪了！”

有知青拖出连队站岗的老式步枪，与指导员形成对峙。

空气中顿时充满一触即发的火药味。

第十八团司令部接到紧急报告后，立即派一名副团长带领团部警卫连赶到十八连驻地，包围并缴了知青们的枪，当场抓获了参与械斗的五十名知青。经连夜审讯，本着“打击一小撮，教育一大片”的原则，副团长宣布，拘留黄勇等十五名坏分子，其余犯错误的知青交本连批斗教育，以观后效。

六天以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将十八连抢枪事件定性为“五一三反革命暴动案”。首犯黄勇，予以正式逮捕，从犯十余人在各团营单位巡回批斗，然后管制两年，监督劳动。陆发云等批评教育，未受任何处分。

这只是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三年间兵团记录在案的数以百计的知青案件中极为普通的一个案例。

2

新华分社记者黎明在屋子里不停地踱来踱去。

这是一个年近五十的老资格记者，头发花白，轮廓分明的脸膛上有一条醒目的伤痕，那是战争留给他的永久纪念。他腰板依然挺直，保持当军人时的英武气概，只是一条腿不大灵便，使他的行动看上去相当艰难和步履蹒跚。

一连两天，他把自己关在招待所房间里，谢绝一切来访，不吃不睡，忽而伏案写作，奋笔疾书；忽而烦躁地踱来踱去，好像一头关在铁笼子里的发怒的狮子。

他被一种同时来自内心和外部的双重压力挤压着，心脏咯咯呻吟，思想扭曲变形，他分明感到自己的战斗激情和呐喊声正在慢慢减弱下去。

屋子里烟雾腾腾，地板嘎吱作响，到处散乱的烟灰和烟蒂好像许多秋天飘零的落叶。桌子上有一份刚刚写成的内参稿件，新华社分社记者面临的两种选择是：要么保全自身，将内参稿束之高阁，然后绕道而行。要么尽忠职守，将稿件发出去并承担全部后果。

前者意味着打起白旗投降，意味着临阵脱逃，见死不救，明哲保身以及一切自私自利变节堕落的行为。后者是战士，是冲锋陷阵英勇无畏的真正的勇士，但是勇士必须时刻面对粉身碎骨的死亡。

黎明猛地站住。他看看表，时间已经来到公元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凌晨六时。

他明白，他必须在今天，也就是新华社指定发稿日的最后时刻作出明确选择。

二十六天前，新华社分社记者黎明接受一个任务，到滇南某军事基地列席党委常委会，了解部队批林整风和学习中央文件的情况。会议结束后，他匆匆搭乘一辆便车，计划到河口部队去看望在那里当炮兵的儿子，顺路也看望几位刚刚解放的老战友。

但是他很快改变初衷。

在金平县，准确说是汽车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十八团团部驻地抛锚，于是黎明无意中看到许多犯人被武装民兵押解劳动。这些犯人看上去都很年轻，个个蓬头垢面，有的单薄得像未发育成熟的孩子。民兵威风凛凛，走来走去地吆喝。一名穿军装的干部坐在树荫下悠闲地喝茶。烈日当空，马路上尘土飞扬，犯人抬石修路，黄豆大的汗粒顺着他们肮脏的脸膛和脖子往下淌。

忽然人群起了骚动。一个犯人试图向干部讨水喝，挨了呵斥，很快就有几个民兵奔过去，枪托齐下，将那个犯人打倒在地。于是一个尖利的稚声的惨叫回荡在滚烫的空气里：“解放军叔叔，饶命呀！饶命……”

有人悄悄告诉黎明，这些犯人都是建设兵团的知青，团里各单位都有劳改队……

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看到女犯的队伍。那些十七八岁的女知青，被凶神恶煞的民兵押往采石工地干重活儿。他不明白，这里的空气为什么浸透了一股血腥味儿，这个建设兵团为什么更像一个巨大的劳改农场？

新华社分社记者的心不寒而栗。

与其说他被眼前这幅反常的和非人道的残暴图景所震撼，不如说他为更多知识青年的命运忧心如焚。知识青年响应号召到农村和边疆去，他们难道就是为了接受这样的再教育么？

他想到儿子晓军。

晓军如果不是开后门当兵而是当知青，他是不是也会遭遇相同的命运呢？如果这些知青的父母亲眼目睹眼前这一幕现实，他们会作何感想？或者说他们还会拥护上山下乡，高高兴兴把子女送到农村、边疆吗？

不论一九七三年六月的新华社分社记者对眼前这场意义深远的再教育运动如何感到迷惘和不理解，但是他还是以一个新闻记者前所未有的勇气和责任感捍卫这场运动，并同一切破坏运动的现象和行为进行斗争。

黎明立即着手对十八团知青问题进行深入调查。他顶住一连串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干扰，深入知青连队，调查了上百名男女知青和干部群众，并从“五一三反革命暴动事件”入手，掌握了大量有关知青案件的第一手材料。

在十八团，知青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再教育问题，这里部分人公开把知识青年当做专政对象，任意吊打，侮辱乃至奸淫。团里一位领导公然声称：你们来边疆干什么？就是来接受改造，就是“二劳改”……

桩桩事件触目惊心，声声控诉催人泪下。推而广之，在兵团各师、团乃至全省全国，又有多少这样一手遮天的地区和单位，有多少饱受摧残迫害蒙受不白之冤的男女知识青年？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记者黎明伸张正义的决心也许不仅仅出自路线觉悟和正义感，他毕竟上过大学，有文化，属于知识分子范畴。他对知识青年的处境抱有强烈的同情心，正是这种感情促使他甘愿为民请命并把自身同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共同命运联系起来。

厚厚一叠稿纸铺开在桌子上，那支书写流畅的金笔仿佛奔到终点的运动员终于无声无息歪倒在一旁，他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写完这份内参材料，但是轮到他在“记者栏”签名时，他却犹豫起来。

因为他不仅仅是在弹劾一批滥用职权为非作歹的党政官员，更重要的是，这份由他起草的内参材料一旦呈送最高层，他就将面对中国风云变幻和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大格局。

