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了我四十年的“上海牌缝纫机”

       我跟很多朋友一样，一生中没有收藏过什么宝贝，也绝不会对某个物件“情有独钟”，唯有这台已跟随我将近四十年的“上海牌缝纫机”让我不离不弃，爱护有加。

       在那个国民经济十分困难、城乡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一台缝纫机是一个家庭富裕程度的象征，甚至可以给人们带来一线谋求生活的希望。

       二十一岁那年(1970年)，我拥有了这台来之不易的”上海牌缝纫机”，记得那天我起得特别早，小心翼翼的揣着好不容易凑来的钱和购物券过了两趟轮渡、来到中山路百货公司，排队买到了我心仪已久的“上海牌缝纫机”。记得刚刚安装好缝纫机的时候，整个大屋子的人都来观看、就像看什么稀罕物。

      说起这部缝纫机却有一个心酸的故事：这可是用我二十一岁的青春换来的。

       一九六五年九月，刚刚初中毕业的我随街道去了湘西（靖县）插队落户，经过差不多四年的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越来越感觉到了生活的举步维艰。没有了青春年少的热血沸腾，没有了战天斗地的豪言壮语，那贫穷的土地对于我一个普通的女青年来说已不再新鲜，有事没事就想着往长沙跑，母亲已被我搞得一个头有两个大，不得不重新考虑我的去向问题。

       那是 一九六八年国庆节过后，母亲下班回家，递给我从厂互助基金会借来的一十五元钱，恰似乞求地叮嘱我说：回去以后好好出工挣点工分，明年过年不要回来，弟弟刚刚下乡去不久，妹妹还不知道下不下，你这一来二去的都需要花钱，我都没地方借了……。

       说到这里，母亲的声音一度哽咽。没有等她说完，我连忙点头答应：知道了！知道了！我明年过年保证不回来就是！

      第二天就和一同回长沙的两个女知青回靖县去了。

     回到队上后，头几天就在社员家里蹭饭吃，后来觉得不好意思还是自己动手做，想出工就出工，不想出工就到外组去玩，反正没有人管，没有人念，倒也清闲自在。

    无聊的日子过起来还是蛮快，转眼又快到过年的时候了，社员们开始打糍粑，有养牲的开始杀养牲，准备过年。要回长沙过年的知青走的走了，有的还在犹豫之中。

     离过六九年春节大慨还有十来天，我和同组的几个女知青到靖县县城里去玩，正好碰上“长沙勘探设计院”的三部工程车要回长沙，看他们都是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小伙子，于是我们走过去和他们搭讪，当时有人提议说；问一下他们，如果答应带我们回去，我们就回去，如果不答应就不回去，没想到跟他们一说，居然答应了。这样一来她们三个可高兴了，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本来还有人陪我一起过年的，马上就要人去楼空，心里很不是滋味，想起母亲叮嘱的话语，我举棋不定，然而就在她们三人决定上车时的一瞬间，我最终没能控制住自己。

     尽管一路上吃.住都没有叫我们掏钱，我却全然没有归心似箭的感觉，以前不管我是坐便车还是坐湘运的车回长沙，都是一路歌声不断，这次一反常态坐在角落里不声不响，心里老责怪自己没有听母亲的话，并一个劲地嫌车跑得太快，还没有想好怎么面对母亲那无奈的眼神，车就到长沙了。

     我迈着沉重脚步，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情，推开了半掩的家门，母亲那天正好休息在家，我低着头走近她面前，不敢直视她的眼睛，眼泪不由自主地. 哗哗地流了下来，我说；妈妈，对不起！妈妈！是我不听话……。  好在母亲并没有多说什么。

        说是过年，那年头却不像现在过年这么有气氛，家里也没什么丰盛的过年物质，短短几天以后就感觉到很乏味，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惆怅。倒是 六九年春节的天气好象比平常年要暖和一些，我在外面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多得多，其实我是在找便车，为返乡做准备。

