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大队部
-- 发布时间:2009/7/5 19:09:16
-- [原创]我的文革故事:二、大串联
二、大串联
毛的两次接见红卫兵,以及林彪的讲话、16条的公布、“破四旧”、“斗批改”在全国的迅速铺开,极大的刺激了学生们的“革命”狂热,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于9月5日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外地高等、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和职工代表来京参观、学习运动经验,交通、生活补贴由国家财政开支。坐车、乘船不要票,吃饭、住宿不花钱;各大中小学校的宿舍、机关单位工厂房屋都腾出来开设接待站。于是,席卷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了。
这对于长年封闭在校园里的学生来说,真是无异于天上掉了个大馅饼!学校里炸了锅一样,无须奔走相告,个个奋勇争先,新成立的串联办挤破了门,开证明、介绍信的老师满头大汗,手写到直打颤。
有了被从北京赶回来的痛苦经历,说什么我也要再上北京,这次谁也不能赶我走了,因为这次是毛主席请我去的!
可是有一个问题,家里一贫如洗,四口人靠妈妈一个月35块的工资生活;姐姐管了我的午餐,她的婆婆没有收入,对家里也是爱莫能助,可我出远门总要带点钱吧。
去还是不去?最后还是妈妈支持了我,咬咬牙,给了我五块钱。
我与班上要好的同学李俊全相约同行,在火车上,遇见两个五中的学生和我们结了伴。他们的名字是杨国安、张树根。这一路很顺利,23小时后正点到站。
又来到了北京!我的心情依然激动。看着塞满了大街小巷的各地红卫兵,我忽然意识到我并不是拥有红袖章的革命小将,但我毫无疑问是一个虔诚的朝圣者。
我们住进了新中街招待所,四个人一间房,没有床,开地铺;吃饭在食堂,菜谱基本上就是西红柿,变着花样吃。
安顿下来后,我问自己,明天做什么?我们是响应中央号召,来进行革命串联的,但我无门无派无观点,脑子里一团浆糊,找谁串联,串联什么?我实在很茫然。
他们几个倒是目的明确,聚在一起兴奋地商议:明天去天安门、故宫,后天去动物园,大后天去香山、八大处,再后天去颐和园…我因为囊中羞涩,故而有点扭捏,说,明天,故宫,好吧…
然而到了故宫,我们看见大部分宫殿已经封闭了,我们只进了太和殿。这一座明清两朝的金銮殿幽暗无光,看起来远不像想象中那样唬人。我想,大概北京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已经让这个中国封建社会的象征威风扫地了。一想到这里,我竟然产生了一种兴奋的感觉。
在回招待所的路上,我们看见人行道上堆满了西红柿,鼻孔里充满了挥之不去的沤烂了的气味。随便打听一下,说是一分钱一斤,如此便宜真叫人咋舌。
北京动物园跟长沙的不是一个级别,这让对动物素来很感兴趣的我大饱了眼福。可是我站在狮虎山和熊山边上的矮墙旁,心里总有点害怕:要是人掉下去了怎么办?后来又觉得这样想很傻:难道他们,那些管理动物园的大人们会想不到这一点吗?但无论如何我站在那里还是有点紧张。
在北京街头,我又一次品尝了啤酒。这次我喝了两口,艰难地吞了下去,然后还是把杯子里的大部分倒掉了。
我在北京的观光就此打住了。确实是因为没有钱。虽然吃饭住宿免费,但乘车、门票、起码的消费中央并没有明确的指示都可以免费,所以北京市的革命群众没有忘记向我们外地人收他们认为该收的钱。
而我的同伴们好象做了充分的财政预算,他们游兴正浓,日程排得满满的。我一个人呆在招待所很无趣,只好天天逛街,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这一看,让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我做梦也想不到,那么多的老革命、老干部、老英雄我们在课本上都见过都当作学习榜样的,现在都上了大字报,成了反党反毛主席的走资派!在民委的大墙上,我看见班禅.额尔多尼被揭露,在农业部,我看见谭震林被批判,在西单,我看见了彭德怀、贺龙的名字,我看见大字报写着贺龙的一副墨镜花了3000块钱,这个数字又把我惊倒。我甚至看见了朱德的名字!而这个名字现在和“军阀”两个字连在了一起!天啊,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不都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共产党的领导,共和国的元勋吗?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反革命呢?难道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就是为了打倒他们——他的同志和战友吗?难道不是我以前所认为的“黑五类”牛鬼蛇神吗?如果真是这样,那究竟是为什么?满街的宣传车和高音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毛主席的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谁来造反,造谁的反?16岁的我无论怎样都想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我只是觉得,很多东西从小在我心里建立起来的现在被打碎了。我需要把它们重新捏合起来,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那几天的日子惶惶不安,内心巨大的空虚让我害怕。其实我是从心里支持打倒牛鬼蛇神的,我很早就和我那个“反革命”的父亲划清了界限,我真心热爱共产党毛主席,虽然我总是被排除在我想参与的组织与活动之外。但是现在的情况我无法理解。我看见大量的红卫兵在抄录大字报,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一天, 李俊全对我说,明天打算去长城,你去不去?我这个同学家庭出身是小业主,父亲是搞翻砂的老师傅,有工作而且工资不低。他也爱吹笛子。
我说算了,不去了。他说我出钱,去吧,不到长城非好汉呢。我真的动心了,我想象着自己上了长城,成了好汉。但我还是拒绝了。
同伴们终于游遍了北京,李俊全连十三陵都去了。连番的游览令人疲劳,兴奋度也不断地降低,口袋也一天天瘪下来,最后大家都瘫倒在招待所房间里的地上,捱起了日子。理由很简单,现在还不想回家。
五中的这两位伙伴很有趣,成天争吵不休,谁也不服谁,活象一对欢喜冤家。杨国安身材较大,好说爱讲,雄辩滔滔的,总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一副得意的神态。张树根瘦小一些,却偏不买他的帐,挖空心思钻他的空子,找他的语病。
有一次两人靠墙躺者,说话间又绊起了嘴。你来我往像拉锯一样。我和李见怪不怪,也躺在一边看热闹。忽然,杨国安的快嘴不小心蹦出来一个词,张树根一弹而起,指着杨厉声叫道:“好,你说了!”