愿望无足轻重，行为和效果决定一切。你明明伸张正义，维护人民利益，但是你完全可能因此被戴上一顶“诬蔑大好形势”，“破坏上山下乡路线”的大帽子，并且永世不得翻身。

为民请命，粉身碎骨。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感油然而生，猛烈叩击记者胸扉。

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你面对敌人冲锋，死而无憾。但是在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你却不知道致命的子弹和暗箭来自何方。

你不知道你伸张正义的下场是什么，这便是作为战士和一切正直的人们的最大悲哀。

时间一分分流逝，黑暗渐渐消退，一缕曙色透进窗帘。远处响起一阵断断续续的起床号，兵团的早晨苏醒了。

黎明推开窗户。

一股饱含泥土和森林气息的暗绿色氧气迎面扑来，它好像一片涨满生命之帆的潮水涌入屋子，吸入人的肺腑，撞击人的心脏，然后将隔夜的混浊空气和疲劳驱逐干净。黎明精神为之一振。暗夜正在消退，太阳即将升起，一抹朝霞将天际映得通红。山坡下面的胶林深处有了许多游动的电石灯光，那些灯光很快从四面八方汇聚在小路上，宛如一群群迟归的萤火虫。他认出这是一队挑着胶桶的女知青。她们每天凌晨两点就进了胶林，当人们还在梦中酣睡时，她们却在成千次地挥动胶刀，将洁白的胶汁和劳动的汗水一起奉献给社会。

多好的年轻后生，多好的知识青年！他注视女知青的身影默默地想。

问题在于，这些知识青年的利益正在受到严重损害。他们不是受人尊敬的劳动者，而是被一些人当做了“二劳改”！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青年人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青年是民族的未来。从本质上讲，对待青年的态度就是对待民族百年大业和根本利益的态度。作为一个延安时代的老共产党员，一个人民的新闻工作者，他有什么理由不起来捍卫人民利益而患得患失心有余悸呢？

黎明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早晨，多么美好，但是阳光下依然有罪恶的幽灵游荡。他感到一种久违的临战前的亢奋渐渐充溢胸间。

他，记者，一个小人物，不论内参材料后果如何，也不管他和他的家庭将因此再下几次地狱，他宁愿冒一万次命运的风险也决不当一回人民的罪人。

他决心为维护真理而战！

他长长吁出一口气，转身回到桌子跟前，提起笔来。

“敬爱的毛主席、党中央……”

……

3

国内动态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第241号）

新华通讯社

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情况反映

……第十八团有三十一个单位，其中二十三个单位发生过不同程度捆绑吊打知青的事件。手段有二十五种之多，例如：吊半边猪，猴子捞月，背扁担，跪劈柴加踩杠子，跪砖碴，老牛扳桩，捆上后用钢筋绞，吊在空中往墙上撞（称撞钟），罚烤太阳，冬天浇冷水，等等。（下略）

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八团

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联合调查报告

……排以上干部亲自动手四十八人，被打知青一百一十人，遭受三十几种刑法，有的被打致残，有的内伤严重，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杀（未死）……

（下略）

附件一：

所谓“五一三”暴动事件

——对知识青年的一次镇压

（下略）

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华社记者反映的情况，派出联合调查组赴云南边疆进行调查，并于当年八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党内外公开了上述材料。

总理批示：

先念、登奎、德生、国锋、洪文、东兴同志：

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

李先念副总理批示：

送国锋同志阅。内中有些人不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军区难道说也不知道吗？……

叶剑英批示：

事态严重。请电告昆明军区派人查报。……

李先念副总理讲话：

“……张国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团连长——引者注）那个连长，和日本鬼子差不多，弄得知青听见老鼠跑，都喊连长来了。你还把他当干部，处理不下去，下不了手，这是为什么？他对知青那样残忍，可是处理时，讨论来，讨论去，就是处理不下去，上面对这些，采取包庇原谅，这是什么问题？……”

需要提及的是，周恩来总理在批示中特别提到：请转告新华社，一定要保证那位记者同志的安全，等等。

4

墙上的马蹄钟刚刚走过一小时，宫小斌就开始支持不住了，他觉得时间漫长得仿佛已经过了整整一百年。

遵照团参谋长临走丢下的指示，宫小斌和他的战友（一共五人）必须在这根结实的大梁下面站够一昼夜。得到这样待遇的原因并不复杂：在街上，两群知青为小事争吵，互不相让，接着就发生了当时最不鲜见的知青斗殴。斗殴的结果是胜利的一方理所当然成为团部警卫连的阶下囚。

说“站”其实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吊”。这种惩罚相当巧妙：你的身体也许已经悬空，或者接近悬空，但是你如果努力踮起足尖——就像优秀芭蕾舞演员常常在一刹那间做到的那样，你的足尖就接触地面，你的身体就能得到暂时的平衡。由于人类沉重的身体决不能长久靠足尖来支撑，于是你就只好拼命扭动身体，把两只足尖换来换去以求缓解身体悬空的痛苦。

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一个万物躁动的春天，花木的馨香好像潮水一样在暗夜的大海里涌来涌去。一群十八岁的知识青年好像受难的耶稣并排悬挂在团部一间低矮的黑房子里，时间早已凝滞，沉重的喘息此起彼伏，巨大的苦难伴随毒虫般的绝望慢慢啃啮他们尚不结实的肉体和心灵。

宫小斌开始抽泣。

也许不仅仅因为肉体的疼痛。他想到母亲，还有尚未成年的妹妹。在一个很遥远的灰蒙蒙的城市，一个头发灰白的妇人领着一个十三岁的少女在菜市场捡菜叶子。他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这幅熟悉的图景，母亲脸上那些深长的皱纹好像藤蔓一样在他眼前晃动。

“工兵，不许哭！”黑子用脚尖踢踢他，呵斥道。

宫小斌抬起头，看见黑子脸上挂着豆粒大汗珠，鸡肋般的瘦胸脯急促起伏，但是他眼睛里分明燃烧着一团倔犟的火。

“别碰我，我再也不跟你们在一起！我讨厌你们！”宫小斌尖声嚷道。

看守骂骂咧咧走过来，给他们一人一皮带。

“我要撒尿！”黑子抗议。

“就撒在裤裆里吧，臭小子！”看守又是一皮带，宫小斌看见黑子痛得直咧嘴。

幸好半夜时分，有人弄开绳索，他们悄悄溜出团部，然后朝着没有人烟的山林落荒而逃。

直到翻过一道山梁，确信已经脱离危险以后，一个最简单也最紧迫的难题摆在逃亡者面前：

“何去何从？”

