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母与子

1

对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来说，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注定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学大寨”依然轰轰烈烈，连队依然不放假。

而她却要生产了。

徐玲先当年虚岁三十，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下乡算起，她的“知龄”已有整整十年。从外表看，这个来自黄浦江畔的上海姑娘比她的实际年龄苍老得多：皮肤黝黑粗糙，手脚关节粗大，眼角过早地堆起细密的鱼尾纹。亚热带烈日和风雨无情地重塑了这个城市姑娘的外部形象和精神气质，使她在“接受再教育”的康庄大道上更加接近当地农妇而不是城里那些四体不勤的知识分子。

早晨起床，她就有了一种不平静的预感，这种预感与其说来自某种生理先兆，不如说来自女人天生的直觉。虽然女知青对于生孩子并没有亲身体验，并且此时距离预产期尚有半个多月，但是她还是切切实实感到了那个重大时刻的猝然迫近。

草草吃过早餐，早餐还是那种一成不变的盐水汤泡饭，然后女知青心烦意乱地朝门外张望了一会儿。晨曦初露，朝霞映红天际，黛色的群山好像波涛一样遮断视线。女知青叹了一口气。她知道自己不可能望见什么，因为孩子的父亲还在学大寨工地上，而学大寨工地远在几十里之外，中间隔了两架大山，于是只好怏怏地拾起一只木耙，拖着沉重的身子朝晒场走去。

自从粉碎“四人帮”，农场兴起会战热，领导层层督战，连队知青便统统开上山去学大寨。名目繁多的会战如同走马灯一般转个不停：什么大战红五月、红六月、红七月……向“五一”献礼，向“七一”、“八一”、“十一”……献礼；什么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日、竞赛周、竞赛月；还有无数的即兴会战，挑灯夜战，等等，叫人应接不暇。徐玲先已经记不得连队什么时候放过假，而她和孩子父亲最后一次见面也已经是几个星期前的事了。

女知青被照顾在晒场翻晒粮食。入秋之后，堆积如山的稻谷、玉米需要晒干扬净然后入仓。虽然在连队，翻晒粮食永远是一种对于老弱病残的特殊照顾，但是对于一个大腹便便并且即将临盆的孕妇来说，有时哪怕弯一弯腰也未必是件轻松事。

上午十点，胎儿照例开始躁动，在母腹中左顾右盼，跃跃欲试。未来的母亲幸福地把这种愈见频繁的胎动称之为“做早操”。然而与往常不同的是，半小时后腹痛再次发生，并伴有令人不安的尿道压迫感和腹胀。

一个妇女停下手中活计，关切地询问是否需要叫卫生员来看看？女知青摇摇头。她已经意识到这是成熟的胎儿向母体发出的一种告别的语言，一种要求获得降生权利的迫切信号。

她甚至听见婴儿坠地的呱呱啼哭。

女知青谢绝了妇女的帮助，她没有把临产的消息告诉其他人。生孩子是自己的事，自己的事就得靠自己来做，何况连队距离分场医院不算太远，只有十来里山路，这段距离对于任何勤劳勇敢的当地人包括知青都算不了什么。于是徐玲先回到自己屋里，将事先收拾好的简单行李扛在肩头上，然后挪动笨重的脚步，信心百倍地踏上通往医院产房的崎岖小路。

2

西双版纳位于祖国西南边陲最南端，三面与东南亚缅、老、越诸国接壤，面积约三万平方公里，属亚热带季风区。在傣语中，“西双”是数字十二，“版纳”指坝子，即十二个高山坝子的意思。这些坝子好像珍珠一样散落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崇山峻岭中，被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和森林植被所覆盖，千百年来人迹罕至，野兽出没，因此直至二十世纪中叶，西双版纳还是一片与世隔绝和未曾开垦的处女地。

《辞海》载：“西双版纳地区……位于滇南澜沧江两岸，气候湿热，林木茂盛，有‘绿宝石’之称。出产橡胶、樟脑、剑麻、香蕉、菠萝、咖啡、椰子等，并有野象、老虎、犀牛、长臂猿、孔雀和双角犀鸟等珍贵动物。……解放前这里基本上保留着农奴制度，生产停留在刀耕火种时代，疟疾横行，是我国几个死亡率很高的‘高疟区’之一……”

