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县往事小记之八十四 —— 讨个说法

  去年的今天，我们铺口知青一行二十多人回了趟靖县，我们的车子驶入县城已是晚上了，仍受到县领导和原知青办主任吴老的热烈欢迎，高兴之余后，我有点纳闷，我们来之前并没有向靖州县政府报告过，只是同雨晴联系了，雨晴也没漏口风，县上是怎么知道的？两天后，我们上吴老家拜访时，吴老向我们道出了其中的原委，是我们中的Y女士在来靖的前一晚上，打电话将我们行程告诉了他，吴老就向县领导报告了，才有县领导来迎接我们的这幕。
    我们去靖县的这批人中（包括我在内）大都是第一次见到吴老的，Y女士却与吴老熟悉？这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和Y女士是同班同学，还同下放在铺口同乐大队，在铺口的几年时间里没见她提过这事。我觉得奇怪，回长后私下里就此事问Y，Y说：是为讨要工分一事去县里讨个说法时认识吴老的，吴老那时在县知青办当主任。提起这段讨工分的往事，Y女士就气愤填膺，一肚子的苦水往外倒。
    那是在1970年的春插后的一天，Y突然接到大队的通知，要她带被子和米到公社上学习班，大队知青中只通知了她一人，她还有些疑惑，很久没通知她上公社去开会了，这次怎么又想起她来了？刚下放的头几个月里，公社开干部会还通知她去参加过，因为下放前她曾是附中革委会副主任，多少也算个角色，理所当然的上公社开干部会，知青中唯有她享有此殊荣。
    但这次去公社却受到的是另一种的待遇，竟将她与公社的地富反坏等有问题的人关在一起办班，并规定他们不许乱说乱动，必须老老实实的交代问题。当时，全国各地都在开展“一打三反”运动，铺口也不例外，也办起了“一打三反”的学习班，公社把她当作“一打三反”分子了，她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当她看到木山知青S和光明知青C也来了，Y心里才有些数了，一定是有关参加湘江风雷的问题。
    Y出身红五类，思想进步，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是年级和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文革一开始就参加了红卫兵，但参加的是长保军，长保军一垮，她就加入到由S和C在附中组织的湘江风雷。附中成立革委会时，因她是造反派，又出身好，就作为学生代表被三结合到了校革委会，成了附中革委会副主任之一。副主任的交椅子还没坐热，就要她带头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于是带着我们来到靖县，没想到一年后，便由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命运也变化的太快了。
    这期学习班有二十多人，除Y是女的外，还有一地主婆，公社就把她和那地主婆关在一间房里。Y虽身陷学习班，但阶级立场还分明，本人堂堂的工人家庭出身的，怎能把她同地主婆一视同仁的关在室？良莠不分，是奇耻大辱，她向公社干部提出异议，干部不理睬，她就背包不解的站在房门口，决不进那间屋入睡，以示抗议。捱到半夜，干部看她如此刚烈，怕出事，便妥协了，给了她单间。
在学习班里的那些日子她很不好过，吃睡都差，思想包袱重，整天除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两报一刊的社论外，就是无止境的交代问题和写材料，还不许她和S、C交谈，对她上纲上线，牵强附会，任意罗织罪状，其中相当一部分，纯属无中生有。好不容易将这些个问题讲清楚了，才批准她“毕业”，但已在学习班里呆了十八天。
    她回到队上时，发现社员看她的眼光都变了，有的还与她疏远了，队干部不但对她另眼看待，而且还不给她记那十八天的工分。她找队上讨要工分，说不是自己要去的，是公社喊她去的，队上要她去找大队，说是大队书记讲的。找到大队，大队说要她找公社打证明来。她又去了公社，公社干部却觉得不可思议，给四类分子办学习班还给工分的？在铺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竟一口回绝。
    Y倔强的性格一下又冒了出来了：把我当四类分子看待，这不是乱搞？这不是一百来分工的问题，这是关系到今后的政治待遇问题，如不搞清楚就莫想抬头了，公社不理我，我找县里说理去，县里讲不通我上长沙，总要把问题搞清楚。于是她怒冲冲跑靖县城里找干部讨要说法，在县里跑了几个部门，那些干部觉得要工分这点小事都来找县里，太可笑了，踢皮球似的把她推到到县知青办，接待她的恰好是知青办吴主任。仔细听了Y的详细诉说后，吴主任非常同情她的遭遇，并劝慰她先回队上去，不要再在县城里找人了，事情会解决的。等她离开后。吴主任打电话给铺口公社，讲明国家有关知识青年的政策，是不能扣工分的。她回队后没两天，队上悄悄的把她的十八天工分给补上了，还加上她去县城一天的工分，她这才舒了一口气。
    从那时起，Y一上县城有空就到知青办吴主任那里坐一会儿，聊几句，一来是感谢吴主任，二来也向吴主任说一点铺口知青状况，吴老也会问问她铺口知青的一些情况的，这样她与吴老就熟识了，因怕我们同学笑她走上层路线，这事没对我们讲过。
    1973年夏秋，Y离开靖县到长沙就读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一直到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她趁一次出差路过靖县的机会，下火车去铺口看了一下，还在县城打听到吴老的住处，专程登门拜访了吴老，几年后，她还带上先生老熊（同她下在一个队的）一同回靖去吴老家看望过，从那时起她与吴老恢复了联系，所以，我们这次去靖县的行程吴老是知道的。

很佩服Y女士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的精神！

  造反派从1968年"九.九行动"后就垮了,以后的一些整人的运动都是保皇派和走资派干的.

     何谓造反派和保皇派？

   这都是人为的归纳和命名罢了。

1967年想搞病退，我与小痞头（王崇敏）一起到洪江去验肝功能（靖县医院还没有开设这项化验，不能做。）

    回靖后我死皮赖脸的找哒安置办硬要给予补助。（说：去年劳动的工分没有分到一分钱。）

     安置办无法，写条子要我们去找民政科，哈哈，终于每人补助了10元钱！

佩服老吴息事宁人的做法。

也佩服Y不依不饶讨个说法的精神。

知青因文革中的事情被整在寨牙也发生过，而且还闹得很大，但详情我不太清楚。

老吴（吴展贵）当过寨牙公社的社长，寨牙知青都喊他“吴社长”，调到县里后也不改口，好像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他对知青还是很关照的，我到他家里去过两次，他都很客气。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见到他。

记得我去年写过一篇“寨牙学习班”的短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言之有理！

      至于Y女士，去西奇的描写十分到位，就是那样个人，这与什么派无关。

  感谢各位的跟帖，本人写这篇东西的本意不是追究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是是非非，只是讲叙下放时曾发生过这么回事的。信马说荷塘兄也遭遇过此难，这我也知道，他受的苦还蛮大的。铺口的知青中，十二中下放在熊家的陈眯子也进过这学习班，是在后一期的。陈眯子原是十二中“钢长造”的副司令，名声大些，呆的时间也就长些。那学习班住地离我们队的水井不远，有天我担水时，他溜到井边找我，说没伙食费了，我掏出身上仅有的两元钱给了他。

要讨个说法的事情太多了。金兄所述虽只算一小事，但也道出了当时是多么的不公。

听过很多吴社长帮助知青的故事，吴社长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