也就是说，回连队已属不能，躲进深山也非长久之计，何况他们都懂得“抗拒从严”的政策。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出境投奔M国人民军游击队，要么回老家去当黑人黑户。

黑子和另外两人决定选择前者。他们渴望到真正的战场上大显身手，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

宫小斌和另一名知青选择了回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回家的道路比出境打仗更加艰难。因为从边疆到内地不仅路途遥远，更重要的是中间横隔两条大江（怒江、澜沧江）和三道边防哨卡的重重阻拦，没有边境通行证你就是插翅也难飞过。因此每年都有一些胆大亡命和回家心切的知青试图偷越哨卡，结果淹死在湍急的江水里。

但是宫小斌们偏偏遇上了好运气。

分手之后，他们在山里走了一夜，天快亮时在路边发现一辆空油罐车。司机和助手还在小客栈里睡觉，于是他俩便偷偷钻进空油罐里，把盖子留了一条缝隙呼吸。油罐内长年累月受油料侵蚀，气味刺鼻难闻，但是这两个走投无路的男知青必须强忍恶心，不敢弄出响动，否则他们休想混过边防哨卡的检查。

汽车开动前，司机助手发现油罐盖未拧紧，就顺手予以紧固。汽车开动后，由于山路崎岖颠簸，马达噪声甚剧，司机们竟然未能听见油罐内有任何异常响动。直到一周后抵达省城装油，才赫然发现油罐底躺着两具因缺氧窒息的乌黑肿胀的尸体。

经查明身份后，死者被分别追记大过一次，列入“事故死亡”名单，从此无人过问。

兵团时期，各师、团每年非法越境出逃和投奔M国人民军的知青人数都在数百人以上，最多一年达六百余人。他们中间，许多人经历种种曲折后来终于返回祖国，恢复作为一名中国公民的国籍和自豪。也有一部分则永远消失在异国陌生的土地上和热带丛林中，迄今下落不明。

5

沈东贵和童心娣，上海浦东人，自幼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一九七〇年一同下乡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某独立团，分在第十连。下乡前夕心娣母亲深恐女儿在外受坏人欺侮，于是由两家父母做主给二人确定了未来的婚姻关系（订婚）。

包办婚姻固然常常造就悲剧，但是对于这对情投意合的年轻人来说，父母的心愿无疑是一份沉甸甸的人生厚礼。他们就带着这份厚礼踏上接受再教育的漫漫征途。

到兵团第一天，连队开大会宣布纪律。兵团不同于学校，学校常常可以自由散漫，兵团则不行。兵团是军队，军队有铁的纪律约束。

纪律有若干条，大到阶级斗争，小到衣食住行，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严厉的一条，就是知识青年“不许谈恋爱”。

据说这些铁的纪律全部来自正规部队和野战军。野战军里没有女知青，因此能够“令行禁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小知识分子则不行。小知识分子毕竟不是军人，不懂得纪律比生命更重要的道理。加上他们来自大城市，自以为念过几年初中或者高中，到边疆是来开荒而不是打仗，因此往往不把领导的纪律放在心上。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接受再教育首先必须重建自己的某种人格，或者践踏蹂躏自己的人格，因此城市小知识分子的自以为是和肤浅的自尊心就难免招致熊熊的炼狱之火的痛苦洗礼。

沈、童二人自恃有父母而不是领导做主，心理上好像有了合法保障一样，不把连队纪律放在眼里，依旧故我，亲密无间。艰苦劳动中互相体贴，日常生活中互相照顾，柔情蜜意，恩爱无比，弄得一个连队的知识青年都失魂落魄地羡慕。

连队领导自然不会熟视无睹，放任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于是大会批评，小会点名，连长指导员亲自个别谈心，“一帮一，一对红”，但是收效甚微。这对执迷不悟的年轻人居然异口同声为自己辩护，拒不承认“谈恋爱”，而是已经“订婚”。连队党支部开了几次会议，研究如何教育这对在资产阶级泥坑里越陷越深的落后分子。主意想出不少，比如把男的派到山上去开荒，女的分配在连队养猪；或者女的到河滩守夜，男的到水利工地出公差，等等。总之通过种种组织措施强行隔开他们，以利于挽救他们本人和教育那些觉悟不高的知识青年。

不料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越是分离，爱情之火越是熊熊燃烧。那个男知青竟然常常深更半夜步行一二十里来看望女朋友，第二天凌晨又翻山越岭赶回工地劳动。

这件事使连队领导伤透脑筋。他们除了把事情的根源归咎于阶级斗争复杂性与尖锐性以外，几乎一筹莫展。后来有人把这件事汇报到团里，连领导被认为抓阶级斗争不力，受到批评，事情终于起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一天深夜，连队响起尖利的紧急集合哨声，知青们从梦中惊醒，慌慌张张赶到操场。操场上早已点亮一盏大汽灯，怒气冲冲的连长命令将两个流氓坏分子押上场来，批判示众。

全连人顿时惊愕得连心也不跳了。他们看到，原来押上场的坏人是上海阿拉沈东贵与童心娣，沈、童二人竟然浑身一丝不挂，被一根绳子背靠背捆在一起。女的已经披头散发，几乎瘫倒在地。

连长操着贵州口音骂骂咧咧，人们费了好大劲才从那一串串土话夹杂脏话中弄清事情原委。原来男女二人不仅违反纪律私自幽会，还躲在橡胶林里干下了那种见不得人的丑事，被高度警惕的连长当场捉获。“捉贼拿赃，捉奸拿双”，这是一条来自中国民间的不成文的法律，既然人赃俱获，谁能说这对道德败坏的男女知青不是自作自受呢？

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发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一起小小的捉奸案，被捉获的奸夫奸妻都是来自中国第一大都市的上海知识青年。他们还不满十九岁，受过文明教育，因此感情难免泛滥。他们的行为也许不够文明，不够规范，也不够光明正大，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爱情本身是一种罪过。

因为文明的标志不仅仅是物，文明的终极标志是人自身。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干部带头批判，许多知识青年看清流氓的本质，也纷纷痛斥二人丑恶行径，并不失时机地表态划清界限。批判会持续约一小时，收到“打击一小撮，带动一大片”的满意效果。