由于种种原因，全国解放后，虽有小批转业官兵和垦荒队员陆续深入边疆发展生产，但是终未形成规模。直到公元一九六九年前后，随着一股股上山下乡大潮的涌来，西双版纳垦区才有无数农场、分场和生产连队如同雨后春笋般宣告建立。年轻的垦荒者们在深山老林里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盖草房，搭茅屋，辟道路，开荒山，种植橡胶和收获粮食。他们虽然并不全都安心屯垦戍边，但是他们毕竟年轻，有热情，并且受了革命前辈战斗精神的感召，因此决心要在边疆这块一穷二白的画布上画出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虽然历史注定在那个只生产空洞的精神和阶级斗争的癫狂年代，经济建设和物质文明决不会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是数以十万计的拓荒者还是雄心勃勃地挥舞原始的劳动工具：锄、镐、斧、镰、锤、钢钎、锯子，在亚热带荒原和丛林中日复一日地投入改造大自然的伟大斗争，同时也开始了被称做“一代人精神炼狱”即接受再教育的苦难历程。

于是我们看到，整整十年的漫长岁月过去了。

当历史已经走进一个时代新纪元并且沐浴在朝霞般灿烂的新世纪曙光中的时候，人们的目光才偶然寻找到那些被遗忘在荒山野岭中的伤痕累累的拓荒者。他们理想主义失败的全部悲剧意义不仅在于没能改变大自然，同时也在于没能改变作为改造对象的自身。

他们都拥有一个曾经无比辉煌、丰碑般矗立却又相当自卑的共同名称：

——“知青”。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星期日。对于九亿五千万生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中国民众来说，这一天注定是个普通而且平静的休假日：机器不再轰鸣，农民卸下担子，机关、学校和部队例行放假。城市大街上熙熙攘攘，商店货物匮乏，食品凭票供应，柜台外面到处可见市民购物的长队。

虽然此时距离粉碎“四人帮”那个历史性时刻已经过去整整两年，中国人民正以欣喜的心情注视着自己生活中那些刚刚开始和业已出现的种种变化,比如深入揭批“四人帮”，给受迫害的老干部平反，恢复高考制度，召开科技大会，职工普调工资，关心群众生活，重新向雷锋学习，等等,但是这些轰轰烈烈的拨乱反正同一个民族长期不能解决温饱问题的生存状态相比，毕竟是相当次要和微不足道的。

满目疮痍的中国社会好像一艘重新启动的航船，当它被一九七六年的历史大潮再度推动并驶向大海时，我们很难想象它会从此一帆风顺并且不再发生左右摇摆。

问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毕竟不可阻挡。中国终究要走向世界，走向人类文明的广阔海洋。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上午九时，在中国古老的首都北京，著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胜利召开。当身着中山服的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缓缓步入会议大厅，并在《东方红》乐曲声中庄严肃立时，一个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重大时刻就此诞生并载入史册。中央工作会议历时三十五天，会议批判了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提出和解决了许多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从而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全面的指导思想和奠定了组织路线的坚实基础。

仅仅三天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正式平反。这一重大消息在国内外激起的强烈反响几乎可与粉碎“四人帮”相比。

这天上午十一时，也就是北京那个庄严的会议进入意义重大的主题报告的时候，在云南边陲那个地图上无法查到的叫做橄榄坝的偏僻地方，徐玲先腆着无比沉重的大肚子，正困难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山间小道上。没有人声喧哗，没有尘土飞扬，只有一缕深秋的太阳寂寞地穿过树林，将破碎的光斑洒落在这个即将成为母亲的气喘吁吁的年轻孕妇身上。女知青不时直起腰来，抹一抹额上的汗珠，或者扶住路边的树干歇一歇。她当然不可能知道此刻正在遥远的北京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与她和知青未来命运的关系，眼下她只有一个比任何时候更加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快快赶完这段不算太短的路程，把孩子生到医院去。