       有一天，我姐夫到家里来不知道跟母亲说些什么，当天晚上，母亲跟我说：“明天不要出去，我要带你去河那边的同事家里去玩”，我已八九不离十猜到是带我去相亲。

       可心里想；去就去吧，只要我说不同意，谁都奈何不了我！

        第二天大早，母亲的同事张姨就来了，于是我们三人过了三条河，走了几里路，到了一个叫望城坡的地方，张姨把我们带到了一座地处低洼的农家大屋，那是一座两进堂屋，两边厢房的普通瓦屋，住的都是姓廖，而且是本家。看见有客人来，马上就有人出来打招呼，于是左一个舅妈，右一个外婆，带出一些小屁孩来看热闹。只见在后进堂屋左边厢房里走出来一个近六十岁的老婆婆，张姨赶快走过去，叫了声叔外婆，并耳语几句……。

       老婆婆很客气的让我们三人在她家坐下了，并很麻利的在一张小方桌上摆放了四个小碟子，碟子里有我喜欢吃的点心。她家里的家具很简单，但很干净。不多久，我看到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姑娘和一个比我大七八岁的年青人进来，那年轻人看来比较斯文，1.60米的样子，身体还可以，老婆婆连忙介绍：这是我女儿，这是我儿子，家里就我们三个人，如此这般……。

        此时我已心知肚明，接下来就是张姨作双方介绍，我心想：命运是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的，只要我说不同意，谁都奈何不了我！心里头反复的重复着这句话。

       母亲见我一付无所畏的样子，也凑过来跟我说：“我看要得，他成份好，又是共产党员，也读过九年书，还参过六年军，人也不错，地方也好，离家里又近……”。

       还说如果同意马上就可以户迁口，当时我头脑一片空白，这可是我的终身大事呀，一定要想清楚才行。我跟母亲说：要考虑一下。

        我们回家以后，母亲对我格外关心，生怕我会一走了之，老跟我提那个话题，也做了不知好多工作，可怜天下父母心呐！那几天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心里也在琢磨这件事，我一走了之吧，母亲肯定会生气，我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总不能在靖县过一辈子吧？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啊！想来想去，作出了一个临时改变自己命运的、赌博性的决定：叫那姓廖的买一台缝纫机吧！我可以学做缝纫，心里已暗自发下誓言：凭我的聪明智慧一定要成功！

      就这样，我把自己换了一台“缝纫机”！

      去迁户口的那天，正好是我满二十一岁的生日。

       我自认是一个热爱生活，对生活充满期待，且比较有准备的人，如果说现在努力学习电脑.代码知识是一种时髦的求知欲望，那么与我当年废寝忘食的学习缝纫技能就显得那样微不足道，毕竟当年我为之奋斗的是生存的本领。

       我是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号离开靖县转点（结婚）到长沙县安家落户的. 一下子从边远山区到近郊农村，着实有一种莫名超脱感，尤其是让我去当代课老师的那几个月，还暗自庆幸母亲的选择是对的。然而有一天，别人告诉我：我们那个大队的部分知青在七月份就已经陆续招工回长沙了，听到这个犹如晴天霹雳的消息，我泪湿衣襟，心如刀绞、万念俱灰！心里想：我这辈子恐怕就这样完了！彻底的完了！

       一九七零年春节过后不久，我已初为人母，家境本就贫困的家里就多了一张口更占据了我一双手，老公手里那唯一.微薄的收入已入不敷出，眼看着空空如也的口袋，竟想不出一条赚钱的门道，干着急。

       穷则思变！于是，一个大胆且周密的计划在我的脑子里开始酝酿。

       带孩子是一门刚刚接触的学问，我一时难以适应，迟迟未能进入当妈妈的角色，人家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这孩子他偏偏穷人家生富贵命，比富人家孩子还闹心，真是你急他不急，真想拿个吹火筒一下把孩子吹大。

      接下来的每一天就是一只脚摇孩子入睡、一只脚学习踩缝纫机踏板，眼睛就一页一页地翻看着服装裁剪书，还要不时用笔记下一些参数,脑子里就像过电影一样想象着一件衣服在我手里逐步成型，心里却憧憬着成功时的喜悦。