开现场会的做法受到上级领导的一致肯定。领导决定，给予这两名犯有严重错误的知识青年以行政记大过处分，并分别调离本连队，以观后效。

不料处分决定宣布的当天，这对男女知青突然神秘地失踪了。他们趁黑夜掩护悄悄溜出宿舍，溜出连队，然后消失在茫茫山林里再也没有回来。

直到半个月后，一个哈尼族猎人在密林深处偶然发现两具自缢的尸体。这是两个忠贞不渝的殉情的青年男女，他们像许多古老的民间情歌里歌唱的那样，为了寻找爱情的最后归宿，彼此紧紧拥抱在一起，然后一同沉入无边无际的黑暗。

上级领导为沈、童自杀案定性，结论为“腐化堕落，拒不接受批评教育，自绝于党和人民”，云云。

6

独立一营教导员蒋小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和心情舒畅。

对他来说，四十三岁的人生道路仿佛从现在才刚刚开始，一切有如行云流水，日上中天，连小鸟的歌唱都仿佛是一曲悦耳的颂歌。世界对他来说好比一盘玩具，他爱怎样摆弄就怎样摆弄。如果说蒋小山前半生的行伍生涯是一部磕磕绊绊的个人奋斗史，那么自从他被任命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一营教导员时，他感到他的个人命运终于出现重大转机。

蒋小山，山东沂蒙人，文化程度相当于初小（扫盲班毕业），一九四七年入伍。曾多次立功，也犯过大错（调戏妇女），因此职务始终在连级与副营之间徘徊。直到一九七〇年兵团组建，蒋小山才被任命为独立一营教导员兼党委书记。独立营是副团级单位，下辖十几个连队，有知识青年两千余人。独立一营远离上级机关，自成一方，教导员是一把手，山高皇帝远，百里之内，他的话就是最高指示，最高指示谁敢不乖乖服从呢？

“老子窝囊了二十年，×他妈！今天轮到老子舒坦舒坦了。”蒋小山常常这样对部下说。

事实上这话的确不假。在独立一营，教导员既然握有全营知识青年的生杀予夺大权，他为什么不把二十年没能享受的权力滋味好好从头品尝一番呢？

二连有个北京知青毕某，以能言善辩和顶撞领导著称。一次蒋小山下连队视察，刚好碰上这个知青批评领导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生活。蒋小山赞许地听知青说完，然后狠狠赏了知青脸上一鞭子，吩咐连干部：“把他给我吊起来，饿三天！看他还敢在老子面前耍小聪明不？！”

蒋小山任职期间，先后捆绑吊打知青七十余人，其中数人致残。

独立一营有女知青七百余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其中多数年龄在十七八岁左右，这个年纪正好同教导员蒋小山的小女儿差不多。

如果说在多数男知青眼中，蒋小山的形象不亚于罗马暴君，那么在众多未谙人世的女知青面前，教导员则扮演另一种类似慈父般的长者和保护人的角色。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得不到解决，有什么委屈无法申诉，那么你便可以去营部找教导员。教导员办公室和寝室房门随时对你敞开。如果你希望调换工作或者换一个条件稍好的连队，教导员也能为你办到，条件是你必须进行某种交换。到后来，有少数女知青为了上大学、病退或者照顾家庭回城这样的大事去求助于教导员，同样获得意外成功。

但是她们都因此付出代价。

送上门来的猎物并不能使蒋小山完全满足。这些女知青太幼稚，太软弱，她们在他面前简直就像虎掌下瑟瑟发抖的兔子。他不仅轻而易举强奸她们的肉体，同时还肆无忌惮地蹂躏她们的人格和自尊心。可是她们却只敢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蒋小山的兽欲在膨胀之后加倍渴望得到暴力征服的刺激和快感。

“小燕子”，北京知青，独立一营女子篮球队中锋。燕子不仅模样标致，性格爽快泼辣，敢打敢冲，并且身材颀长，出落得极为窈窕健美，朝气蓬勃，是营里公认的“美人”之一。如果换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她的命运也许不止是一名普通知识青年而是一名出色的舞蹈演员或者时装模特儿。问题在于这是一个极端漠视个人意愿的时代，因此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注定只能被动地接受社会挑选。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发现每逢女篮比赛，蒋教导员总是悄悄地坐在场外督阵，而他的令人不寒而栗的目光总是随着燕子富有弹性的身体转来转去。

一九七一年，整党建党告一段落，独立营决定在知青中发展首批党员。对每一个渴望通过正当途径脱离边疆的知青来说，入党不啻就是美好前途的代名词，因此人人写申请书都很踊跃。不久燕子接到通知，到营部接受组织谈话。时间是晚上，地点在党委办公室，谈话人蒋教导员。

谈话只进行了短短几分钟。

“现在要看你的态度了。”教导员不耐烦地说。

“我……党叫干啥就干啥。”女知青受到命运转机和幸福的巨大撞击，激动得有些不知所措。

“好！今晚上你要陪老子睡觉！”蒋小山“啪”地把手枪拍在桌子上，边解纽扣边说：“要入党就得好好听老子话！老子就是组织……”

接下来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搏斗。女知青凭着本能而不是精神优势拼死反抗，并且大声呼救。蒋小山兽性大发，他抓起手枪砸昏燕子，然后在办公室地板上强奸了她。

“把她给我弄到卫生所去。告诉他们单间护理。”蒋小山边扣裤带边对警卫员吩咐。

没有人敢于违抗他的意志，这个世界上的事由他说了算。蒋小山信心百倍地走出办公室，他感到了一个大权在握的男人由衷的自豪。

此后，蒋小山多次在卫生所的病房里强奸燕子。仅仅一个月，燕子脸上瘦了一圈，眼角起了细密的皱纹，十九岁的少女，仿佛一下子变成老太婆。

一九七二年，燕子被首批推荐上大学。推荐表格中填满了当地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的赞誉之辞，其中多次出现“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切服从党安排”的评语。

听说燕子毕业后留校任教，一九八六年去了美国。至今独身。

法国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说过：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波斯人信札》）