于是在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宁静而空旷的天宇下，在云南边疆澜沧江流域一片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边缘，我们看到这个并不年轻的女知青努力挪动笨重的身体，如同一只顽强的蜗牛在灰带子似的羊肠小道上悄无声息地蠕动。没有人关心她的存在，就如同没有人关心蜗牛的存在一样。在她身后的山路上，她歪歪扭扭的足迹很快就被滚动的山风和飘落的尘埃抹得无影无踪，就像岁月每天都在抹去许多自生自灭的生命痕迹一样。

就这样，当这个已经在上山下乡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十年的女知青正孕育着自身对于未来的巨大希望，步履维艰地走向分场医院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她的人生之路即将走到尽头。因为一个可怕的灾难正在前面等着她，死亡的阴影已经张开翅膀。

而那个邪恶的命运之神正在地狱门口朝她微笑。

3

中午十二时三十分，橄榄坝农场七分场值班医生成果木正蹲在墙根下同狗一起晒太阳。

成医生是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小个子男人，年纪大约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出身贫农。成医生原先并不懂医，在部队服役时当过炊事兵，文化程度初小。只是因为后来转业到农场，而农场又被部队军管，才被军代表选拔进“红医班”深造三个月，然后穿上白大褂治病救人。

由于农场地处偏僻，医卫人员奇缺，作为“再教育”主力军的贫下中农便没有理由不占领这块重要阵地。农场实行公费医疗制度；连队有卫生员，分场设卫生所，农场办医院。卫生所一般配备二三名赤脚医生，这些赤脚医生大多来自贫下中农并毕业于当地“红医班”，虽然他们对于科学的认识基本上接近一知半解，但是他们的存在对于强调思想革命化和反修防修却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赤脚”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

公正地说，成果木医生并不是那种善于投机钻营的野心家。他原本是一个淳朴的山里人，手板上长满硬茧，对土地的感情深沉而执著。但是命运无意中改变了他的生活，他那双本来应该握锄把或者掌握插秧机收割机的大手却阴差阳错地拿起了手术刀，尽管他私下承认自己对医学几乎永远没有兴趣和一窍不通。

因此他常常对自己很不满意。

“我宁愿去开荒地，养鸡，养鸭，种果树，干什么都行。谁愿意天天蹲在这里发霉呢？”他有时对病人发牢骚。

“你干吗放着医生不干，偏偏想去吃苦？”别人都不理解。

“我有力气，我才不怕吃苦。”他理直气壮地反驳，“要是上头有政策，让私人养猪种自留地，我马上脱了这身褂子回家去干活儿！”

“那么让我们来换换工作，”有知青逗他，“我来穿白大褂，你去养猪好了。”

“那怎么行！”他把头摇得拨浪鼓一般，“我只是说着玩儿，谁他娘的愿意替你养猪。”

我们有理由把这种劳动致富的平凡愿望看做一个农民儿子始终铭心刻骨的理想之梦，一个当时注定不能实现的遥远而渺茫的人生“乌托邦”。

现在，农民的儿子成果木医生正蹲在墙根下全心全意剔指甲。他已经吃过午饭并且喝了几口酒，肚饱的感觉十分舒服，此时没有病人，所以值班医生感到百无聊赖精神空虚。办公室静悄悄的，分场机关的干部们都下基层连队蹲点去了，卫生所空无一人，只有一条长满疥疮的老狗蹲在他面前，睁着一双无精打采的眼睛望着他。

成医生打了一个饱嗝，感到一阵昏昏的睡意好像章鱼的触角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深秋的太阳温煦地照耀着他，在他眼前和心头泛起一片柔和的白光。他半睁着眼，努力同倦怠作斗争，但是酒精很快发生了作用。他渐渐开始感到身体变轻，然后向着半睡半醒的梦境之中滑去。

就在这时，一阵异常的响动好像许多小石子滚进他混沌的大脑深处。老狗呜咽起来。医生困难地把眼睛睁开一条缝，他看见一个孕妇艰难地登上山坡，小心翼翼地绕过水坑，然后努力挺起那个沉重的大肚子，穿过晒坝向他走来。