杨国安脸一红,强嘴道:“我说什么了?”
“你说了,乳房!”
“我没说!”
“你说了,他们都听见了!”
“我没说。”
“你还狡辩,你明明说了乳房,你的思想不纯洁!”
……
由于天气转凉,我们都没带厚衣,终于在来北京近一个月后,我们回到了长沙。
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五中的两位可爱的伙伴。
我也终于没有上长城,当好汉。
这时的长沙已是乱象纷呈。“破四旧”行动砸烂了所有在过去视为珍宝而现在被称为“封资修”的东西,街上看上去一片狼籍。而“造反派”组织的蜂起使运动呈现出多派对立,互相斗争的复杂形势。学校组织早已瘫痪,学生已经占领或接管了学校;光天化日下,年迈的老师剃着阴阳头,在昔日学生的皮鞭和木棍下一边颤巍巍地唱着“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一边吃力地举起锄头,做着毫无意义的劳动。有墙壁的地方都贴满了大字报,义正词严地揭批资产阶级权威的“反动罪行”,对立的组织互相攻讦,“保皇派”和“造反派”都宣称自己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学校到工厂甚至到家庭,主要的派别都有自己的拥护者。
在家里呆了几天,心里的困惑未解,无所事事的日子又很难过。眼看着大串联方兴未艾,便与李俊全商量:到上海去。
两人一拍即合。这次我口袋里的钱更少。我想,反正吃住不要钱,上海的名胜古迹没有北京多。
但是火车的拥挤出乎我们的意料,从长沙好不容易挤上车,别说坐,连站的位置都没有。行李架早被人捷足先登,座椅底下也塞满了人,厕所更是人满为患。我们只好僵直地站立着,不到一会儿腿脚就麻了。
火车行至金华附近,因铁路上人太多停了下来。这一停车外面的学生就拼命往车厢里挤,门堵住了打不开就掰开窗户往里爬。车厢里面一下子人数猛增,人们互相紧紧地挤着,没有一丝缝隙,连双脚离地都不会往下掉。耳朵里只听见男生的咒骂声和女生的尖叫声,哭喊声此起彼伏,汗水和尿液的气味刺激着鼻子,眼睛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幸好这一段痛苦的行程没有太长的时间。我们到了杭州。
在杭州我们只停留了一天,只去了一个地方:西湖。我觉得除了大一点,西湖比长沙烈士公园强不了多少。倒是岳王庙给我留下一点印象。其实庙已被封,但庙外秦桧王氏夫妇的铁铸跪像还放在那里给游人观看。想起秦桧后人的那一副对联: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心里颇为震撼。
到了上海,已经是夜晚。我站在外滩黄浦江边,看着黑黢黢的江水,动了游泳的念头。心想明天吧。可是第二天再到江边一看,大失所望:黄浦江太浑浊了,水面上漂浮着大片的油渍,根本不适宜游泳。
我们住在浦东一所学校里。浦东给人的感觉很不好,狭窄弯曲的马路,建筑物陈旧破烂,路边比比皆是的厕所,没有围墙,就是当街立起一面个把人高的矮墙,小便都遮挡不住,别说大便了。然后就是女人公然地在矮墙后面倒马桶,这是浦东最具特色的风景。
在黄浦江对面就是两个世界!尽管文革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混乱,但上海的十里洋场依然保存着它特有的风韵。欧式建筑,浮雕铁栅,上海就是摩登的代名词。
我们每天乘渡轮过江,到市中心各处游玩。南京路、城隍庙、外白渡桥、鲁迅纪念馆…从墙上的大字报我们知道上海市长曹荻秋已经被打倒,前不久发生的“安亭事件”轰动全国,造成这一事件的是上海造反派组织“工总司”,而“工总司”的头头是一个叫王洪文的人。
上海给我的印象很奇怪。它不象北京那样由表及里的轰轰烈烈,而是一边轰轰烈烈地制造着大惨案,一边却依旧吴侬软语,摇曳生姿,展示着它的妩媚。这或许是因为它经历过的太多了,上海不会轻易改变它的洋场本色。
我们在上海逗留了近半个月。正当我们计划去南京,再去天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四处张贴的中央的通知:停止乘车串联,提倡步行串联。
继续北上是不可能了。我们有点扫兴地上了回家的火车。中央的通知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要停止这种大串联呢,运动刚刚开始,火车速度多快呀,这一停下来不会影响运动吗?我们所不知道的是,由于大串联,全国的交通运输已几近崩溃了。
火车到了株洲,要重新编组。李俊全下了车,我留在了车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也许是在外面呆久了,心野了,也许是我天生具有浪子的情怀,只觉得有一股说不清的冲动,要随着这列火车去到任何地方。
火车开动了,我呆呆地坐着,脑子里什么也没想。到长沙站停车的几分钟,我闭着眼睛努力不去想妈妈的样子。火车驶出了湖南,接着又驶出了湖北,在河南漯河站,我下了车,走出车站。我摸了摸口袋,其实不用摸,我早已知道,口袋里只剩下一毛钱……
十天后,我回到长沙,像个叫花子。
一个星期后,我和同班同学李俊全、李盾以及他的一个小学同学一行四人,沿着毛主席走过的路,步行走向井冈山。
知道谁是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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