从本质上说，蒋小山并不是坏人，或者说不是天生的坏人。他出身三代贫农，种过地，吃过苦，又扛过抢，打过仗，并且有过负伤立功的光荣经历。但是蒋小山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因为农民阶级本身并不产生革命思想，他们对权力的向往和崇拜往往导致更大的人身依附。封建权力可以易主，却不会改变性质。

换一种角度讲，如果蒋小山们仅仅是个农民，以种好责任田为己任，那么他也许是个称职的好丈夫、好父亲、好农民。如果在制度健全的部队里，上下制约，团结奋斗，他也许是个吃苦耐劳的基层干部。但是时代偏偏为他提供了缺少法律监督和绝对集权的政治环境，而建设兵团又以改造知识青年为己任，知识青年甚至缺少起码的法律和人身保护，因此农民出身的蒋小山在这里找到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中心磁场。

一九七三年，一个小名叫桃子的上海女知青两次投河自杀未遂，真情披露，全营大哗。许多知青纷纷上书兵团各级组织，揭发控告蒋小山的累累罪行。某上级领导轻描淡写说：“就是那个小山子吗？我早就知道他有那么个毛病。作风问题嘛，告诉他，今后生活上检点些就是了。”

还有某领导在知青揭发信上批示：“作风问题，总不是单方面的事。我看男方有六分错，女方四分错差不多。”

……

蒋小山安然无恙。

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七〇年兵团组建到一九七三年，蒋小山利用职务之便，强奸女知青达二十余人，猥亵侮辱者多达上百人。

7

同骄横跋扈的土皇帝蒋小山相比，第一师二团六营连长张国良又是另外一种类型。

张国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人，原在沈阳军区某部“雷锋团”任排长。该部队赴中老边境执行战备任务，给当地建设兵团留下一批骨干，张国良就是骨干之一并由此擢升连长。

张国良是城市兵，初中文化，从感情上与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具有某种天然联系。张连长的最大特点是注重军容风纪和个人卫生，平时胡子总是刮得干干净净，头发一丝不乱，衬衣领子一尘不染。他随身带着小镜子和小梳子，哪怕上山劳动也决不肯邋里邋遢，这就给那些爱清洁的小知识分子留下一个讲文明的好印象。

注重个人卫生决不意味着惧怕劳动。相反，在一些关键性的生产劳动中，比如大开荒，大会战，拦河筑坝，等等，张连长常常以身作则，带领知识青年卷起袖子大干。这种身先士卒和身体力行的精神在当时兵团的现役军人中是不多见的，因此他多次获得上级嘉奖，并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张连长还善于做过细的思想工作。

他特别擅长个别谈心，不仅同女知青谈，也同男知青谈，和风细雨，深入人心，使受教育的知青都很感动，连长窗口的灯光也因此常常亮到深夜。这个连队的生产指标月月超额完成任务，连队也被评为“再教育”先进单位。

师、团领导提起张国良，都免不了要竖起拇指夸奖：“这个小张，硬是真有两下子。”

如果领导的眼光没有弄错的话，张国良的确“真有两下子”。

我们很难断定张国良连长身上是否具有某种两面性，抑或说某种复杂性更为恰当。因为他确实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包括大刀阔斧指挥生产，一心扑在工作上，跳下激流救人，等等。但是他决不是个英雄。因为英雄的产生决不仅仅取决于愿望，更取决于时代本身。

当时代把他放在一个权力造就的扭曲的兵团社会，个人权力无限膨胀和知青群体绝对的人身依附形成反差鲜明的两极状态的时候，作为意志薄弱的个人能够抵抗得了这种权力的巨大诱惑和侵蚀么？

张国良开始利用职权侵犯没有反抗能力的女知青，以满足自己的性欲。

我们不否认每个人内心都潜藏种种道德或不道德的个人欲望和动物本能。人类文明的目标之一，就是不断增强理性和完善自我。然而当文明遭受践踏的时候，权力便无限地放纵了欲望。

一九七一年，张国良借谈心之机强奸了第一位女知青。女知青含羞忍辱，未敢声张。此后张国良胆子愈发大起来，频频得手。

据材料揭发，张国良任连长三年，几乎不动声色地强奸了几十名女知青，其中数人多次堕胎。以至于后来才有李先念副总理指出的那样：女知青听见喊一声“连长来了”，就会吓得簌簌发抖。

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据美国《读者文摘》报道，美国东部佛罗里达州，一个名叫珍妮特的年轻姑娘不幸被三名白人青年轮奸。珍妮特为了替自己伸张正义，将自己的遭遇陈述街头达数月之久，终于激起新闻界和市民的义愤，三名歹徒受到法律制裁。

此事发生于一九七五年，中国《读者文摘》一九八八年转载。

发人深省的问题是，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知识女性，我们知青姐妹的表现则相当令人失望。

该连数十名遭受凌辱强奸的女知青，竟然无一人敢于挺身而出，与罪犯的暴行斗争。如果说她们先前的缄默和忍辱负重是对连长权势和种种社会压力利害得失有所顾忌，那么直到张国良罪行败露，上级工作组进驻调查，她们中许多人仍然矢口否认，拒绝作证。她们宁愿用沉默的外壳把自己内心的创伤和被践踏的人格紧紧包裹起来，永不为人所知，而不愿意因此受到更大的伤害。

更大的伤害来自社会。来自植根于我们古老民族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

一个男人强奸了一个姑娘，不管这个姑娘多么清白无辜，但是她立刻如同一堆被人扔掉的破砖头一样一钱不值。

如果你要保持女人的价值和尊严，你就必须紧紧闭上你的嘴巴，把你的贞操同你的秘密一同供奉在至高无上的道德神龛上。

与其说权力强奸她们，不如说传统道德使她们被强奸。

有位诗人悲观地唱道：“女人啊，你的名字叫弱者……”我以为软弱不仅仅是人性的缺陷，更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戕害。

这就是我们的妇女姐妹乃至我们古老的民族为什么始终生存得如此艰难沉重步履蹒跚的原因之一。

自以为万无一失的张国良终于栽了跟头，他栽在一个原先并不起眼的北京女知青手中。女知青是黑帮子女，先前家庭落难，子女出来当知青，个个忍辱负重，夹着尾巴做人。林彪爆炸后父亲复出，子女旋即调离兵团、农村远走高飞。女知青临行前将一份厚厚的揭发材料留在了昆明军区。