从任何意义上说，七分场这间只能遮风挡雨条件简陋的旧房子都不能被称做“医院”，正如任何只有执照没有医术的江湖术士都不能被称做“医生”一样。然而红医班毕业的成果木医生和他的同事们确确实实在这间从未认真消过毒的大房子里一直工作了将近十个年头。

卫生所的前身是一间旧仓库，原先曾用做榨油和碾米的作坊，因此房梁、墙角和砖缝里到处积满厚厚的尘垢。由于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仓库迁往别处，大房子一分为三，于是七分场就有了卫生所，有了门诊部、药房和手术室。

这里最常见的手术，不外乎替伤者止血清瘀，包扎创口。最大的手术便是接生。

对当地人来说，接生似乎更接近一种动物本能而不是医疗技术，因为自然界的动物都具有自然分娩和繁衍后代的本领。在中国广大农村，数千年来，没有文化的接生婆尚且用枯槁的双手接下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后代，那么曾经进过红医班又切实占领卫生阵地（上层建筑）的赤脚医生难道有理由不把这种古老的本领发扬光大么？

所以最初那一阵，成医生并没有对孕妇的到来感到紧张或者惊慌失措。他让一位对生孩子富有经验并且热心的家属大嫂做他的帮手，又从容不迫地将所有接生器械：产钳、剪刀、止血钳、针头一一消毒，然后戴上橡胶手套。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就耐心地坐在椅子上等待婴儿降临。

不料整整一个下午过去了，胎儿并没有马上出世的意思，倒是那个疲惫不堪的产妇很快躺在床上睡着了。医生终于脱掉手套，蹲在屋外抽了几支闷烟。夕阳西下，大田劳动的人们陆续收工回家，伙食团飘出诱人的饭香，胎儿还是没有动静。医生感到肚子咕咕地抗议。这是一个需要耐心和责任感的时候，医生偏偏开始感到厌倦。因为经验告诉他，有的产妇会一连发作好几天，他总不能日日夜夜守在卫生所不回家呀！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变得很不公平，因为医生和患者同样需要吃饭和休息，需要遵守共同的作息时间。于是医生在一连看了三次手表之后，就决定立即回家去吃晚饭。医生的家距离分场只有二三里路，步行约需一二十分钟。他吩咐家属大嫂暂时替他照看产妇，有事到家里找他，然后就离开卫生所急匆匆回家去了。

客观地说，如果这天成医生不是碰见那个经常在一起喝酒的熟人，那个熟人恰恰也没有弄到一瓶在当时相当难得的“泸州大曲”，那么事情也许并不会糟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可是问题偏偏出在：他刚刚走出卫生所不远就被那个熟人迎面撞见并拦住了。

“那天我并没有存心玩忽职守的意思，凭良心说，我对工作一贯是认真负责的。”十多年后，已经不当医生的蔬菜专业户成果木蹲在农贸集市一隅的菜摊跟前愤愤地说。他头发已经花白，饱经风霜的脸上镂刻着许多深深浅浅的皱纹。“当时大家都去学大寨，就我值班，你来试试，一个人值班，能保证不出一点差错么？……我承认我喝了酒，喝酒么，当然……不对的，但是后来那么大的事情，把责任都推到我一人头上，我不服！……”

值班医生成果木竟然一去不复返。

天黑下来，大房子静悄悄的，一盏昏黄的电灯给醒来后呻吟不止的产妇投下一道令人不安的阴影。对于有过迷信传统和文化不高的当地妇女来说，生孩子久生不下绝对是件不吉利的事，何况产妇又是一个城里来的女知青，天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冲犯过什么？于是心惊肉跳的家属大嫂一面让孩子火速去叫值班医生，一面悄悄在手术室门口挂起一束辟邪的臭蒿草来。

晚上九点零五分，也就是值班医生擅自离开卫生所大约两个半小时之后，产妇开始临产。先是羊水破出，疼痛加剧，接着宫口开裂，流血不止，胎儿却迟迟不肯露头。从临床医学的角度讲，这是横位难产的典型症状，必须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家属大嫂并不是医生，她只是凭着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所拥有的全部经验，不断帮助产妇改变姿势，指导和鼓舞产妇战胜困难。于是仅仅过了十几分钟，胎儿心音便自行消失，产妇脸色苍白，陷入半休克状态。

