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地方是一刀切，管你瞒不瞒

我们都和农民一起经历过那种瞒产私分、吃返销粮的缺粮日子，所幸这样的状况已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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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可信的故事，好看！

你一来就下不得地。

瞒产私分就是农民与干部之间的一场博弈，有时还真能瞒下来，我们队就尝过“甜头”。

70年春节前，干了一年也吃了一年政府口粮后，我们三个知青分到了1200斤谷，一斤多茶油，十来斤黄豆，当时就傻了，这怎么够吃啊！我们平时每餐要煮一升米，也就是每人三碗饭而已，这下好了，平均每天的口粮只够吃一餐。

70年是我在农村最苦的一年。一把炒黄豆就对付一顿饭，三月不知肉味，那可不是孔夫子说的意思，吃了肉而不知其味，那是真的几个月都没有尝过肉的味道。幸亏这一年10月底我修便道去了，终于有饱饭吃了。

瞒产私分，我举双手赞成。

『从七十年代的“瞒产”到九十年代的“卖粮难”这中间的变化真是天翻地覆。』

我想是由計劃經濟、公有制向市場經濟、私有制發展的結果。

瞒产私分呀！

当时在农村，粮食产量又不高，一遇到粮食减产，大家都没饭吃，又要出工，肚子里头又要闹革命，苦不堪言！

所以这瞒产私分是出自于贫下中农的无奈的选择！

但是知青嘛，头脑灵活呀，总要比农民的日子好过一些！

   本人认为，干部每年来队上就是来“柞油”的，把农民的油水榨干了，他们才能更安身地吃纳税人的贡品，与穆仁智无异。

   但是，甘棠公社好像没有传第一年国家粮只吃到秋收一说。

我从靖县五四园艺场再下放到坳山公社。我们队上除了瞒产还瞒田。只是苦了我一人早上牵牛背犁翻山越岭到那偏僻的山坳里犁田。四周空无一人。中午烧几个红薯吃，下午五点左右牵牛回队。好郁闷。

   瞒产私分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隐瞒当年的总产量，以达到少卖统购粮的目的；二是隐瞒土地的面积，以达到少交征购粮的目的。我们生产队也是缺粮，春荒时瓜菜代、吃红薯、吃南瓜、吃板栗当播饭等等。到队上第二年春天，粮食不够吃了（国家供应一年），和我们好的老乡就对我们说：找生产队要。我很纳闷：自己粮不够吃，怎能找队上要呢？怯怯地对队长一说，竟果然给我们出了一百斤谷。并且以此为由，向公社要返销。说下放知青断粮了！后来才知道，我们队去年瞒产私分了。且是瞒着我们知青的。

   瞒产私分在农村是犯错误的时，可农民没饭吃的时候就不管那么多了。果然，事情败露后，队长撤职，会计撤职，保管也撤职。队上谷仓的钥匙交到我的手里，干部认为知青靠的住。

   可每年春荒怎么过呢？问题还是没解决。只能向公社要返销。再就是挨饿了，能吃不能吃的东西都吃过了。先是地主婆饿死了，后是知青纷纷回家度荒，当时的说法是不能让一个人出去要饭。我是坚持到底没回家，让家里寄粮票来，到县城去买米.....直到早稻下来，八成熟就先割一些下来打米。

    再说说所谓“卖粮难”的问题。这和上面说的事完全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改革开放后，取消了统购统销，取消了粮食计划供应。农民生产的粮食成了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生产粮食发生的费用计入成本。由于土地私有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总量。国家的储备粮是有一定额度的。进入粮食市场的余粮只能按照一般商品供求规律确定价格。在粮食丰收的年份或产粮地区，当粮食价格不能达到其生产成本时，农民卖粮就划不来了。这样一来，国家就坐不住了，“谷贱伤农”啊！于是，就规定一个最低收购价（保护价），让国家粮库敞开收购。进入市场后国家给粮食部门补助来解决粮食企业的亏损问题。于是。又一个问题出现了：粮食企业虚报收购数量，骗取国家补助。您看，轮着国家着急，农民乐了！

    其实问题出在粮食市场国际化上。美洲，奥州的粮食生产成本非常底，我国在小麦、大豆、玉米生产的价格、品质上竞争不过别人，造成美麦、加麦、奥麦远渡重洋到达中国后，比我们自己生产的小麦还便宜。（这中间当然有外商企图占领中国市场和他们国家农业补贴的因素）我们小农经济的农民竞争不过有二百年历史、机械化生产的国外大农业资本家、庄园主。于是，农民卖粮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