几经周折，后来直到李先念副总理亲自点了名，张国良才身败名裂。

邪恶终于没能逃脱正义的惩罚。对于多数暗藏的受害者来说，这个结局最终使她们圆满完成伸张正义和保全名声的两难选择，人人皆大欢喜，从此不提。

（资料）

十八团卫生队队长孙涛，四十五岁，河北河间县人。一九四五年入伍，一九七〇年三月调入十八团任卫生队队长。副营级。

奸污女知青十一人，三人堕胎。占卫生队女知青人数一半以上……

李文峰，三十岁，贵州石阡县人。十八团二十连指导员，正连级。

奸污、调戏、猥亵女知青十五名。被奸污女知青中有二人跳河自杀未遂……

——摘自联合调查组《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八团部分干部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调查报告》

第十六团五营三连连长陈忠友，有妇之夫，奸污、调戏女知青十一人，女知青上山割胶，听见树叶响都以为连长来了……

九营二连连长田宫成，有妇之夫，奸污上海女知青多人……

——摘自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映》（1973年第4号）

第十一团“七人轮奸案”，现已查明系该团保卫干事段××（正连级）屈打成招。此案牵连知青达数十人，其中五人判刑，十余人受处分……

——摘自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会议简报

第十团司令部参谋孙小虎（正连级），有妇之夫，长期奸污三名女知青，并致使其中二人堕胎……

第十团司令部参谋刀世美（正连级），有妇之夫，采用欺骗、引诱和胁迫等手段，鸡奸男知青二十余人……

——摘自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会议简报

……

8

（报刊资料、档案材料）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简报第八期

……关于走后门。

领导干部子女走后门上大学参军，招工招干，下面顶不住。山西反映，国家计委一副主任子女，走后门参军回北京，不通过下面就把户口转走。

云南反映，省委在讨论处理走后门时，对“走后门要退回”的提法，两次删去，说牵涉到相当多领导干部，不好办……

（略）

辽宁省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三千四百多起，四川省三千二百九十六起。

在所有摧残迫害知青案件中，奸污女知青案件比例重大，占百分之六十、七十以上，有的达百分之九十。例如河北省，仅一九七二年迫害知青案件一百二十六起，奸污案一百一十九起，占百分之九十四。江苏、吉林两省，均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河北省获鹿县，某生产队会计，利用职权强奸女知青，判刑十五年。一九七二年落实政策，改判八年，地区保卫部又将强奸改为通奸，撤销原判，无罪开释。

四川南充军分区副参谋长袁候新，在地区革委会任生产组长时，以安排知青工作为名，奸污女知青达九十余人。……

（略）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简报第九期

军队干部子女上山下乡情况反映：

成都军区：后勤部应下子女五百一十二人，职工子女下了二百四十人，干部子女未下一人。十三军和五十军干部子女，从一九六八年至今，未下一人。

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机关干部子女，应下一百八十一人，实下四人，到农村不久，两人参军，一人进厂。该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以上干部子女共五十九人，无一人下乡。

昆明军区：一九七二年应下子女八十七人，只有两人下乡。……（略）

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十一期

……

1. 拷打批斗：

云南兵团不完全统计：吊打知青六十九起，仅一师批斗知青七百二十七人。有的知青被吊起来活活打死……

2. 奸污女知青（不完全统计）：

黑龙江兵团：三百六十五起。内蒙古兵团：二百四十七起。云南兵团：一百三十九起。广州兵团：一百九十三起。其中师级干部二人，团级干部三十八人。……

3. 工伤事故：

黑龙江兵团：死亡五百五十三人。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名上海知青到兵团第三天，在没有进行过任何安全生产常识教育的情况下，派他们排除哑炮，全部炸死。一九七〇年第三十九团打荒火，烧死二十一名知青。

内蒙古兵团：事故九百二十八起，造成一百二十六人死亡，伤七百五十六人。三十四团二连派人打草翻船，一次淹死九名知青。一九七二年五月，四十三团四连在一次草原失火中，烧死知青六十九人。

广州兵团：死亡二百一十人。

云南兵团：死亡二百九十七人。

新疆兵团：一九六九年来，仅自杀事件就达一百三十四起。……

4. 管理粗暴：

内蒙古兵团二十六团八连连长在大会上公开说：这里过去是劳改农场，他们是大劳改，你们是二劳改。

云南兵团二团有的连队规定：病假一天扣三角四分。开会不发言，记旷工一天。晚上不参加学习，罚款七元。偷一根甘蔗，罚二十元。

江苏兵团规定：大小便超过二十分钟，扣半天工资。

5. 知青思想不稳：

黑龙江兵团：长期在外二万余人。

独立二团：一九六九年接收北京军队子女二百四十名，一九七〇年走掉二百零四名，其中一百零四名任何手续都不要。

广州兵团：外逃港澳二十八人，未遂二百八十四人。

云南兵团：近年内知青走后门达三百多起。

（略）

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十六期

黑龙江兵团：副参谋长××调戏女知青七人，边学习中央文件边调戏女知青。

二十五团副团长×××，在全国召开打击批斗奸污女知青罪犯大会的同时，还在办公室里强奸了一名女知青。

（略）

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十七期

云南省知青办揭露：

据不完全统计，仅兵团第一师捆绑吊打事件就达七百二十九起，有一百零三名干部奸污女知青。

上海市慰问团反映：仅该市川沙县分配到一师六团的知识青年，三年内死亡二十九人，其中打死六人，自杀三人，其他非正常死亡二十人。

一师一团十二营三连北京知青李子敬，与副营长争吵几句，害怕批斗，上吊自杀。九天后找到尸体，已腐烂。团领导宣布：“上吊自杀是背叛党，背叛人民。”

一师六团十六营奸污女知青案件十六起，现役军人占十一起。

（略）

云南省知青工作会议简报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江洪洲同志讲话（摘要）：

……据不完全统计，前一段时间，兵团各单位捆绑吊打知青一千多人，被奸污女知青二百多人。案件还在清查中。

一师一团，捆绑吊打过知青的干部达四百六十多人次，团部关押知青达三百一十四人，有的知青被关押达一两年之久。被关押知青，每天强迫顶着烈日干十多个小时重活儿，每天吃一餐，每餐二两。其中遭毒打和非法用刑五十余人。甚至强迫被关押的知青互相毒打……