       宽松、优裕的学习环境本身就是愉悦的享受，可我的自学过程分明是把自己逼上了梁山。为了初步学会缝制,一件旧衣服不知道被我拆了又缝，缝了又拆多少次，为了学会裁剪,也不知道裁剪了多少报纸,牛皮纸、也不知道给别人做了多少义务工，更不知道熬了多少个通宵达旦，真是食无味, 睡无眠, 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只知道我的体重从一百零六斤下降到八十五斤，但我心里觉得是值得的，因为我终于靠自己的双手打通了一条生活的出路，将慢慢地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了。

      自学的道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有一天,一个邻居拿来一段灰色的卡机布料,要我给她做一件衣服,我仔细的给她用软尺量好胸围.衣长.领.袖尺寸,并小心记录在本子上面.心里就暗自提醒自己: 这一次千万、千万不能出错!

      白天要照顾孩子,还要兼做繁杂的家务,裁衣服却又不能分心,只好等晚上孩子睡了才可以一心一意的进行裁剪。

      我没有参过师，服装裁剪书就是我的师傅, 书上那些参数就是数据,我需要准确的计算出衣服的前页.后页.各个部件在布料上的位置,还有领.袖的衔接部位至少要精确到90%.  这些要领我心里是十分清楚的,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完成了所有的裁剪.初步的成功喜悦洋溢在心头。

       第二天中午等孩子睡觉以后,我就迫不期待的坐在缝纫机上开始缝制这件衣服, 缝制过程都很顺利, 然后就开扣眼, 整烫,两个小时以后, 就在我以自己当模特试穿这件新衣的一刹那,我傻眼了! 怎么我穿上就这么合适呢? 她可是比我要高要胖啊! 我急忙脱下衣服用尺一量,再对照记录本,尺寸没错啊! 那错在哪里呢? 人顿时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

       哦!  我突然猛醒,原来我跟她量的是紧身尺寸,没有按照比例放宽尺寸.

       事已至此没办法,只好认赔!

       开弓已没有回头箭！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带着这部”上海牌缝纫机”走村窜户吃上了百家饭，而且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裁缝师傅，当然，这样的失误也就再没有发生过了。

       还有令我难忘的一次：我应约去给一家较远的顾主家里做衣服，缝纫机是我老公用自行车载着的，不料在一个弯道处被一部公交车撞倒在地，着地的一边站脚被摔成严重骨折，看着我心爱的缝纫机摔成这样，心里难过极了。尽管我找了技术最好的焊接师傅来修理，可在它的身上还是留下了几道明显的伤痕。这些伤痕也时刻提醒我要好好的保护这赖以生存的工具。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我被招工进了我母亲所在的湖南省建湘瓷厂, 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领导阶级”。我和我的这部缝纫机才结束了吃“百家饭”的命运。

       招工进厂以后，全家四口人从农村搬到城市，住上了宿舍楼、吃上了国家粮 、喝上了自来水。而我和老公两个人的工资才六十元多一点，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显得件件具体，于是我又打起了这部缝纫机的主意，无论是酷暑严冬，基本上每天下班回家以后都要帮人家做一件衣或者一条裤，星期天更是起早贪黑，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是这部缝纫机的踏板声陪伴着我，时钟在不知不觉中指到壹—两点才肯收工。

       辛勤的劳动和付出一定会有所回报，我们一家人在衣食无忧的生活中很快地融入了这个本来就不陌生的城市，现在两个孩子早已成家立业，他们、包括孙子也不再穿我做的衣服，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追求和向往。

       我也就乐得些许空闲来梳理自己的日常事务，找回一些失去多年的记忆和美好的学习时光。

       时而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

       从一九七零年到二零零九年整整快四十年了,我的这部“上海牌缝纫机”在我使用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大的故障,它的身上虽然也布满了岁月的沧桑,但只要我用得着它的时候,它就会不知疲倦地为我“拔弩张弓”。

       我爱我的这部”上海牌缝纫机”，就像爱我的家庭成员一样，它在我家庭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为我创造了生活的财富,陪伴我走出了人生的低谷.岁月的冬季！

       而我对它也像好朋友一样不离不弃，至今还爱护有加。

                                                                 2009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