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以前就听说季羡林是北京大学教授，研究梵语。梵文是古印度语言，我连古汉语都没有过关，研究古印度的季羡林的著作肯定读不懂。

《人物》杂志从1991年第4期起连载季羡林《留德十年》。刚读第一篇，季羡林那极具亲和力的文字深深地吸引了我。双月出刊的《人物》杂志，让我时时盼望出新刊，长达一年的时间，分6期才连载完。读完《留德十年》，我知道研究古印度文字的教授，写出的文章清新流畅，平易近人，读他的文章如同听一位北方老大爷讲过去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季羡林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回家乡济南谋得一中学教员的职务，教了一年国文后，他考取了清华赴德国交流的研究生。去国离乡，赴西方留学是当年青年学子最时髦的事，季羡林春风得意。原以为两年后可以回国，不料二战暴发，交通断绝，回国无望，季羡林在德国待了十年。他先后学习了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获得博士学位。

他初到德国时，先在柏林做暂短的停留，转赴哥廷根，他租住在一对中年夫妇的房子，在这座德国小城一住就是十年，与房东一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就读的哥廷根大学有很浓的学术气氛，数学家高斯曾经是这所大学的教授，物理学家韦伯在这里发明了电报。他学的梵文专业只有他一个学生，老师也不介意，照常上课，一丝不苟。二战后期，盟军飞机天天轰炸德国。哥廷根很座只有2万人口的小城，也遭遇过几次轰炸。有次盟军飞机在哥廷根投了2枚气爆弹。季羡林见到流体力学专家、德国飞机制造之父普兰特尔教授在一段短墙下弓着腰，原来他是在观察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是怎样摧毁这段短墙的，教授自言自语：“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的流体力学试验室里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在慕尼黑，一天夜里，盟军飞机正进行地毯式轰炸，人们纷纷跑向地下室躲避。而一位老头反其道而行之，从楼下冲向楼顶，他是一位地球物理学教授，他认为，这是极其难得的作实验的机会，在实验室里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样的现场：全城震声冲天，地动山摇。美军进攻哥廷哥时，少量的德军做了轻微的抵抗，美军一发炮弹落在季羡林的老师西克教授住房旁边。战火刚一停止，季羡林赶到西克教授家，他正在伏案读有关吐火罗文的书籍，窗子上的玻璃碎片洒落在书桌上。

德国学者就是这样，宁愿为科学而舍命。

战争结束了，季羡林没有选择留下，而是急于寻找回国的途径。经瑞士，辗转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祖国。他在英国时拜见了陈寅格先生，陈先生写了一封推荐信，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聘季羡林为教授。他主持创办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从那以后，季羡林在北京大学做了几十年的教授。

我是从《留德十年》“结识”了季羡林先生，后来，中国出版业印行了大量季羡林的书，我的书架上有《季羡林谈师友》《季羡林谈人生》《季羡林谈读书治学》《牛棚杂忆》《季羡林散文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是没有一册季羡林的学术著作。

有年秋季北京大学新生入校时，季羡林独自站在校门口，看着成群的新生步入校门。忽然一位女生向他求助：她要去办入校手续，请老师帮她照看三件行李。季羡林欣然答应，一直等到那位女生办好手续，回来取走行李。新入校的女生没想到，那天帮她照看行李的是北京大学老教授。

读季羡林的《记张岱年先生》：“我有一个自己的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正热爱党的人。”

季羡林先生是一位有良心的知识份子。

   读季羡林的《记张岱年先生》：“我有一个自己的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正热爱党的人。”

   这话太正确了，还要加一点：凡被划为右派的人都是有能力有水平的人。

   遗憾的是季老的东西我没看过，对他的了解都是通过网上别人的文章里。谢谢楚人兄弟读了季老文章的读后感，让我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季老。

读季羡林的《记张岱年先生》：“我有一个自己的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正热爱党的人。”

邓小平坚持认为，57年反右没错，就是扩大化了。

不知信谁的。

不是故意抬杠，千万莫认真。

季羡林站在良知的角度，邓小平站在反右总指挥的角度，哈冒错！

我也不是抬杠，莫当真。

划右时还有更荒唐的，单位有指标，还冒达到，就再加两个，可怜这些稀里糊涂凑数的，尽管比正规的能力方面差点，但一家子人，也是人下人，过哒20年！

我是从一个非专业作家的一本散文集中知道季老的，在书里我看到了楚弟弟讲的季老帮学生看行李的故事。后来，在百家讲坛听钱文忠教授讲课时，又多次听他提起过季老。

季老的《留德十年》我没看过。上月，去图书馆借了一本季老的散文集，但由于我借的书超量了，只好放下，准备下月再借。谁知这月去借，我在放那本书的书架上来来回回找了两遍都没找到，幸好，找到了一本季老的《谈人生》。

一上纲上线就拐哒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