十营十连，百分之八十知青被批斗。有个知青，因为在开大会时放个屁，被当场批斗，罪名是“污染空气”。

六营三连指导员左国生，长期奸污一上海女知青，另一个男知青唐洁新试图揭发，被扣上“反军乱军”帽子，遭到疯狂报复。

四师十八团，一百四十一个连以上单位，捆绑吊打过知青的单位达一百二十多个，占百分之八十五，受摧残迫害知青达二百四十多人，被奸污女知青达一百多人。（略）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赴上海汇报团汇报材料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女知青被强奸侮辱九十六人，捆绑吊打八百五十二人。

（略）

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

（1973）第104号

关于黄砚田、李耀东奸污迫害女知青的通报。

黄砚田，黑龙江建设兵团十六团团长，四十九岁，江苏泗阳人，一九四三年入伍，一九四四年入党。李耀东，十六团参谋长，四十八岁，河北迁西人，一九四四年入伍，一九四三年入党。

奸污、猥亵女知青达数十人。有的被黄奸污后，又被李奸污。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国务院知青办《情况反映》

1975年4月28日

转发浙江省革委“关于处理祝江就奸污迫害女知青案件的通报”。祝江就，浙江省江山县丰足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四十四岁，一九五〇年入伍，一九五四年入党。用各种手段奸污女知青八人，猥亵八人，还奸污其他妇女八人，甚至强奸病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云南省知青办《情况反映》

（第14期）

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破坏知青上山下乡案件的处理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自一九六九年组建以来，共发生破坏知青上山下乡案件四百一十一起，其中奸污案二百零七起，捆绑吊打案九十八起，凶杀二起，逼婚三起，打击报复五起，煽动外逃一起，死因不明三起，猥亵八十三起，强奸未遂九起。犯罪人员中，现役军人占一百一十六人（师级干部四人，团级九人，营级三十一人，连级一百零五人，参谋干事十人，其他七人）；地方干部犯罪二百四十五起。

已处理一百七十九件，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六。

死刑四件，死缓二件，无期三件，十年以上四件，九年以下十三件，行政处分一百三十八件，其他十三件。

未处理二百三十二件，占百分之五十六点四……

（略）

9

正义之剑高高扬起。

同大多数正直高尚的军人相比，这些穿着军装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的害群之马毕竟只是少数人，他们并不能代表来自人民的伟大的人民军队。

一九七四年，由国务院、中央军委签署命令，批准判处蒋小山、张国良等四名罪犯死刑，立即执行。代表国务院在命令上签字的是当时任副总理后来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同志。

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至秀将军特别指示：一定要将罪犯押回原单位公判后执行，以平民愤。

一位领导同志讲话指出：内部出了蛀虫并不可怕，清除蛀虫就是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

二月的一天，在云南勐腊六团、金平十八团、大勐龙二团和思茅独立营，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早早赶到公判会场上。当运送罪犯的囚车在全副武装的士兵押送下缓缓驶入会场时，人们内心积郁多年的仇恨和怒火便如同火山一样爆发出来。雨点般的砖头、石块、瓦片和唾沫伴随震耳欲聋的口号飞向囚车，愤怒的人群好像汹涌的浪潮一般涌向前去，他们要亲手把欺压他们多年的罪犯撕成碎片。平时不可一世的罪犯们脸色煞白，小小的囚车如同一叶驶入滔天巨浪中的扁舟，几乎被知青复仇的浪头掀翻。人生在世，受权力和欲望支配，为所欲为，鱼肉人民百姓，全不顾忌善恶报应的因果关系，他们迟早要受到人民审判。这就是“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的浅显道理。

好容易开过公判大会，行刑时刻，知青的情绪再次形成高潮。人们呐喊着扑向罪犯，他们不愿意国家再为几个罪犯浪费子弹。担任刑场总指挥的部队领导紧张得额头渗出汗珠，他不担心死刑犯插翅逃走，而是顾虑会场因混乱而发生意外。于是他果断命令就地挖一个坑，罪犯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随着几声枪响，硝烟散去，历史把中国二十世纪知青运动的巨大疑问和惊叹号深深镌刻在共和国南疆这片古老而苍凉的红土地上。

惩戒害群之马，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知青的苦难并没有随着刑场上这串惊心动魄的枪声的消失而结束。因此我们可以判断，造就知青苦难的根源并不仅仅是那些作为领导的个人，而是有着更为深广的社会原因。

同样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的目光能够超越知青自身的局限和情感障碍，我们将不难公正地看到，那些曾经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穿军装的干部们，他们的一切作为（包括犯罪）都无不打上那个扭曲时代的深刻烙印，都远非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思想作风等原因所致。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也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受害者。

（档案材料）

据不完全统计，云南兵团在刹两股歪风（捆绑吊打知青和奸污迫害女知青）中，先后共有四十余名干部判罪，五百余人受到党、政、军纪处分，还有相当数量的干部被提前转业，调动工作……

（略）

公元一九七四年，原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某独立团营长的甘某，因犯有捆绑吊打知识青年的严重错误，被调回原部队降级使用，担任副连级作战参谋。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他奉命带领侦察分队执行秘密潜伏和为我方炮群指示目标的任务，不幸英勇负伤。为了不影响战斗，他命令战士把自己绑在树上，一直坚持到战斗胜利。该同志事迹受到上级表彰，荣立大功一次。

原兵团某师作战参谋（正连级）白某，曾经利用职权多次猥亵侮辱女知青，受到党纪处分，回部队后降为排长。一九七九年奉命参战，率工兵排排雷开道，不幸被炸伤双腿。为了争取时间和减少战友伤亡，白排长毅然决然，拖着带伤的身体滚向越军的雷区，用鲜血和生命为大部队打开一条通往胜利的安全通道。

他被授予革命烈士和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据不完全统计，在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任职的两千八百多名军队干部中，后来一直留在部队并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约占一半，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立功受奖，光荣牺牲并被追认为烈士的有数十余人。