一个令所有产科医生谈虎色变的魔鬼——子宫大出血猝然出现！

汹涌的喷泉般的血液冲破了薄弱的子宫壁，冲破了蜿蜒曲折的血管丛和网状纤维的包裹，然后好像黑色的地下石油一样沿着狭窄的井口喷涌而出不可阻挡。鲜血迅速淹没子宫，窒息胎儿，溽湿了手术台上的消毒棉纱和白色床单，然后好像殷红的活泼泼的小溪沿着粗糙的水泥地板汩汩流淌。

产妇仅仅只来得及无力地挣扎了一阵，就昏迷过去奄奄一息。

直到此时，那个孤立无援吓得半死的家属大嫂才慌慌张张奔出大房子，奔回家属宿舍，然后拉警报似的呼起救来。

九时四十五分，女知青在送往农场医院途中停止呼吸，胎儿（男婴）亦未能救活。母子双亡。

十点半钟以后，终于有人在距场部不太远的一间低矮的小伙房找到那个烂醉如泥的值班医生。他正人事不省地瘫倒在桌子上，酒瓶歪倒在一边，喉咙里发出一阵阵呼噜呼噜欢快的鼾声。

4

天亮之后，女知青的死讯传到山上学大寨工地，舆论大哗，群情激奋。

一个满脸胡渣的男知青在可怕的沉寂中呆立了几秒钟，然后猛地扔掉开山锄，发疯一般往山下狂奔。他的眼睛凸突，脸色铁青，仿佛一个听到判决的死囚。他不顾一切地向前奔跑，无论陡险的山路，湍急的涧流，幽暗恐怖的大森林统统都不能阻挡他的脚步。当他终于跌跌撞撞出现在卫生所门口时，已经伤痕遍体，头上淌着鲜血，衣服被灌木和刺荆撕成碎片。

但是他还是不可原谅地来迟了一步。

人们沉默地让开一条路，他终于看见白罩单下面覆盖的那个熟悉的身影。年轻的母亲已经超越了在苦难中挣扎的痛苦，完成了对漫长人生的无望追求，然后好像沉没在暴风雨深处的小船，和她的婴儿并排着躺在一张布满裂痕的硬床板上。有人替他拉开罩单。他看见女知青那张苍白而柔和的脸有如圣母般无比宁静光洁，而他的儿子，那个尚未来得及睁开眼睛便永久地离他而去的幼小生命，他弯弯的眼角和长长的睫毛下面竟然凝固着一粒留给父亲的无比委屈的晶亮泪珠。

男知青惨叫一声，栽倒在地。

这天黄昏，当奔泻千里的澜沧江水呜咽着流经橄榄坝，而黯淡无光的落日好像一只洇满母亲鲜血的巨大子宫，无比辉煌地昭示着世界万物的时候，一个蓬头垢面的男知青就好像一头受伤的狼，蹲在江岸边古老的崖石上，凄厉地仰天长嗥，然后把头碰出许多飞溅的血珠来。

他疯了。

第二章 大治之年

1

公元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

但是对于探亲回家的上海知青胡志虎来说，这一天似乎更加令人情绪低落心情沮丧，因为这天上海天气格外晴朗，黄浦江两岸春光明媚，彩旗飘飞，到处一派欢歌笑语的节日气氛。

然而他却是一个外来人，上海的一切兴盛荣辱与他无关。

“上海能够容纳一千万人口，为什么偏偏没有我的立锥之地？难道我命中注定要在边疆当一辈子知青？！”兵团战士胡志虎就是这样怀着对上海的深刻眷恋和被都市文明抛弃的巨大痛苦登上人生的最后一趟西行列车的。

五个月前，胡志虎请探亲假回沪治病。经医院检查，他患有多种慢性疾病和癫痫。农场却以超假为由拒绝发放工资和粮票。胡志虎先后给农场领导写了七封言辞恳切的请假信，并寄去盖有公章的医院证明。但是信件并不能改变领导对知青超假的一贯看法，他们坚持认为知青的一切病假证明都是弄虚作假和靠不住的。因此直到四月里的某一天，农场正式向超假在外的胡志虎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警告如不归队将予以严厉处分，这样才促使事情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