人还是这批人，这批穿军装的普通军人，短短几年，他们在人生舞台上的表演却如此大相径庭。你能说这不是“存在决定意识”即环境造就个人而是别的什么更深刻的原因么？

10

历史的烟云已经飘散了整整二十年。

回首往事，感情的暴风骤雨已经远去，我们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类的制高点上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心迎接未来，因此我们有可能超越知青的个人恩怨来重新审视和评价那段并不辉煌的兵团岁月，以及那些作为普通人的兵团干部。

公元一九九一年初春，昆明翠湖宾馆。原云南省副省长，现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刀国栋老人对一位来访的知青回忆道：

“那时候，李先念大笔一挥，杀了四个人，杀得好哇！”

老人年过七旬，精神仍然矍铄。

“当时我在西双版纳州担任州委书记，兼任军分区第一政委。我对兵团很有看法。兵团的问题说到底是体制问题，军队不像军队，农场不像农场。军队干部不安心，不懂生产，地方干部有怨气敢怒不敢言，两套班子互相摩擦，还有十几万知识青年。问题成了堆。

“一九七三年，我去北京参加中央边疆工作会议，会议由叶帅主持。各地都提到边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兵团问题，最严重的是知青问题，还有民族关系问题，经济危机，乱砍滥伐，党政军三不管，等等。我在会上着重讲了云南兵团的两股歪风，叶帅听得很认真，会后还让秘书专门找我要材料。其实那时各地兵团情况都差不多，只是云南兵团问题被周总理亲自点名批评，就突出了。

“那时候刹两股歪风，阻力还真不小。明明是问题严重，有人却坚持说是‘作风’问题。我就在会上讲，如果被奸污的女知青是你的女儿，被吊打的是你的儿子，你会怎么看待这个‘作风’问题呢？我们这些掌握权力的人，是不是应该将心比心，好好想一想呢？人家父母响应毛主席号召，千里迢迢把儿女送到边疆，就是来让你们随便糟蹋侮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吗？！

“蒋小山、张国良那样的人，比国民党还坏，留他干什么？你连这样的人都舍不得杀，你还是共产党么？！”

老人很激动，站起来走来走去，还碰翻了一杯茶。

“后来我就向省里和中央建议，撤销兵团，恢复国营农场……再这样搞下去，非搞垮不可！”

这是一位正直、坦荡和无所畏惧的老布尔什维克，一位真正的革命老人。

同年六月，河南某地干休所，我敲开原蒋小山所在部队副政委，离休干部罗开贵同志家门。得知我的采访意图之后，老罗同志的神情立刻黯然下来。

“当然，蒋小山的事……并不全是他的责任，领导也有责任。教育不够……”老罗同志饱经沧桑的脸膛上现出被往事折磨的痛苦神情。“小山一参军就在我的连队。那时我当连长，行军路过他们县，他大娘赶了二十多里路把儿子交给部队……他这人不是孬种，打仗没得说，勇敢，顽强，出生入死，多次立功受奖。他对同志对领导忠心耿耿，在战场上舍身救战友的事有过好几回。一九五三年滇西剿匪，我负了伤，他硬是冒着敌人的炮火把我从战场上背下来。现在不兴讲感恩，革命同志嘛，总有战斗友谊，要是他救过你的命，你能轻易就把他给否定了么？

“蒋小山的事发生后，我们都很震惊，一个好好的同志，怎么说变就变了？中央文件我也看了，强奸女知青，干了不少坏事，中央领导讲话几次点他的名……这是自作自受嘛。但是我还是想不通。我们不能因为他犯了罪，就说他生下来就是坏人，这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不符合辩证法。他立的那些战功，救的那些革命同志，难道都是假的么？……

“说句心里话，他的事，至今还在我心头压着，不是忘不掉，是没法忘掉。我绝没有袒护他的意思，枪毙是罪有应得。但是我总在想，是什么原因使他堕落变质？难道仅仅只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要是当初不派他到兵团去任职，不给他那么大权力，他敢于目无党纪国法么？要是没有‘文化大革命’那种权力绝对集中和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要是我们社会的法制建设再健全一些，对个人权力的监督和约束再强有力一些，他会落到那个害人害己的可耻下场么？！……”

需要补充一笔：老罗同志出于一个革命战友的真诚、同情和责任感，至今仍对那个失去父亲的破碎家庭时有帮助。

“我是一九七四年提前复员的，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贵州省毕节县大石碾村党支部书记黄万全坐在自家门口，目光盯着地面说。“我今年五十三岁，十七岁参军，十九岁入党，二十一岁提干。祖辈三代贫农，档案清清白白，就是兵团那阵……犯了错误。现在想来叫人不甘心，干吗非犯那种错误？不然现在也许还留在部队，也许转业到城里工作。”

思路进入往事的轨道，村支书脸色渐渐自然起来。他啪嗒啪嗒抽着叶子烟，目光不再躲闪。

“一到兵团，我们这些戴领章帽徽的立刻身价百倍。在部队干部战士清一色，都是和尚。但是兵团不同。兵团是老百姓，城里来的知青男女都有，干部除了管生产，管生活，当然还要管知青‘再教育’。

“什么‘再教育’？说穿了，就是领导叫干啥就干啥。在连队，干部大权在握，知青的命运捏在连长、指导员手里。有的连队只有一个现役干部，那就更可以为所欲为；你可以成全一个人上天堂，也可以打发另一个人下地狱，总之全凭你的个人好恶和意愿来定。

“兵团干部犯错误，多数栽在男女问题上。这种事，不大说得清究竟是谁的错，比如我，同一个女知青……发生关系，那是她主动。当然喽，她也得到好处。

“据我所知，干那种事，多数是女方主动。因为她们有求于你：入党，提干，上大学，病退，回城，等等。甚至有的女知青为了批探亲假就跟人睡觉。可是等到事情暴露，就变成强奸……可是说到底，谁叫咱们那时革命意志薄弱，经不起腐蚀呢？……”

他沮丧地摇着头，用手去驱赶头上成群飞舞的苍蝇。

黄万全同志是个好支书、好丈夫。他领导的乡已经初步脱掉贫困帽子，村支部也连年评为“优秀农村党支部”。他还养育了四个身体健康的农村后代，其中两人考上省城师范中专，在当地传为佳话。

如何评说那段众说纷纭的历史岁月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女青年已经不必为探亲假之类付出肉体和廉耻的沉重代价。

这便是历史进步的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