我们姑不论农垦知青胡志虎是否患有疾病抑或是装病，但是他曾经为农场建设贡献了整整九年零三个月的美好青春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对于任何人来说，付出的结果不是换来宽容和理解却是一纸冷冰冰的处分警告，这样就使得心胸不够宽阔的上海知青对于自己的前途和未来深感绝望。从另一方面讲，胡志虎长期客居上海家中，既无工作，又无收入，逐渐沦为家庭和社会中那种不受欢迎的多余人。回边疆不堪设想，上海亦非久留之地，他内心充斥的飘零感和落魄感无疑是极其强烈而且真实的。

农场的决断态度加速促使他的精神走向崩溃。

五月一日这天上午，当东方大都市上海的一千万市民都喜气洋洋沉浸在节日气氛里的时候，来自云南边疆的并不强壮的男知青胡志虎却漠然地告别父母，佯称外出找同学“白相（玩玩）”。他将半新的的确良外衣、皮鞋、手表留在家里，换上兵团时期缀了补丁的旧军服和布鞋，然后离家出走，独自登上开往杭州方向的沪杭慢车。

两天后，在距上海一百多公里的沪杭线许村车站，一名青年男子卧轨自杀的尸体被人发现。死者身上分文全无，只有一张医院开具的病情证明，警方由此弄清死者身份并排除他杀的可能。

一九七八年九月，云南边疆雨季即将结束，农作物丰收在望。

陇川农场一分场三连知青排长、团支部书记杨先智接连收到两封成都急电，他把电报悄悄藏起来，然后一如既往带领广大团员青年投入“大战红九月”的秋收战斗。

九月末最后一天，小杨破例向连部请了半天事假，理由是到分场去看病。到了分场他并没有去卫生所，而是进理发室理了一个当时知青中流行的学生头。

下午例行国庆会餐。连队宰了一头瘦猪，全连干部职工兴高采烈，个个喝得头重脚轻。

晚上，团支部召开支委会，布置四季度工作。一向节俭的团支书破例向与会者散发了“春城”香烟和水果糖，于是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会议气氛友好祥和。每一个人都从团支书身上感受到真诚的友谊和温暖。

散会，团支书站在门口同每一个人握手，并祝大家节日欢乐。

入夜，全连灯火陆续熄灭，夜空万籁俱寂。同寝室成都知青黑娃一觉醒来，看见团支书还点着煤油灯写写画画，就不满地嘟哝了一句：“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凌晨三时左右，一个起夜的男知青迷迷糊糊看见一个人蹲在门口烧信纸。他觉得奇怪，但是浓重的睡意和成群的蚊虫向他袭来，他顾不得问什么就连蹦带跳钻进蚊帐里去了。

五时三十分，空气中起了湿漉漉的晨雾，站岗的复员兵老刘看见一个人拎着木凳出了连队。他认出是团支书杨先智。小杨在连队工作有口皆碑，不仅一贯吃苦耐劳，而且经常带头出早工。尤其今天是国庆节，他还拎了木凳去田里管水，这就使得老刘很是感动了一阵子。

他目送男知青瘦小的背影消失在一片白蒙蒙的雾霭之中。

上午九时，一群妇女嘻嘻哈哈来到山坡上拾花生。当时大雾正浓，花生地里人影憧憧，七八米远便什么也看不见。妇女们只顾说说笑笑低头拾花生，谁也没有注意附近山林有什么异常情况。

十时许，晨雾渐渐消散，太阳从半空里露出一张惨白的圆脸来。一个妇女偶然直起腰来抬头张望，这才吓得没命地尖叫起来。

她面前的大树上吊着一个黑糊糊的东西。

原来是个人！

当闻讯赶来的人们把死者从大树上放下来时，杨先智的身体早已僵硬，那只帮助他提前结束生命的木凳歪倒在一旁。他的衣着整齐，刚理过的头发一丝不乱，表情毫无痛苦。人们甚至看见他的嘴角凝固着一丝极为从容和安详的微笑。

经法医鉴定：死者系自杀身亡，无他杀痕迹。

杨先智的反常行为使得全连所有人包括领导俱感震惊和大惑不解：因为小杨是个好青年，好苗子，正在接受锻炼和培养，而好青年是不该走上这条自绝于党和人民的错误道路的。

后来，人们在死者遗物中找到那两份电报，才知道他母亲去世，父亲病重住院，思子心切。而他们的独生子却远在几千里外的边疆，忠孝不能两全。

再后来，人们又在档案中发现了杨先智的病退和家照申请（上山下乡运动中，有一项政策规定：家庭确有困难需要照顾的可以申请留在城市）。该申请已经三次被有关部门驳回，最近一次驳回时间距离他的死期只有半个月。

一九七八年阴历八月，一年一度传统的中秋佳节来临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古往今来，中秋的明月曾经牵动多少远方游子和文人墨客的思乡情愫，勾起世人多少深长的幽怨和惆怅。然而这一天，在滇东南某橡胶农场，来自天南地北的知青们在经历了抓纲治国的连日繁重的体力劳作之后，他们不是对诗情画意的天空而是对吃饭睡觉等实质性问题表现出更大的热情。你很难说他们麻木不仁，因为生存比浪漫更重要。于是经过一番叮叮当当的忙乱，他们纷纷迫不及待跌入梦乡，连队复归安静。唯有夜空中一轮明月和如水的月华寂寞地照耀着边疆的山山水水，照耀波涛般起伏的茂密的橡胶林和连队疏落的简陋茅屋。

就在这个大治之年的中秋之夜，这个宁静如水的云南边陲的荒山僻野，一起震动整个农场的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

两名持枪歹徒气势汹汹地闯进连队办公室，开枪击伤了正在开会的连队干部，又强行扣留几名在该连视察工作的分场领导做人质。歹徒持枪行凶决非看西方暴力电影走火入魔，也不是为了劫持大宗的珠宝钱财，他们铤而走险竟然只是为了一个可怜巴巴的渺小目的。

“老子们要回家！放不放……你们一个个说，哪个龟儿子不答应就打死哪个！……”

领导最初面面相觑，个个都很紧张，闹不清应当怎样应付这个突发事件，或者说怎样才能避免无谓的牺牲。歹徒占了上风，穷凶极恶地把枪机拉得哗啦啦乱响，那颗手榴弹也千钧一发地晃来晃去，威胁一屋子人的革命意志。领导为了顾全大局，就策略地答应了歹徒的条件，并许诺签字盖章放他们回家。另有一名连队干部，自恃从前当过歹徒的排长，大义凛然地斥责歹徒，不幸被枪托劈面撞了个筋斗，崩掉数颗门牙。周旋到半夜，歹徒终于被领导的缓兵之计所迷惑，以为达到目的，精神被解除武装。只是当他们释放人质后才猛然发觉上当受骗，因为农场调集的大批武装民兵已经悄悄将连队团团包围，布下天罗地网，任何罪犯都将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插翅难逃。

绝望之中的歹徒不肯放下武器束手就擒，于是激烈的枪声就划破夜空的静谧，枪战一直持续到次日天亮。

武装民兵个个都很英勇，立功心切，发射了许多正义的子弹。歹徒死不悔改，负隅顽抗，竟也将两只老式步枪打得有声有色。民兵久攻不下，犯了急躁，结果招致不应有的伤亡。直到当地驻军闻讯赶来参战，形势才发生根本变化，歹徒自知难逃法网，拉响手榴弹自尽，死有余辜。

参战民兵也付出一死二伤的沉重代价。

打扫战场时，有人在墙角发现一行歪歪扭扭的字迹，那是罪犯咬破手指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遗言：

“爸、妈，儿子要……回家！”

后来当上级有关部门在农场召开大会批判罪犯的罪恶行径时，与会知青个个低头不语，大会开得十分冷落，只好不了了之。

2

公元一九七六年金秋十月，平地一声惊雷，中国历史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当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通过种种渠道传到城市、农村、机关、学校、工厂和部队时，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顿时一片沸腾。作为组成“人民”这个抽象概念的无数个人，他们在激情和欢呼的短暂爆发之后是长久的不平静的等待，他们有理由期待个人前途和命运从此出现转机。

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和案件予以平反。这是积淤在中国天空中厚厚的政治阴云裂开的第一道缝隙。

此后两年，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开始发生一系列缓慢却令人瞩目的变化：邓小平复出，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共十一大重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平反冤假错案，召开各种会议，恢复高考制度，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等等。这些变化与其说卓有成效，不如说顺其自然。因为作为国家主人的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利益暂时未能被顾及：工人依然吃大锅饭，农民依旧走公社化的贫困道路，知识青年仍然坚持上山下乡，等等。

次年二月，华国锋首次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指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应当“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并以此作为“抓纲治国”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三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立场，并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拨乱反正设置重重障碍。

同年八月，中共十一大召开，华国锋当选中共中央主席。

此后，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无不罩上来自“两个凡是”和“三七开”的浓重阴影。

公元一九七八年底，也就是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进入步履维艰的第十个年头，全国下乡和支边的知青绝对人数已经达到两千万人。这个数字超过二战时期加拿大全国人口总数或相当于如今澳大利亚的总人口。其中陆续因招工、招干、参军、上学、病退、顶替、落实政策和开后门等公开或非公开渠道回城的约占一半，即一千万人，尚在农村接受再教育和等待无望的还有一千万人。

即使在这些数量众多的被称做“知青”的人们中间，由于有下乡和支边的区别，情况也有很大不同：下乡知青插队落户，居住、劳动都很分散，同农民一道挣工分，两年后可指望招工回城。支边（兵团）知青则享受微薄工资（二十六元），不招工，不招干，过半军事化集体生活。他们大多是一九六九年前后从京、津、沪以及部分省会城市来到边疆的，“知龄”较短的也在七八年以上。全国共有十二个建设兵团，拥有知青二百余万人，这个数字约占全国知青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由于兵团知青常年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基层连队，不仅物质和精神生活得不到保障，有时连基本的生存权利也受到来自大自然和社会的严重挑战，因此他们要求回城和改变自身前途命运的愿望无疑比任何其他人群都来得更加强烈，更加势不可挡。

问题在于：粉碎“四人帮”已经过去整整两年，“文革”的上山下乡路线始终未能拨乱反正，知青的生存状况也未得到根本改善，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对有关政策强烈不满，并加速触发他们与社会对抗的逆反心理。

统计数字表明：仅在一九七八年一至十月，云南垦区知青非正常死亡人数就高达一百五十三人，另外失踪三十四人。其中自杀三十九人（还有未遂者数十人），跃居各种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首。

不仅仅云南，在新疆、内蒙古、黑龙江、海南岛等全国各大垦区，知青非正常死亡率也急剧上升，其中尤以自杀事件明显增多。由于知青普遍对前途命运感到悲观失望，因此各垦区人心浮动，社会秩序不稳，暴力事件和犯罪率也不断上升。知青问题同样困扰着城市。仅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常年滞留京、津、沪无故超假不归的知青就达两万多人。

难怪当时一位有远见的农垦部领导在视察了南方各大垦区之后，曾经相当尖锐地指出：“……我们原先天天讲要把知青问题放到路线高度来认识，但是‘路线高度’究竟是什么？培养接班人决不是一句空话……缩小三大差别要靠发展生产，国家每年拿出几十个亿来补贴知青的政策亏损，这个包袱不是越背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再下去十年、二十年行吗？另一方面，知识青年在想什么？他们为什么不满意？……”

后来这位领导不无忧心忡忡地断言：“……知青问题若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我看迟早要出乱子！”

3

一九七八年秋，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终于形成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并报经华国锋批准，作为国务院文件下达并成为今后各地制定上山下乡政策的文件依据。

《四十条》不仅肯定了“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且强调指出：今后“仍然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四十条》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

也就是说，滞留边疆的二百万知青大军终于盼来与他们意愿截然相反的不公正决定！他们不仅为边疆建设贡献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岁月，而且最终还被武断地剥夺了作为“知青”的回城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